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孟竹｜还能去希望吗？重症儿童照护中的道德实验

《道德实验室：为美好生活而奋斗》，谢丽尔·马蒂利著，安孟竹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薄荷实验，2026年8月出版，359页，85.00元

最近二十年里，“伦理转向”在人类学领域刮过一阵不容忽视的飓风，成为影响民族志写作的重要范式。在此之前，人类学谈论道德时，总把它当作一套强加给特定社会成员的规则系统：某个部落禁止什么、鼓励什么、财产继承的规则、婚姻中的义务是什么。这种谈论道德的方式虽然意在打破西方普遍主义的道德想象，却忽略了道德行动者在具体处境中的挣扎、判断与反思。引领这场转向的舵手们想要重新发现的正是这种作为伦理存在（ethical beings）的人——他们不是社会规则的提线木偶，而是拥有自己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能够辨识什么对自己有着重要意义，因而也会陷入思虑、挣扎或犹疑之中。

然而一旦开始面对人在道德生成、自我塑造中的选择与判断问题，伦理人类学家们就遇上了新的麻烦——如何既能认真对待道德主体的“自由”，又不落入启蒙主义式“自主个体”的窠臼？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取向在伦理转向阵营内部分裂出两条不同的路：一些学者回到福柯晚期的作品中汲取营养，把道德自我的生成与塑造视为特定道德技术与话语的效果；谢丽尔·马蒂利（Cheryl Mattingly）则将坐标直接拉回到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观与人观之中：即便人总是受到处境的限制，行动充满脆弱性，但他们依然可以主动回应，拥有反思与判断的能力。在首版于2014年的《道德实验室》中，马蒂利第一次以民族志的方式系统阐述了她的“第一人称美德伦理学”主张。这本书主要记录了洛杉矶南部几个照护重病或残障孩子的非裔美国家庭的故事。作者摆脱了那种把底层人的生活当作结构性暴力脚注的书写方式，试图聚焦于人们如何在危机重重的生活中竭力把日子过下去的道德斗争。尽管这样的日常斗争未必能带来好的结局，但它试图开辟的“道德可能性”则孕育着批判与变革的政治潜能。

《道德实验室》这部作品的民族志细节极为动人，但阅读过程可能不会特别轻松。原因之一在于，为了磨出一副观看道德生活的新镜片，马蒂利不惜冒着吓退读者的风险，时常在叙事中途与潜在对手进行严肃的理论交锋。在这篇文章中，我试图梳理这部作品中的一些核心的理论关键词，帮缺少道德人类学背景铺垫的读者们搭一副进入文本的脚手架，让马蒂利试图勾勒的道德生活图像以更简单清晰的面貌呈现出来。

谢丽尔·马蒂利

道德作为第一人称经验

如果用一种第三人称的视角来审视马蒂利书中描写的那些人物，读者很容易捕捉到一些并不陌生的社会范畴——家庭照顾者、非裔、低阶层等等。这种视角也源于社会科学习以为常的认识论工具，即通过发明和划分出各种类别、将人安置在特定身份和位置上来理解人的处境。但在马蒂利看来，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判断与选择并不总是因循着他们被分派的社会位置。导论开篇谭娅的困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于谭娅来说，纠结要不要让有严重脑瘫的儿子参与球赛时，她面对的并不是一套关于脑瘫儿童运动风险评估、轮椅使用者运动意外发生概率的问题；或许一个从旁观察的社工还会把她的犹疑斥为残障儿童父母典型的“过度保护”。但只有带入谭娅自己的生命经验，我们才能看见，要不要让儿子上场这件事，关系到她和丈夫多年来的争执、对儿子未来生活质量的设想，以及她自己关于该怎么给这个有严重身心障碍的孩子做母亲的理解。换言之，道德抉择往往不是置身事外地比较利弊，而是要面对这样的抉择对“自我”的那种切身的分量（化用凯博文的说法就是某种at-stakeness）。正因如此，一个人在具体处境下的道德判断需要被理解为一个第一人称问题。

