一位90后阿斯伯格女性，在北京生存的十年 | 人间

人生不会自己好起来，你只能在被踩扁之后，一点点把自己捏回原来的形状。

配图 | 《平凡的荣耀》

2025年4月，我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门诊获得了一张“ASD可能性大”的病历，我的人生自此多了一个注脚：阿斯伯格人士。

这一年，是我来北京的第十年，我32岁。

直到这一年，我才终于知道，那十年里所有的格格不入、所有的沉默、所有的崩溃，都有一个名字。但在这之前，我先学会的，是把它们当成我一个人的错。

那十年，是这样开始的。

2015年，刚毕业的我海投简历，进了北京一家口碑营销公司。老板姓方，大家都叫她“方姐”。她有十七年工作经验，我于是暗地里叫她“方十七”。

方十七很喜欢把我关小黑屋训我话，从一寸光阴一寸金，到父母不应该把我保护得太好，再到性格决定命运。这些话都像一锤锤榔头，打掉我的牙，我不解释也不争辩，只是把牙一颗一颗往肚子里咽。

其实刚进公司时，负责带我入行是瑞姐，但她那阵身体不太好，经常请假，我因此时常听令于方十七。瑞姐会带我做项目，在我做得不好的时候鼓励我、在我表现好的时候夸赞我，她给予我极大的信心。瑞姐时常休假的半年里，我一直在等待她回到公司，可后来，她干脆不来公司了，最终悄无声息地离职了。我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去做什么了，她就像一个美丽的肥皂泡，只在阳光下折射出一抹彩虹色，便“噗”地一下消失了。

瑞姐是公司里的“首席”，方姐没了她，仿佛提前进入更年期，非但拉我进小黑屋训话的频次更多，连工资也开始拖欠不发。

那是拖欠工资的第四天，我没有钱吃饭，浑身无力地瘫软在工位上，饭点的时钟寂静地走着，我饿得前胸贴后背。我当时的月薪到手只有不到3000元，房租1500元，剩下的钱在给我的猫咪买品牌猫粮、我自己吃饭后，几乎剩不下来。我在北京没有朋友，是孤身闯荡，我和家庭的关系也一般，妈妈甚至不知道我在北京工作，因而，我无处求援。

这种饥饿，延续到我点进支付宝，我惊讶地发现，原来支付宝可以贷款。世界仿佛为我打开了一扇生的大门，我当机立断点了一份外卖来吃：西红柿炒鸡蛋、上海青和米饭。我吃得狼吞虎咽。

“吃饱饭整个人都有精神了，回想刚才饥不择食的样子够辛酸。也许是因为我太心软、太懦弱。”我在日记里写道。

2016年6月，方十七拖欠工资的3个月后，我离开了这家口碑营销公司，裸辞。在找工作的日子里，为了让自己看起来人模人样，从来不穿裙装的我给自己买了件天蓝色水洗连衣裙。白天，我穿着连衣裙在外风尘仆仆奔走面试，晚上回来把连衣裙洗了晾干，第二天白天继续穿。

我当时有很严重的社交障碍，常常在人前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清楚，因而，面试并不是很顺利。最终的结果是，我熬了两个通宵写出的影评稿，终于为我换来了一家影视新媒体营销公司的offer。

这家公司里，我的直属领导是鹰鹰。她面试我时，说话慢条斯理、不紧不慢，像极了我一个大学学霸同学，这给了我天然的亲近感，她不苟言笑的模样又平添一丝威严。

面试时，总是鹰鹰在说，她告诉我她需要有深度的影评类稿件，而不是敷衍了事的水稿。她没有问我为什么身为一个浙江人不在富庶的老家发展而是要来北京，没有问我对岗位职责的认知，也没有要求我阐述个人未来发展规划，只是给了我一个开放式的“作业”，让我写好影评，发到她的邮箱里。我想，这是我的侥幸。

我的社交障碍在入职不久后就暴露了——我在回答问题时总是很慢，也许是因为脑子里装的东西太多了，平日里又几乎不与人交流，话到头一时语塞，反应就变慢半拍。

人事大姐“二哥”，是第一个点破的。她平日酷爱英语，一天她问我：“小敏，你有英文名吗？我给你起一个吧！”

“好，啊。”我慢吞吞地说出了这两个字。

“就叫你Flash吧，闪电。”相熟的同事听后，学着《疯狂动物城》里的“闪电”，发出“哈，哈，哈”的笑声。

二哥笑着说：“看小敏的状态，和闪电真是一模一样呢。”

