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敌营18年，送出百份绝密情报，特工郭汝瑰建国后为什么未被重用？

在我国的隐蔽斗争史上，有一个人的身份十分特殊。

他曾潜伏国m党核心决策层18年，官至国防部作战厅中将厅长，将一份份绝密作战计划原封不动地送到我军手中。

尤其是解放战争时期，他的贡献十分巨大，他的密报使我军提前做好了部署，不仅减少了伤亡，更轻而易举地拿下了战役。

正因如此，老蒋败退台湾后曾痛骂：“没想到你才是最大的间谍！”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红色特工，新中国成立后却长期被边缘化，直到1979年才重新入党，1985年才被确定为副兵团级待遇。

他的名字叫做“郭汝瑰”，一位伟大的红色特工。今天文史君就和大家聊聊这位传奇人物背后的故事。

情报抵过百万雄兵

郭汝瑰，1907年出生于四川铜梁。

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1928年秘密加入我组织，后因部队清党与组织失去联系，辗转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

抗战爆发后，他凭借出色的军事才能重新跻身国军军界上层。

他先后参加过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等战役，后逐渐获得陈诚、顾祝同等人的信任。

1945年，郭汝瑰通过黄埔同窗任逖猷找到我组织地下成员“任廉儒”，经董必武亲自考察后，成为我组织高级情报人员，由任廉儒单线联系。

此后，郭汝瑰再次经过几次晋升，1947年3月出任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厅长，直接主管制定作战计划。

那个位置十分重要。

意味着，每一次国军有大的行动方案，在呈送给老蒋之前，郭汝瑰都第一时间看到了，且秘密传给了任廉儒。

郭汝瑰后来在回忆录中记述，从1945年与我组织取得联系，到1949年12月率部起义，他累计向我组织提供了大小情报一百余次。

其中包括国军重点进攻山东及孟良崮的战役计划、淮海会战计划及徐州指挥部的兵力配置、长江江防计划、江南作战计划、西南地区兵力配备等核心军事机密。

尤其是孟良崮战役，郭汝瑰情报价值十分突出。

1947年5月12日晚，老蒋在官邸设宴讨论山东战局，当场确定了汤恩伯兵团、欧震兵团、王敬久兵团的进攻方向和“对我军实施合围”的部署。

晚宴一结束，郭汝瑰便将作战部署抄录交给任廉儒，并特别叮嘱：“这一次的战斗序列中，有整编七十四师，全部美式装备，务必要特别小心。”

正是那份情报，使得华东野战军得以知己知彼，最后全歼了国军王牌整编七十四师，击毙师长张灵甫，一举扭转了华东战局。

淮海战役期间，郭汝瑰的作用更为关键。

他不仅将《徐蚌会战蒋方部署》提前送出，还利用老蒋和顾祝同对他的信任，诱使老蒋三变决心，放弃蚌埠，改在徐州外围决战。

那一改变，直接导致黄维第十二兵团在双堆集被全歼，黄维及大批高级将领被俘。

同时，郭汝瑰还以老蒋“在徐州以稳定第一”的旨意为“尚方宝剑”，向顾祝同举荐同为我组织地下成员的张克侠担任徐州城防指挥。

最终促成张克侠、何基沣率部起义，使徐州东北大门洞开，我军长驱直入，顺利解放了南中国。

那么，就没有怀疑过他吗？

其实也是有的，最早怀疑他的人是杜聿明。

淮海战役期间，杜聿明多次在顾祝同面前表示反对郭汝瑰担任作战厅厅长，甚至在汇报军情时宣称有他在场就不说。

但对于杜聿明的提醒，顾祝同却不以为然，直言道：“你不要疑神疑鬼，郭汝瑰跟我来徐州一年多，非常忠实，事情办得很好。”

杜聿明之所以怀疑郭汝瑰，是因为他曾抓住过给郭汝瑰转送情报我方成员“王葆真”。

杜聿明对王葆真用了不少酷刑，王葆真却始终未吐露一个字，杜聿明一直拿不到证据。

无奈之下，他只好单独向老蒋口头汇报说：“郭汝瑰清廉得让人难以理解，一不好女色，二不贪财，甚至连家里的沙发都打上补丁，言行作风很像我方成员。”

老蒋听后大怒，呵斥道：“你是说我国民政府官员都是到处捞银子的吗？”

当时，老蒋虽然当面斥责了杜聿明，但时后还是悄悄地命令蒋经国去调查郭汝瑰。

有一天午间，蒋经国突然造访郭汝瑰家，只见他桌上只有几盘素菜，“寒酸景象”令他倍感震惊；书桌上只有几本兵书和郭汝瑰自己写的战术笔记。

回去后，蒋经国向老蒋汇报说：郭汝瑰两袖清风，饱读兵书，节俭作风属实。

老蒋由此对郭汝瑰深信不疑，视为心腹。

建国后为何未被重用？

1949年12月，郭汝瑰率国军第七十二军在四川宜宾起义，打破了老蒋固守大西南的计划，为我军进军西南撕开了缺口。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在隐蔽战线上立下不世之功的红色特工，新中国成立后却没有得到想象的那般“重用”。

新中国成立后，郭汝瑰的职务安排是：川南行署交通厅长，1950年后调任南京军事学院合同战术教授会教员、司令部工作教授会教学组长、军史史料研究处副处长。

1951年，他的军旅生涯基本结束。

此后三十年，他长期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国军起义军人”，待遇也一般。

为此有人替他打抱不平，可结合当时的环境来看，我国高层如此处理，也是有着一定道理的：

1、党籍问题长期悬而未决。

郭汝瑰1928年入党，1930年因部队清党失去与组织联系。

1945年虽重新与我组织建立了联系，可因当时的工作原因，始终未能正式恢复党籍。

新中国成立后，唯一能直接证明他身份的任廉儒，因秘密工作需要身份一直未能公开。

直到1953年6月任廉儒的身份公开后，可第二个月就不幸病逝，这原因使得郭汝瑰的党籍问题失去了最关键的证明人。

后来直到董必武等人及任廉儒家属的证明陆续出现，历史才得以确认，1979年4月，我组织正式批准他“重新入党”。

2、对“隐蔽战线”人员的制度性安排困境。

郭汝瑰当时在国军中的职务太高，国防部作战厅中将厅长、二十二兵团司令，那样的身份在和平年代难以安排相应的军队实职。

安排低了委屈功臣，安排高了又涉及对“起义将领”的信任问题。

最终，他被安排到军事学院做教员，那在当时其实是一种折中的“安置”方式：既发挥他的军事学术专长，又避免触及敏感的实权安排。

3、郭汝瑰本人从不争功的性格。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自己一生向往我党，从1928年入党到1980年重新入党，“始终追寻光明、坚守信仰”。

即便在军事学院做教员，他也认真投入，主持编纂了《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等著作。

后成都军区按副兵团级待遇要他搬进别墅楼，他也宛然拒绝了，一直住在北碚七十多平方米的平房里。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正式被确定为“副兵团级离休干部”，当时他已年近八旬。

1997年，郭汝瑰在重庆去世，享年90岁，一生辉煌至此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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