马蒂利借着威廉斯的“根本计划”（ground project）概念，把道德生活的引擎重新定位在那些对一个人至关重要的责任与承诺之中，这样的承诺定义了一个人是谁、生活中有什么至关重要的任务。对谭娅以及书中的其他主人公而言，一个核心的责任与承诺就是去关切、照料她们的家人，即便身处逆境之中。也正是在践行承诺的过程中，她们不断权衡着什么是值得追求的事物（即伦理意义上的良善，the good），并为实现这样的追求培养起相应的品格与美德，雕刻出全新的道德自我。

马蒂利认为，描绘这种道德主体的样貌，需要借助一种具有时间深度的目光，把一个人的道德处境放回她展开的生命历程、过往的经验与当下的处境之中，拒绝简单的类型化表述——她称之为去看见一个“深厚版本的自我”。这样的道德主体不是一颗孤立的原子，而是处在一部由自己书写的传记之中，通过“活出特定的故事”而成为自己。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马蒂利笔下那些非裔美国家庭的生活总是呈现出特定的叙事情节：家庭喜剧、英雄式的战斗或是艰难的自我救赎。但她反对把这些道德探索历程的叙事理解成线性、连贯的传记性故事，相反，生活中常常存在着多个并行的情节，而人们在某些问题上的道德抉择也在改写着叙事的走向。这种理解道德主体及其塑造历程的目光不仅在方法上暗示了长时段追踪、捕捉其生活纹理的必要，同时也要求研究者去关注一个人如何对其所处的道德故事进行“如果……会怎样”的排演、如何重新设想自己写就的人生故事、探索一种与现状不同的未来。这就将我们引向了作者的另一个关键词：实验室。

为什么是“实验室”？

对于一本讲述非裔家庭照护重病孩子的民族志来说，标题中“实验室”这个比喻或许会让读者感到困惑。毕竟，实验室在人们脑中唤起的通常是试管、小白鼠、白大褂、显微镜这样的机械意象，它让人联想起的并不是日常生活，而是一个封闭空间里一套关于控制变量、观察反应、记录数据的规范性操作。马蒂利从科学场景里借来这个词，有意对其进行翻转：在逆境中探索如何把生活过下去同样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实验。只不过做实验的人不是科学家，而是那些在边缘的位置上并未放弃斗争的非裔家庭。

实际上，马蒂利正是想要通过“实验室”这个隐喻来超越两种已然十分流行的理解的道德生成图景，她称之为“审讯室”与“手工艺作坊”。在“审讯室”的场景中，一个人是因为受到指控、审问，必须为自己辩护时才成为了道德主体。书中第三章面对治疗师诘问的外婆德洛丽丝就险些成为这样的存在。然而马蒂利认为，这种强调外部准则的支配、将道德自我定位在对惩罚的恐惧之下的框架，没有给个体的反思与主动性留出足够的空间。另一方面，“手工艺作坊”的场景则假设过着道德生活的人就像作坊里的学徒，在工匠师傅的带领下按照既定的模板打磨自我。伦理转向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马哈茂德（Mahmood）所写的埃及虔信运动中的女性便是这种道德自我的典型——她们通过主动修习谦逊、礼拜的信仰传统而占据了一个虔诚女性的主体位置。尽管这种深受福柯后期作品影响的框架同样强调美好品格的养成（亦可算是一种“美德伦理”），但在作者看来，这种预设了既定目标（telos）的道德生成过程如同照图施工；它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那些塑造道德自我的规范、话语和真理体制，而一旦面对相互抵牾的美德标准时，这种理解模式似乎就失效了。

无论是庭审般的自我审视、辩白，还是手工艺作坊式的自我塑造，都预设了一套关于良善的先行标准。但现实生活往往变幻无常，面对眼前涌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有时人们手边并没有现成的参照来指导自己做选择，而是需要根据自己对具体情境的判断，来辨别此情此景下该如何做、何为道德上的至善。即便有时过往的经验、传统已经为我们指明一条自我修习、品格养成的道路，这也不意味着人们无法对其提出批判与修正。