好巧不巧，瑞姐也给我起过“闪电”的外号。闪电就闪电吧，能给公司带来欢乐，我心里是开心的。

鹰鹰是青海人，90后，有着一双美丽眼睛。我曾这样形容过她的眼睛：那双旷世净美的眼睛，像青海湖畔孤傲的嵩草，清澈、精神，像神话一般美丽。

可她的眼神却如鹰一般精准，错别字、哪个词语搭配有问题，她都能给揪得明明白白。

我刚入职时，负责运营一部暑期档电影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每天要写一篇推送，推送发布之前要给鹰鹰审核。鹰鹰总能精准地发现每一个微小的错误，而那时，任何错误对我而言都如同凶残的敌军，我坚定地认为，一点点细微的纰漏都能将我置于万劫不复的境地。因此，我对鹰鹰又爱又怕。

还好，我在电影营销上总算是颇有天分。从入职到2017年年中，我一直在给不同的电影项目写宣传稿件，我的稿子篇篇一稿过，我由此在这家影视营销公司获得了众星捧月的地位。为此，副总素素和总经理张总没少在群里发红包，并且指明要求我来领。素素甚至决定专门做一个夸电影的账号，和其他电影类的头部账号有所差异化，由我来做主笔。我们当时都幻想过能把这个账号做到“10W+”的水平。

天不遂人愿，这个账号在我手里几乎诞生即死亡。我熟读毒舌电影、独立鱼、影视大魔王等账号的推送，知道他们用什么方式最“撩”影迷。每个公众号都有“杀手锏”，比如毒舌电影就能写出“五彩斑斓的屎还是屎”这种惊世骇俗的影评。

我们有什么杀手锏呢？没有。

我写影评不专业，写出来的东西充其量只是观后感。我竭力抓取那些大号的文章结构和行文节奏，试图捞到一丁点“大号”的手感和语感。结果是，那一篇篇发出去的稿子，就像一滩滩扶不上墙的烂泥，阅读量从未超过三位数。

素素一开始还兴冲冲地转发推送到各个群里，发红包请大家阅读加转评赞。但看着每天阅读量少得可怜的萧瑟惨状，素素不再为它施舍红包了。账号沦为一个被打入冷宫的后妃，只剩下我一个人苦苦坚持，越坚持越看不到远方的光亮。

一天，我隐约听见鹰鹰在和谁小声嘀咕：“她一天下来除了写稿子什么都没干。”

我不确定鹰鹰是不是在说我，但我的心咯噔了一下，因为我确实为了熬一篇稿子的选题花了很多时间，更多时间里，我为自己憋不出一个字而陷入漫长的精神内耗。

他们不知“一稿过”背后要付出多少艰辛，写好一篇推送相当于完成一项多大的工程，他们只是将我跟其他同事对比。策划爱丽丝，会写稿子会做图，能写段子出方案，对接起客户来也是轻车熟路。虽然人家不一定是一稿过，但人家肯修改啊，一直改到客户满意为止。

他们开始给我塞大量任务，写不完的文案和策划，对接不完的客户，发不完的微博。我在无穷尽的“嗯嗯好的”“收到马上”“我们改一下”中深刻感受到，身为一只营销“狗”，唯一职责就是“舔”好客户的悲哀。

晚上回到家，我把手机搁在桌上，暂时躲避了客户微信群里的信息轰炸。当一切都静下来时，我的眼眶却连续不断地涌出泪水。如果这样的一天可以称之为“充实”，那我宁愿在空虚中醉生梦死。

2017年底，我跟着鹰鹰和素素做系列电影《A2》的宣传营销，项目组缺人，准确地说，是不断有人离职。那时，项目统筹岗已经走了两名同事，而老板迟迟没给再招新人。于是，我这个文案策划被迫承担了项目统筹的大部分工作，被迫加了很多客户和同行的微信。

我像个上了发条的机器人一样，24小时守在微信群前，秒回客户的各种消息。我从一个打死不肯开口说话的自闭女孩，被迫变成一个公司内部外部到处对接，哪里需要就在哪里闪现的“社牛”。

项目庆功宴上，我见到了客户妹子。她常和我们这群策划打交道，见到站在鹰鹰身边战战兢兢的我，不顾三七二十一，从里到外从上到下把我给表扬了一通，唬得我连连鞠躬。我也从一个文案策划，升级成为策划经理。

