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特朗普正在拆解美国一手建立的世界秩序。全球局势正在迅速恶化。原本可控的战争正逐渐失去控制，新的力量被卷入难以驾驭的冲突。这场冲突不仅破坏了地区稳定，还扰乱了全球能源市场，并把伊朗在也门和伊拉克的盟友拖入与沙特阿拉伯的对抗。同时，外界称德黑兰获得了武器和情报支持。
世界已进入“大空位期”——统治者更替的间隙，如今却在全球范围内上演。这是“美国世纪”与下一个时代之间的过渡期。未来的世界秩序将由何种力量或理念塑造仍未可知，但可以确定的是，混乱将先行到来。“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开始拆解战后秩序，认为这一秩序削弱了美国。美国人被告知，“美国优先”将通过解除束缚、无所顾忌地动用美国力量，使国家重新强大。
现实是，美国退出全球领导地位正在制造权力真空，其他国家正填补这一空白。这让世界更加动荡，也让美国自身更加不安全。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描述不安全状态为“没有一个共同的力量令人畏惧”的结果。无论人们如何评价联合国，世界从未存在过世界政府。自1945年以来，国际体系一直维持着某种接近秩序的状态，核毁灭的威胁阻止了全球性战争的爆发。
大国实际上已在交战，只是尚未直接相互开战。世界大战的阴影正愈发浓重。80多年来，只要危机威胁国际体系，人们都可以指望美国出面。华盛顿会派遣航母战斗群，设立援助项目，实施秘密行动，并宣扬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种领导有时高尚，有时则带来灾难。但其基本前提始终是：美国的力量能够创造稳定，而稳定符合美国利益。
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任内，没有人知道美国是否会出面，或会在何时出面。华盛顿的安全保证附带条件，承诺失去意义，动机显得粗鄙。有人将此视为回归现实主义：国家没有朋友，只有利益。或许如此。期待美国无限期主导单极世界，本就不现实。两党总统都明白美国力量存在边界。
理查德·尼克松总统1969年曾说：“美国不能、也不会构想所有计划，设计所有项目，执行所有决定，并承担世界自由国家的全部防务。”30年后，比尔·克林顿总统说：“美国无法解决所有问题，也不应充当世界警察。”但无论是尼克松还是克林顿，都没有认为承认这些局限，就意味着美国应放弃全球领导地位。即便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后，这个国家的政治精英被恐慌、悲痛和愤怒淹没，也很少有人认真考虑退回国内、独自行动。
若不理解随后发生的事情，就很难理解“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反叛：20年的战争、数以千计的伤亡、巨额开支；仓促而不完整地撤出伊拉克，助长了“伊斯兰国”的崛起；最终，美国狼狈撤离喀布尔。随着战争拖延，一种解释逐渐固化：美国的失败，并非因为它试图完成的任务极其复杂且目标模糊，而是因为其领导人误判了敌人。这种逻辑塑造出一个更简单的敌人。
特朗普重返白宫后，旧有的反恐战争逻辑开始寻找新的目标，最终又回到了一个长期偏爱的对象：伊朗。于是，局面发展至今，而局面并不顺利。特朗普为何对伊朗开战，如今已不再真正重要。美国无法执行任何有意义的战略，只能不断应对事态发展。总统唯一的计划，似乎是寄望于伊朗政权会在全球经济崩溃之前先行瓦解。
秘密已经无从遮掩。对伊朗的战争暴露出一个事实：美国耗费数十年、巨资建设的全球军事设施网络，本是为了投射美国力量，如今却不再是战略优势，反而成了负担。散布在中东的许多前沿基地，如今已成冒着烟的废墟。新的战略现实是，无人机、导弹、人工智能和传感器等低成本技术，足以威胁最先进的军队。战场条件已被拉平。美国重新评估盟友关系，并未带来所谓“通过收缩实现和平”。相反，世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新武装。
这正是美国构想战后世界秩序的核心：它从来不是为了支配和控制，而是为了和平与稳定。改革既有秩序是一回事；毁掉它，并寄望于更好的东西自行出现，则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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