与那种把道德生成视为服从规范或被动接受教化的想象不同，“实验”则指向了一种充满不确定性的探索，它缺少预设的行动标准，结果往往也难以保障。正如一遍遍回到街头寻找吸毒女儿玛茜的德洛丽丝知道，她的努力或许只是徒劳。每一场实验都隐含着失败的风险，而道德行动者的脆弱性恰恰在于，他们不但做出选择、发起行动，也真切地承受着一切可能的后果。

但实验所开辟的隐喻空间不仅包含风险，也容纳“新生”（natality）。如果审判的场景总是指向对过往的检视，那么实验则是为了通向和开启一个未来，这个空间里允许一个新的自我的诞生，或者用一个更通俗的说法，人可以在这里获得生活的“第二次机会”。也正是借助这样的隐喻，我们才能读懂玛茜在康复治疗诊所里的出现——这是德洛丽丝给多年毒瘾的迷途女儿创造一个家庭位置的实验，实验一种让她承担母职的可能。

实验室里发生的“创造性行动”有时候是在与既往形成的统计概率对抗，如阿伦特所说，它常常能带来奇迹般的新事物、新可能。然而奇迹的发生可能只是一次侥幸，唯有将这种打破概率的事件编织进一段正在被讲述的生命故事里，它对于一个人道德转变的意义才能被理解。因此，重要的或许并不是操典队里迈着骄傲步伐的玛茜最终证明，德洛丽丝没听周遭劝告放弃女儿的做法是值得的。重要的是，无数个像诊所这样的实验性时空潜移默化地改写了玛茜的生命故事，促成了她在德洛丽丝离世后接替她承担起的大家长角色。在马蒂利看来，这种创造新生的“实验室”不在别处，就在厨房、诊所、公园、教堂、足球场这些看上去最为寻常的时空里。

为何将道德定位于日常？

把道德转型的关键时空定位于日常生活，这让马蒂利与伦理转向阵营的另一些学者产生了明确的分歧，后者认为伦理反思只会出现在那些日常遭遇断裂、既往规范崩溃的时刻，如同齐贡（Zigon）笔下戒毒中心里那些经历全面身心崩溃、通过公开忏悔、撰写日记来重建道德人格的吸毒者。这些学者进而主张将超越日常的伦理（ethics）与近乎常规惯习的道德(morality)区别开来。相比之下，马蒂利笔下的人物并不是没有经历这样的人生危机，恰恰相反，对于这些底层非裔家庭来说，应对、熬过接二连三的危机已然变成了他们的日常。当“危机时间”与“可忍受时间”之间的对立已经失效，那些司空见惯的常规琐事中反而浮现出独特的道德意义。因此，马蒂利没有过多描绘那些危机事件，反而将目光投向了那些看上去过于寻常的时刻——德洛丽丝早上叫醒家里五个孩子的一套流程，贝琳达生日派对上的小争执。她有意识地提醒我们，如果把道德自我的生成与转型仅仅留给生命中那些断裂性的时刻，普通人的寻常生活就会失去存在的重量。

在理论上重建对日常道德的关注并不容易，尤其是日常生活要么被当成一个庸庸碌碌、充斥着无意识惯习的空间，要么被塑造为抵抗外在威胁和压迫性权力的所在。但对于那些时刻暴露于威胁之下、生活中充斥着苦难与脆弱的人来说，日常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并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维娜・达斯（Veena Das）在她关于印度女性经历的国家暴力的研究中曾表明，暴力之下对日常的重建与捍卫绝非顺理成章，它是一场需要极大韧性的来之不易的道德成就。对于那些经历性暴力与亲人背叛的女性来说，每天早上起来重新信任邻居、抚养带有耻辱印记的孩子，都是在进行一场微小而重要的道德重建。马蒂利笔下的德洛丽丝一家也是如此。如果不了解这个家庭的成员十几年来如何被接二连三的吸毒、入狱、人身意外、帮派暴力所威胁，也就不会明白，外祖母德洛丽丝每天清晨唤醒孩子们的那套流程，体现的是一种怎样苦苦支撑的努力。