此后两三年里，公司里的员工像流水席一样来了又走，这是影视营销公司的常态，也和素素、鹰鹰的“伟大”领导不无关系——他们不是擅长解释的人。他们不会把客户的需求清楚地传达给我们，更不会把我们做错的地方给我们讲清楚。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简单粗暴，一句“再想想”“不行”或“换一个”就能把人给打发走。他们对待我们时像客户一样呼来喝去，而不像战友与我们并肩携手。他们对客户的态度，却是十足的恭敬和谄媚。

有一次，客户公司的艺人统筹鹤鹤问鹰鹰，素素是不是公司里的活宝。鹰鹰笑笑不说话。我在心里也笑笑不说话。素素的“活宝”只对客户展现，对我们，尤其是对我，冷暴力使用的纯熟度，他若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

2019年底，《A3》的宣传启动，这时组里的人员配备就齐活多了。一个项目统筹，四个文案策划，一个实习生，哪怕有铺天盖地的文案和稿件需求下发，我们也能分而写之。

国庆节期间，素素在群里安排写微博文案，艾特了另外三名策划，唯独把我漏掉。那时，我正在海淀暴走，本已经腰酸背痛，看到素素对我的漠视，顿时腰就不痛了，双腿又大步流星起来。

我是从朝阳走到海淀的，全程26公里。

之所以暴走，是因为暴食。我和食物的关系始终失衡。因而，我一度极端地处理这份关系。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工作时从来不吃午饭，只在晚上回家之后，路过全家便利店，买一块奶酪蛋糕当作晚餐。那段时间，我在公司里有了一个“神仙”的绰号，因为他们发现我不吃午饭也能活。“我从来没见过小敏老师在公司吃过饭。”我搭档这样评价过我。

但更多时候，工作日高压高强度劳作透支了我的注意力和精力，当我回到家，一个人面对安静的房间时，无数欲念便像海啸一样涌上来，对碳水和甜食的渴望让我像个提线木偶，迈着双脚往超市的大门走。

我贪恋口水将夹心面包化开的感觉，品味黄油散发出的香气灌满整个口腔。而更多时候，我只不过是机械地将食物塞进嘴里咀嚼，咀嚼的同时，脑子里不断浮现出老板“老子就是无所谓，但老子就是能接大项目赚大钱”的自负的脸。

我尝试过早晨五点起床晨跑，往返五公里，一共十公里。就跟很多练了也白练的人一样，我跑得多，吃的也多，消耗掉的能量，通通被重新吃进去的食物热量给抵消掉了，最终只落得一个两条小腿跟灌了铅一样又重又痛的下场。我料想自己国庆假期如果不出去暴走，就会在家里吃到地老天荒，于是从家步行到国家图书馆看书。

《A3》的宣传工作，不如预想中顺利，突如其来的疫情，让《A3》不得不撤档，大约一年后才又重返院线。

这一年里发生了太多事，公司早已物是人非。素素和鹰鹰一起离了职。他们携手入职了一家全新组建的公司，素素担任总经理。我们客户方的《A3》宣传组入职了一名新客户，赵洋洋。赵洋洋的性格有点咋咋呼呼，她很喜欢在群里颐指气使，且坚定地认为，只要是她说的，那就都是对的。

身为一个已经连续跟了两部“A”系列宣传的乙方，我常常在群里嗅到一丝赵洋洋不专业的气息。我们希望持续去做“A”系列的故事盘点，以增强观众对剧情和角色的熟悉度，可方案到了赵洋洋那里便被她一票否决。

“真的别盘了，都盘包浆了。”

“除了盘点还是盘点，主演的头发丝都要被盘点过了。”

“辛苦策划老师换个思路，再创辉煌吧。”

赵洋洋要不遗余力地在宣传上搞出点新鲜感，我理解她想要破圈扩大受众面积。但我的想法是，“A”系列需要突出它的格局，一直以来营销走的也是格局路线，比如强调国际范、与大牌联名合作，通稿发的也是光明网、中国青年网等主流权威媒体平台。官方在破圈营销上向来走得很谨慎，因为越是体量大的电影，越注重口碑影响，一点点负面都要不得。破圈营销，尤其是官方出口，怕的就是这个万一。

赵洋洋发的号、施的令和我的营销直觉发生了冲撞，我却没有尝试过任何与她沟通的可能性。我的灾难化思维让我无时无刻不在料想，但凡我在那个甲乙双方共生的群组吱半声儿，哪怕是和颜悦色的，一边倒的否定口水都能把我淹没。

