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在档案室整理资料时，我翻到一本几年前的数学备课组记录本。其中一页写着这样的话：“李老师不同意把这道题放进月考试卷，理由是解法唯一，会把学生教窄；王老师认为可以放，但必须放在最后一题。未达成一致，下周再议。”翻到下一周，记录是：“继续争论，最终采纳李老师意见，另拟一题。”
我把这两页拍下来发到教师群里，附了一句“看看从前”。一位快退休的教师回复：“那几年，我们真会为一道题吵上一节课。”后面还跟了个偷笑的表情。
我心里却一沉。是啊，已经很久没听见办公室里的争吵声了。
现在的备课组活动是什么样子？40分钟，前20分钟统进度、分任务，中间10分钟对答案，最后10分钟安排下周的事。组长照例问一句“大家还有没有意见”，回应他的是沉默，或者低头翻本子的窸窣声。会开得很顺，顺得让人不安。
争论是怎么消失的？我想了很久，大概有这么几层。
第一层，是没时间。课时、值班、迎检等活动，把教师的时间切成了碎片。而争论是需要整块时间的奢侈品——你得先听别人说完，再组织自己的理由，再等着被反驳。当每个人手上都压着几件事，“快点儿定下来”就成了集体默契。
第二层，是没“对手”。像我们这样的乡镇初中规模小，一个年级的数学教师总共两个人，一人教两个班，连个“对手”都凑不齐。好不容易磨合出点儿默契，人又调走了。老教师说，争论是要面向“熟人”的——你得知道对方什么脾气，才敢当面说一句“你这个想法不对”。人在流动，争论的土壤就薄了。
但最要命的一层，在我自己身上。我承认，这么些年，我习惯性地把“一致”当成了“有力”。开行政会、教师会，我总是先把调子定下来——“我觉得应该这样”，然后才问“大家有没有意见”。后来我才明白，这种问法本身就是拒绝意见的问法：一个开场就亮出答案的人，其实并没有真在提问。我们嘴上说的是集思广益，身体却诚实地在做统一思想的事。
再往深处想，还有一层更隐蔽的。当学校把教学肢解成一个个可检查的动作——教案几页、听课几节、作业批几次、错题本有没有——教师的专业尊严就被悄悄换掉了。你检查什么，教师就重视什么；你把教学管成了流水线上的装配，他就只能当一个装配工。而装配工，是不需要争论的。
代价是什么？我以为最先失去的不是气氛，而是判断力。教学从来没有标准答案，一个班45个孩子，是45种处境。教师需要的不是更细的操作手册，而是面对复杂情况时敢下判断、能说出理由的能力。当教师习惯了等指令，课堂就只剩传递；当课堂只剩传递，学生就学不会说“我不同意”。我们常抱怨学生答题套模板、作文里没有自己的话，可他们每天看见的，就是一群从不表达异议的成年人。
这两年，我试着做了几件小事。
一是改变自己的说话顺序。凡涉及教学业务的会，我先听，最后说；能不表态的就不表态，把话让给离课堂最近的人。刚开始很别扭，会议室里出现过让人难堪的沉默。但沉默，总比我一个人的声音要好。
二是给备课组记录本加了一栏——“不同意见”。没有就写“无”。我故意留这一栏，因为写下“无”这个动作本身就是提醒：这一周，我们又什么都没争论。
三是护住持不同意见的人。上学期推过一个教学打卡，一位青年教师在会上直说：“校长，这个打卡我不认同，它占掉的是批改作业的时间。”说实话，当时我脸上挂不住。但事后我撤掉了打卡，并在全校教师会上讲：这个制度是被一句话推翻的，说明它本来就不该存在。说这话时，我看见底下有人抬起了头。
我常在想，一所乡镇初中究竟能给学生留下什么。我们的孩子大多来自周边农村，父母多半在外经商务工，有些孩子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就要走向社会。能留给他们的，不该只是刷题的速度。
我希望他们记得，在这所不大的学校里，曾见过一群成年人，为了一道题该怎么出、一个孩子该怎么帮，认真地、平等地、面红耳赤地争论过，然后握手，再各自去做。这大概是最朴素的一堂哲理课：原来人和人可以不一样，而不一样的人，还能好好地一起做事。
那本旧记录本我没有放回档案室，而是摆在了办公桌上。它时时提醒我：学校管理者的水平，从来不在于让所有人说出一样的话，而在于让不一样的话，有地方说。
（作者系浙江省乐清市南塘镇中学校长）
《中国教育报》2026年09月25日 第04版
作者：周仕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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