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近日，山西运城13岁女孩被强奸案，有了新进展：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同时，纪检部门对经办民警不予立案问题立案调查。
在这之前，民警曾多次劝受害者家属拿钱调解。
13岁的孩子没有性同意能力，《刑法》规定的也很清楚：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以强奸论，从重处罚。但办案民警给出的解决办法还是：拿钱，私了。
这已经不是对法律的理解有偏差，是在明知违法事实的前提下，主动绕开程序，选择另一套规则去处置。
这种“劝私了”的操作不是某地的独创，在过去的执法中就有先例，甚至有公安局领导直接下场，帮犯罪嫌疑人开脱。
2000年2月，海南白沙县女性叶某被强奸，随后嫌疑人曾某被抓获。为了帮儿子开脱罪责，曾的父亲请时任白沙县公安局副局长何敦明等人吃饭。
觥筹交错之间，何敦明等人表态“愿意帮忙”。之后，曾的父亲赔偿叶某2000元，双方签订和解协议。何敦明在收了两条香烟后，批示“同意撤案”，曾被释放。
2000块钱+一顿饭+两条烟，一个女性被强奸案就这样过去了，副局长何敦明只批示了四个字——同意撤案。
到这还没结束，一年后，同样的剧本再次上演。
2001年1月，白沙县两名女性马某、高某被王某、郭某强奸。接到报案后，何敦明带队将两人抓获。同样是为儿子开脱罪责，两人的父亲请何敦明等人吃了饭，送了2000元。在何敦明的指示下，两名被强奸女性被迫签订协议书，编造是恋爱关系，不是强奸，并要求撤案。何敦明对案件的批示还是四个字——同意撤案。
两起强奸案，即便受害者是成年女性，但她们的声音在警方“劝解”下，也失去了法律效力。更别说运城案中，受害者只有13岁。如果不是家属的坚持与舆论的关注，可能案件最终的结果仍是“事实不清，不予受理”。
从民警到公安局副局长，从劝家属拿钱私了到同意撤案，这些话术和批示的每次使用，都在告诉受害者：法律不是保护你的，是可以协商，可以不顾违法事实。
无论是两条烟还是2000元，都算不上巨款，执法者在明知犯罪嫌疑人有罪的情况下，仍故意包庇，充当他们的说客，这不仅是违背职业伦理，更涉嫌徇私枉法。
现在已对运城案的经办民警进行立案调查，但如果只追责他一人肯定不够。经办人、审核人、审批人为何会同意不立案？检察机关为啥早期不纠偏？事关未成年人，为何没有谨慎严查？
这些问题不解决，下一次遇到这事的人，可能还是会先被劝一句“拿钱私了”。
这次是被曝出来了，哪些没有曝光的呢？是否应该对类似未成年人报案但未立案的记录进行二次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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