我的搭档，项目统筹李暖暖，表面上和我一起吐槽客户审核文案与策划的眼光之任性与歹毒，背地里却和他们拉小群一起来骂我。我亲眼见过李暖暖有一个只属于他和赵洋洋等三人的微信小群，因此，我和李暖暖之间的信任指数直线下滑，到了他给我下需求，我看到后直接去做而不回复、我给他发做完的内容，他已读也不回复我的地步。他搞得我很窝火，我搞得他很没安全感。

在这种僵持状态下，我在群里造了一次反。那天晚上，赵洋洋审完我的文案后又在群里发起飙来。她嚷嚷着文案写得有瑕疵，但没有给出修改建议。通常客户的对接都是项目统筹在群里沟通。李暖暖一如既往地无脑顺从赵洋洋的要求，既没有解释这批文案的切题性，也没有要求赵洋洋给出具体的修改方向。

李暖暖在群里圈我，让我修改。我便很直白地指出赵洋洋要求中的不合理之处。李暖暖，你不帮我，我只好自己求生了。这是我来公司的五年里第一次跟客户对线：“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我给赵洋洋丢去了一颗“手榴弹”。

结果是意料之中的，赵洋洋炸毛了。她骂了我好几屏，骂到平日里以观望为主几乎不怎么管事的张总，给我连发了三条微信。他说他没精力顾及大家的感受，文案以通过为目的，不想改就交给其他人。

“别在群里怼她了，她又跑过来找我絮叨，我真的烦她了。”

“好的，我在改。”

我很怂，被张总一找，我所有的怒火都没了。我一度以为，张总会在我面前发火，并扬言不行就让我滚蛋，没想到他会用略带央求的口吻，让我再一次瞬间变回那匹任劳任怨的营销牛马。

为了项目正常推进，我老老实实地把文案改成赵洋洋想要的样子。但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事情就不会真正翻篇。我和甲方、李暖暖的矛盾还在不断激化，上头劲儿被压下去了，我不得不选择“下头劲儿”。

春节“假期”结束，我们从在家办公转移到回公司办公。开工当天，我没去公司上班，只是在开工前一晚告诉人事我“不干了”。在项目群里，我也是装死的状态，他们艾特我登录“A”系列抖音官号，我没有回复。

于是，我又收到了张总的微信私信，这次是合计159秒的语音。“年前给你打气，给你说了，对待不同客户要用不同方式，给你权限，给你薪资……这些我都是站在你的角度，都考虑到了你，你现在就直接这样‘回馈’我是吧。”

我沉默不语。

“年后我们成立了一家口碑公司，也是我们的子公司。我让小能来做新公司的总负责人，你如果觉得公司目前的架构不适合你，你可以去他那边。但是无论怎么样，咱们得把最后一班岗站好。”

听到“小能”这两个字，我怔住了。

我和小能的相识要追溯到三年前，那是2017年底，我还在为《A2》的宣传殚精竭虑之时。

某天，我在知乎上刷到一篇关于孤独的回答，点赞有一万多。作者便是小能，他是个知乎大V，粉丝有十几万。小能对孤独的描绘引起了我的共鸣。看到他知乎主页有他的微信号，我尝试着加了他。五分钟后，他通过了。

和很多陌生人相互加了微信就不说话一样，一开始我和小能也没有任何交流，直到不久后的跨年夜。那天晚上，我们在朋友圈发《A2》的跨年热点图，我惊愕地发现小能给好几个客户和同行的朋友圈点了赞。他也给我点了个赞。次日下午一点零二分，他甚至又在我朋友圈底下留言：你好啊。

我想起他在知乎上写的自己——很受女生喜欢，却永远是被甩的那个。他的恋爱经历丰富到可以出书，料想他女朋友也应该换了十几个了吧。于是，面对他的招呼，我感觉自己就像红灯区站在街头那个花枝招展、袒胸露乳的不检点少妇，也觉得是他这个花心大萝卜又在寻觅他的恋爱对象，于是，我把打出去回复他的文字删掉，并且保持沉默。

而与此同时，我把小能的知乎翻了一遍，并且到他知乎关联的微信公众号上转了一圈，知道了他的真名，一个很普通很邻家的男孩名字。我还在知乎上搜出来大量与他有关的文章和评论，多数都跟他丰富且跌宕的感情经历有关，于是，我对他的态度也就更加谨慎了些。

