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年我帮女同学收玉米,她半夜敲开我房门,小声说:我爸妈都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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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的秋老虎毒得能吃人,那时候我刚刚查完高考分数,县高中的气氛处于一种冰火两重天的状态。我成绩一般,堪堪过了一本线,悬着的心算是放进肚子里了。而林晓雅是我们班的尖子生,平时闷不吭声,只知道死磕书本,那次她考了全县第三。

这本来这是天大的喜事,可班主任去她家报喜回来后,却在办公室里长吁短叹。我刚好去帮老师搬作业本,偷偷竖起耳朵听,才知道林晓雅的父亲在建筑工地上摔断了腿,家里不仅欠了一屁股债,眼下正是秋收最要紧的时候,家里连个全乎的劳动力都没有。

班主任叹息说,这丫头命苦,大学学费没有着落不说,家里那十几亩地的玉米,恐怕都得烂在地里,她这两天连学校都没来,估计是打算认命不念了。

那个年纪的男孩,心里总是藏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英雄主义,更何况,我心里一直偷偷装着这个坐在我斜前方、连脖颈都透着倔强和苍白的女孩。

第二天一大早,我天没亮就偷拿了家里压箱底的五百块钱,蹬上我爸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的凤凰牌“二八大杠”,朝着十公里外的林家湾骑去。

那天的日头真毒,土路被晒得冒白烟,车轱辘卷起的黄土直往嗓子眼里钻。我骑了整整一个小时,大腿两侧磨得生疼,好不容易打听到她家的时候,整个人就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

推开那扇歪歪扭扭的柴门时,林晓雅正蹲在院子里熬药。看到我推着自行车满头大汗地站在门口,她猛地站起来,显得手足无措,一张脸瞬间涨得通红。她用力在围裙上蹭了蹭手,结结巴巴地问我怎么来了。

我故意装作轻松的样子,抹了一把脸上的泥汗,咧开嘴笑:“听老说你家缺人手,我在家闲着也是长毛,来体验体验生活。”

她没说话,眼泪一直在眼眶里打转。她知道我是在撒谎,哪有城里孩子跑十里旱路来农村体验收玉米的。

吃过一顿简单的棒子面粥加咸菜后,我执意跟着她下了地。没干过农活的人,永远无法想象收玉米有多苦。那不仅是力气活,更是对肉体的折磨。八月底的玉米地密不透风,长得比人还高,钻进去就像进了一个巨大的绿色蒸笼。没有一丝风,温度起码有四十度。

玉米杆上的细小绒毛和花粉簌簌地往下掉,落在被汗水浸透的脖子里、后背上,奇痒无比,抓又不能抓。最要命的是那些边缘像锯齿一样的玉米叶,稍不留神就会在胳膊上、脸上拉出一道道细长的血口子。

我是个从小没吃过苦的城里孩子,刚掰了没多少,身上就已经挂了彩。双手被粗糙的玉米苞叶磨得通红,每掰一下整个手掌心都生疼。林晓雅一直低着头闷声干活,动作麻利,她时不时回头看我一眼,眼神里满是心疼和愧疚。她好几次劝我回去阴凉处歇着,我咬着牙死撑,甚至故意大声说这点活儿算什么,完全没放在眼里。



可是到了傍晚,把一袋袋沉百十斤的玉米从地里扛到板车上的时候,我是真的扛不住了。肩膀上的皮被麻袋磨破,两条腿抖得像筛糠。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林晓雅在前面拉着板车,我在后面死死地推着。

走到一个上坡时,车轮陷进土坑里退不出来,我使出吃奶的力气往前顶,脚下一滑,整个人扑倒在泥土里,膝盖磕在石头上,钻心地疼。

林晓雅赶紧放下车把跑过来拉我,她的手碰到我都发烫的胳膊时,我看到她眼泪吧嗒吧嗒地掉了下来。她死死咬着嘴唇,用带着哭腔的声音说:“你这是干嘛呀,你别干了,算我求你了行不行……”

我强忍着疼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故作轻松地拍了拍车厢:“快点走吧,天黑前还得过秤呢。”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像个真正的男人,能为自己喜欢的女孩扛下生活的重担。

晚上,林晓雅的母亲拖着病弱的身体,坚持把家里唯一生蛋的母鸡杀了招待我。她父亲躺在里屋的炕上,隔着门帘一个劲地跟我说谢谢,声音里满是农村汉子那种无能为力的悲凉。

那顿饭我吃得很压抑,鸡肉咽在嗓子里像石头一样沉。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贫穷的重量,它不是书本上轻飘飘的字眼,而是压在这个家庭每一个成员脊梁上的大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吃完饭,我被安排在堆放农具的东厢房休息。我躺在林晓雅家散发着陈年霉味的东厢房里,浑身像散了架一样酸痛,两条胳膊上全是玉米叶子划出的血印子,被黏糊糊的汗水一浸,火辣辣地疼。

正当我迷迷糊糊快要在闷热中睡着的时候,木板门突然响了。声音很轻,像是拿指甲盖在小心翼翼地抠。我猛地睁开眼,透过门缝漏进一丝发黄的手电筒光,接着是林晓雅压得很低、带着些许颤音的声音:“你睡了吗?我爸妈都睡了……”

我的心跳瞬间漏了一拍。在那个人们连“喜欢”两个字都不敢轻易说出口的九十年代,一个十九岁的农村女孩半夜敲开一个男同学的房门,这意味着什么,我连想都不敢想。

我慌乱地穿上跨栏背心,连滚带爬地跑过去抽开木门闩。门轴发出一声细微的“吱呀”声,林晓雅像一阵风似的闪了进来,反手把门轻轻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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