直到某个周六，他主动给我打语音电话，我们畅聊了二十多分钟，时间仿佛只是一瞬。挂掉电话后，他微信发来一段文字，说我“有点奇怪的样子，很漂亮，很纯粹”。

我撇了撇嘴，心里想，你是怎么知道我漂亮的，喝醉了吧。

过了十分钟，我回复他：并不漂亮。

“你有男朋友吗？”

“没有。”

“有暧昧对象吗？”

“没有。”

“那现在有了。”

母胎单身的我抱着电脑坐在床上，身上套着羽绒服，腿上盖着棉被，只感觉全身上下都软塌塌的。我倒了下去，感觉所有力气都透支了。我站起身，戴上帽子，扶着墙根，呆呆地发愣。摸了摸脸，烫烫的；听了听心跳，笃笃的。

我和小能在微信上保持着一种悬而未决的暧昧关系，一天，小能从深圳飞到了北京，在机场航站楼打车，我乐得合不拢嘴，我不知道自己在高兴什么，小能又不会来找我。

我错了，小能竟主动来找我，他说他想我了，还想让我照顾他。

我说：“好，我照顾你。”

他说他要来我的住处，我便把我当时租住的老破小定位发送给他。

那天是小年，素素在公司里请大家吃饺子，我却因为紧张见面毫无胃口。

我想象过很多种和小能的见面方式，却没想到是他大半夜打车穿越半个北京城从海淀来朝阳找我。他醉醺醺的，身上混杂着酒气和烤肉味。

小能进屋坐了一会儿，便脱了裤子和衣服，光溜溜地躺进我的被窝里。我因为在忙《A2》发布会亮点长图的设计，没有顾得上他。直到我困得眼皮打架，才不得不从书桌前走到床边，像一株被推倒的盆栽一样，一头扎进了枕头里。

碍于旁边躺着个小能，我矜持起来，打算和衣而睡。几分钟后，我感觉身边有动静，是小能爬起来了。

“你怎么不脱衣服？”

“太困了。”我动了动嘴皮子。

小能便过来帮我脱大衣、裤子和鞋子。我就像个软趴趴的提线木偶任由他“摆布”。他费了好大周折才把我身上的衣物给脱下。“是你照顾我还是我照顾你啊。”他苦笑道。

我终究还是和他躺进了同一个被窝，我感受到他光滑的胸脯的暖意。他从身后抱住我，问我毕业以后是胖了还是瘦了。我认为他是在嘲讽我肥肉堆了一腰的小肚子，于是张开手一巴掌盖在他的脸上。

他开始抚摸我的腰。我吓得一激灵：“不要。”他以为我是欲拒还迎，停了一会儿之后又开始抚摸起来。

“不要，不要，不要。”我吓坏了，发出哀求的声音。

“可爱死了。”他不住地说着“可爱”，然后停止了抚摸。继续从后背抱着我。他轻声说：“别害怕，我和外面那些男孩子不一样。”

没过多长时间，他的手机响了起来。他爬起来看手机。过了一会儿，他再一次爬起来，坐起身，默默地穿上了裤子和上衣。他要走。

我也爬了起来，呆呆地坐在床上，问：“你能不能明天早上再走？”

他拒绝了。“再这样下去，你睡不好，我也睡不好。”

十一点四十六分，他出现在我的视线；凌晨两点一十六分，他说他要回家。我以为我会彻夜难眠，却不想因为跟了电影发布会太累而一觉睡到大天亮。睡醒后，我打开手机，发现朋友圈里的小能已经定位在杭州。

那天之后，我迷上了小能的公众号，细数着他的独白，品尝他的故事，一遍遍为之着迷，却乐此不疲。他带有一点侵略性的哲学家般的文字，是淡淡的毒药，悄无声息侵入人心。

小能改了公众号名字，明晃晃在名字上写着“停更”。然而，他依旧会在上面写一些随笔一样的文字，未经排版粗糙地发布出来。他公众号文章底下的留言屈指可数，每次我都会顺带把评论也给翻一遍。

其中一条评论引起了我的注意。评论内容是：已阅。发布者是一个微信名叫“陈晶晶”的人。之所以它引起了我的注意，是因为小能在那条评论底下回复：女王大人来了啊。

我脑门上的小三雷达嘀嘀嘀狂响，心里跟打翻了醋坛子一样，身上汗毛倒竖。

这年头用本名做微信名的人微乎其微。强烈的好奇心促使我想要了解关于更多陈晶晶的故事。我于是鬼使神差地打开了抖音，搜索“陈晶晶”三个字。他们在一个游乐场里，陈晶晶镜头里的小能神神叨叨，镜头晃得很厉害，视频也没有实质性内容。就是这么个十几秒的破视频，我翻来覆去看了无数遍。

我还从小能知乎文章的蛛丝马迹中发现，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跑去杭州，是因为他有一个女朋友在杭州，她的名字叫陈晶晶。

我以为网恋好玩且刺激，却在这抽离的一瞬间猛然意识到它不好玩也不刺激。一旦那些暧昧的声音悄然失去，某种感觉就像一颗被拔出箭的心脏——中箭是猝不及防的晕，拔剑是撕心裂肺的疼。

时间回到2021年，当我走进公司大门，远远的，我看见小能坐在会议室里，他看见了我，伸出五根手指朝我打招呼。我咧了咧嘴，抬起胳膊朝他挥了挥手。

小能朝我伸出手，他要跟我握手。我诚惶诚恐地把自己的手递上去，跟他握了一下。他握住后，停顿了一秒钟放下，一股电流通过我的全身。如果我有透视能力，那一瞬间我一定能看见自己体内的肾上腺素在狂飙。

几年过去，我虽已从爱而不得的万箭穿心中走出来，但再次见到他，那种蠢蠢欲动的熟悉感依然在撩拨我的内心。

我懵懵的，突然来了句：“多多指教。”他听到后，再次朝我伸来他的大巴掌，我顺势再握了上去。因为紧张，我的手冰冰凉凉，他的手掌很宽厚、很柔软、很有温度。我从未见过这么大的手掌。

我们开始在公司一间空出来的办公室里办公。那间办公室里只有一张一米五长的红木办公桌，我跟他坐在桌子的对面，面面相觑。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他憨憨的，一点锐气都没有，很和善。我口齿不清、语无伦次，他却没有流露一丝反感的态度。

小能说：“你想说什么就说，你不用怕我。”

我说：“我不是不敢说，而是脑子里没有可以说的。”

“社恐。”对面含糊不清地冒出一个词。

“我也社恐。”他说。

“你准备招多少人？”我问。

“5个够了。”

“5个人，那这里应该坐不下吧？”

“呵呵，那肯定得换。”

我瞬间特别失望，我以为，在这个团队里，就我和他就够了。

小能跟我说了很多他之前做过的业务，巅峰时月入30万至50万，常年年入80万……他跟我说的这些字眼我从未体验过，让我感到一种无法企及的虚幻，便也完全入不了我的脑子。我就这么听听，时不时回应一个“嗯”字。

我们俩就在这间小屋子里开启了“二人世界”办公之旅。小能跟我聊素素、鹰鹰跟张总的世纪之战，那些矛盾和八卦，聊他的大学和我的大学，就是不聊正事。

没过几天，公司迎来了一次古北水镇的团建。酒桌上，小能自来熟一样地跟大家谈天说地。他的酒量很差，却招架不住张总给他灌茅台，很快败下阵来。小能说想回房间，我于是提出送他回房间。

那时正值早春，天气还很冷，小能那件已经穿了三个星期的浅绿色长款棉衣还抱在他手上。我说：“你要不要把衣服穿一下。”小能摇摇头，自顾自晃悠悠地走。我只好拉着他羽绒服的一角，领着他，朝酒店房门走去。

“你有没有带充电宝？”他问。

“带了。”

“借我一下。”

“好。”

于是，我除了送他回房间外，还交出了自己的充电宝。

团建回去的大巴车上，小能主动坐在我旁边，他跟我说了一路的话。他的话语时而像羽毛一样轻飘飘，时而像一把利刃刀人不见血。

他向我提起了他的新女友。他说，他为他女友在四川注册了一家公司。他说，女友家暴他，但是个善良的人。他还说，他让女友多读书，给她报了兰州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升本。我被强行灌了一胃的狗粮。明摆着，小能这是要跟我处哥们。

团建回来，人事“二哥”挤眉弄眼地冲我说：“她们在嗑你和小能的CP。”

我作了个大死回复她：“慢慢嗑，以后还多得很。”

第二天，小能来小办公室后，故意错开我，坐在对面旁边的位置。

后来，我发现小能是这样选择异性的。长得好看的，他就想跟她谈恋爱；长得好看又有钱的，他就想跟她结婚；长得丑但有钱的，他就想拉她一起搞钱；长得丑又没钱的，他就当没这个人存在过。我是最后那种。

我们一起共事半年后，小能突然找我说，求我办一件事。小能说他拉了一项投资，总金额要500万，补了300万，还差200万，已经贷款120万，还差70万，他需要我帮他顶一个35万的额度。他说他的风险在于：钱不够会失去先机。

“我现在欠了一屁股债。”他说，他已经借遍了他人脉圈里的大佬。

我问他为什么找我。

他说：“就感觉你会支持我做所有事情。”

小能承诺整个项目两个月后就可以回款，他会第一时间把我这部分的贷款给还掉。我答应了。几天后，我跟他跑了一天的银行，完成了贷款所需全部手续；又过了几天，我从银行取出了35万元的贷款，全额打到他的卡上。

“好的，拿出来多少了大概？”

“35”

“这么厉害，你也太棒了吧。”

往后的三四个月里，我一边顶着“还贷”的压力，一边跟他对接工作，按月定时通知他打款还钱。他也会断断续续地跟我汇报他那项又升级到5000万的项目的进展情况。

他开始像个侦探一样去打探各种消息，安慰自己这么大的项目，这么强的实力，对方应该不会是骗子。他继而说希望自己30岁之前不要负债百万……我隐隐觉出一丝不对劲。

他说，“如果是假的，我的前半生基本全军覆没了。我大概率要当个定期还款的老赖……如果有出头之日，我绝对不要再冒险了。”

事已至此，我只能提着一颗心陪着他蹚浑水。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眼中的“国字头”公司的老板，确是个如假包换的骗子。他碰上了认知盲区，感叹世道的艰难，我则询问他是否要走法律程序。

“我这几百万都值得这么大阵仗吗？”他讶异。

他最终还是通过报案追回了一部分款项。半年多后，在欠款余额还剩31万的时候，他终于把钱全部都打给我还清了。当然，他从其他渠道借的贷的欠款有没有解决，那就是他的课题了。

小能因为身陷骗局而越来越少参与与张总的合作项目，公司干脆也不来了，逐渐地，他淡出了与张总的继续合作。他还是会陆陆续续地找我谈他近期做的业务、跟骗子的周旋，我给他的回复却越来越冷淡。与其说是冷淡，不如说是裹挟着一丝厌恶的畏惧。

后来，我和小能的微信对话时间截止在2023年年底，他问我在哪里，问我怎么不理他了，我一概都没有回复。我想，我和小能的孽缘，终于在他的单方面的无趣沟通与我的回避之中被剿灭了吧。

而直到我们再次成为陌生人，我们都没有再提起过2018年的那个夜晚，这是我们难能可贵的默契。

和小能断联的一年多前，2022年8月，我便彻底离开了张总和他的公司。

那时，我因为跟网聊了半年多的男孩告白被拒陷入睡眠障碍，又因为脱产考研复习时经常闪回学生时代学习受挫的画面，爆发了严重的抑郁和焦虑，开始大把吃药并做心理治疗，足有一年没有工作。

直到2023年秋，我接到了前同事哪吒打来的电话，她那时在一家影视营销公司做副总，邀请我入职他们公司做口碑策划。哪吒是我在张总的子公司认识的，那时候，我做策划经理，她做项目经理，我们经常对接工作，业余时间也经常一起逛商场和看电影，结下了还不算浅的情谊。

我接住了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却没接住我逐渐暴露出来的阿斯伯格特质。

我的直属上级、策划部总监鱼哥，专业是做影评人，副业才是搞营销。他喜欢一言不合就抬手改我写的通稿，而且是在我不知情、未同意的情况下。每每看到群里他发出来的改稿，我都心痛到憋出内伤。我是一个视文字为信仰的人，每一篇稿件的诞生，都浇灌了我的精神血肉。鱼哥在我的稿件上干了那么多分崩离析的事，无异于让我承受挑断筋骨般的痛苦。

我始终认为，鱼哥拿手的是独具他风格的影评，而不是沾染了他一身“鱼腥气”的通稿。我更加无法容忍鱼哥把我的稿子拆得七零八落，把主要内容删得明明白白，然后填上他鱼腥味重重的文字。但看到鱼哥一脸认真还受苦的模样，我只好把怒火和委屈往肚里咽。一整个项目宣传期结束，鱼哥改了我七八篇稿子，我的精神崩溃了，身上还出现了解离的状况。

鱼哥发现了我的不对劲。我开始不怎么回他的微信。我因为稿子要得急只能先在家里写，没办法第一时间去公司，却不提前跟他打声招呼。鱼哥认为我不尊重他，而我却认为鱼哥是不尊重我在先。

和那群刚毕业初出茅庐一口一个“鱼老师”的同级策划小妹不同，我看穿了鱼哥业务上的生疏与笨拙，心里对此充满了不屑。他明显感受到了我对他的貌合神离，愈发在各个方面挑我的刺，把我的工作瑕疵上升到罪不容诛的程度：“如果不是在送审客户之前我替你改掉了你写错的出品公司名称，你早就被开除好几次了。”

最终，我还是告别了高压的影视营销行业，并在休息了一段时间后，转行到了人工智能领域。我并非获得了什么高大上的职位，我做的是外包，工作就是在电脑上标标数据，选择“正确”“错误”或者“废弃”。

转行的伊始，是一家外包公司的HR选中了我的简历，他给我定位为大模型文本标注，并安排我去一家互联网大厂面试。我在四人群面的会议室里语气激昂澎湃，神情眉飞色舞，这是紧张到极点的表现。我不得不逼迫自己成为一个演讲者，也成了其他侃侃而谈的三人身边的异类。

我由于过于无知，认为阿斯伯格是什么了不得的品质，在简历“个人优势”一栏填写了“具有阿斯伯格特质”，这引起了面试官的注意和质疑。他们回顾了我面试全程的显眼包做派，推测我所谓的“阿斯伯格特质”并非空穴来风。他们严正告诉外包公司HR，他们不要一个可能会处理不好与领导同事关系的人。我于是就被淘汰了。

下一家客户是一家大模型研发企业，我延续了面试时由于过分紧张而表现出来的眉飞色舞与激昂澎湃，没想到深深打动了面试官，他非但给我发了offer，还把我的薪资定到了我在影视行业薪资的65%。

好景不长，面试官给我开小灶做培训时，我违心地说“听懂了”，但在实操后我出尽了洋相。那些我声称“懂了”的case，在答疑时又都成为问题，这让面试官很恼火。他说我听不懂人话，又说我跟面试时判若两人，于是结结实实给我投诉了。我由此成为这家外包公司史上最快被投诉也最快被开除的员工之一，入职第一周接到投诉通知，入职第二周离职。

2025年冬，我入职了另一家集团型的外包公司，被派驻到国内某大厂工作。我开始日复一日地与数据打交道，没有了不得不低声下气去服侍的客户，没有了工作与生活不分的混乱，没有了007式的工作模式，没有了复杂的人际关系，我的生物节律逐渐规律起来。虽然工资腰斩，却也获得了滋养。

也许我的人生除了做外包以外看不到更多的机会和可能了，但过去十年在北京生存的经历告诉我，职场与人际，对神经多样性人群而言是一种需要充分拿捏的挑战，而我在这方面的能力还欠佳。

偶尔，我还会回想起2016年那个饿到用支付宝贷款吃饭的自己。那时候我以为，只要找到一份工作，人生就会好起来。后来我发现，人生不会自己好起来，你只能在被踩扁之后，一点点把自己捏回原来的形状。

说明：本文人名均为化名。

编辑丨Terra 实习丨赵雅雯

Mclean

一切都会好起来

本文导读：七月中旬的一天，清晨六点，电话突然响了，是我哥：“爸妈昨晚又打架了，你别回去了。”

我哥的意思是，此时回去，必然要被卷进这场家庭纷争，与其左右为难，不如等风波平息。父母都已年过六旬，这些年，我也为他们动辄闹架头疼，从好言相劝，到后来避之不及。

问起缘由，我哥说，我爸昨晚在邻居家打牌，深夜未归，我妈跑去闹，两个人打起来，最后两败俱伤。我妈鼻青脸肿，我爸膝盖骨折，被救护车送进县医院。此刻，一个在医院等手术，一个浑身是伤，躺在家里掉眼泪。

本文导读：2023年11月15日，我的母亲永远离开了我。她走时58岁，我39岁。疫情后，母亲的身体状态一直不好，2021年5月4日，她从老家来到我这儿，和我一起生活，直到离开，我们一共相处了925天。这大概是我有记忆以来，和她相处最久的一次。

以前人们常说，人这一辈子什么都有定数，我不太相信。她走后，我却开始相信了，觉得这925天，就是我们母女这一辈子朝夕相处的极限值。

后来，我去商场摆了小摊。第一场市集，三天只卖出三单，一共收入398元，却成了那段日子里，我想起她最少的三天。

• 本文头图选自电视剧《平凡的荣耀》，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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