维娜・达斯著《生命与言辞》

因此，马蒂利认为道德重塑并不需要脱离日常；相反，它可以在对日常生活不断地维护和重新锚定中实现。在外孙威利因为表姐照顾不周而被滚油烫伤毁容后，威利的母亲萨莎不可避免地陷入失望与抗拒之中。促成她转变的并不是某种反相貌歧视的价值规范，而是像一个真诚的朋友般不断提醒着自己的母亲。在萨莎企图遮住家里所有镜子、不让威利看见自己的脸时，正是德洛丽丝的提醒让她意识到无法真正面对儿子毁容的其实是自己。一个人会对自我发出审视与质询，常常是源于与生命中重要他人的对话（而非无关紧要之人的批评）。日常生活中这种重要的“对话”并不总是依赖于语言。德洛丽丝从不给萨莎讲道理，而是不断用她对待威利的方式向女儿证明，威利并不需要呆在受害者的位置上，更不需要成为什么克服苦难的英雄，他就是个伶牙俐齿、会讽刺外祖母做饭难吃的孩子，和其他淘气的孩子没什么两样。

对这个家庭来说，创伤的疗愈并不是通过像家庭治疗那样坐下来谈论痛苦的方式实现。他们是在帮威利洗澡、清理伤口的日常照料中修复了集体的伤痕，这也让萨莎重新找到了和家人相处的方式。但马蒂利并不认为这种“把生活过下去”的日常，就是一种对既有规范的再生产。实际上她与达斯一样，都认为日常的褶皱之中潜藏着超越当下、甚至颠覆既有规范的能量。谭娅让坐轮椅的儿子参赛，为足球这项运动赋予了新的形态；安德烈娜则通过把葬礼打造成乐园，让死亡的哀悼与欢乐、庆祝并置。这种内在于日常的超越性潜能对于马蒂利所写的这些贫困失权的人尤其重要；对他们来说，日常是为数不多还能亲手改写的舞台。甚至可以说，这种对道德的定位隐含了马蒂利的某种政治愿景，正如她自己所剖白的那样——如果将日常仅仅视为对规范的顺从，那么社会变革就只能寄希望于历史的剧变或少数英雄式的违抗。换言之，看见普通人微弱的道德斗争——那些他们在厨房、卧室、街头、球场写就的“小写历史”，也是在揭示日常生活中蕴藏的变革性力量。

重视道德悲剧的意义？

对“道德悲剧”这个概念的重视，是让马蒂利区别于伦理转向阵营其他学者的另一条轴线。她所谈的道德悲剧并不是通常所说的“不幸”，而是一种希腊神话式英雄的处境——一个夹在不可通约的道德要求之间的好人，会被处境所迫做他不愿做甚至明知是坏的事。尽管“悲剧”在神话中是俄狄浦斯、安提戈涅这类英雄遭遇的极端处境，但现实中它却有一副俯拾即是的日常面孔。所谓悲剧，并不只是源于一个人要面对两种不可调和的善，更重要的是，有时追求某一种善必然会阻碍另一种善的实现。书中所写的多蒂就处在这样的困境之中——为了在医疗体制中帮女儿抓住一个活下去的机会，她培养了像兰博一样的战斗精神。然而作为战士的兰博，却越来越难像个普通的母亲，不能在女儿舍不得离家时给她一个安慰的拥抱。

一种现代性的道德观会相信，一个人能够在自己控制的范围内获得幸福，运用理性的计算便可以将悲剧排除在现实之外。但新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如努斯鲍姆）认为，追求良善生活这件事很多时候都在人力掌控之外，受到“运气”的影响。面对彼此不可调和的道德要求，人很难像给两袋土豆称重一样权衡两边的利益与代价，这也是功利主义的失效之处。一个人在特定处境下养成的品格，可能会在另一些情境下给她带来道德上的损害。就像多蒂，那种她努力培养起的像医生般的专业临床眼光，也在不知不觉间制造了情感上的疏离，让她把女儿越来越当个病人而不是个孩子。这样的道德困境并不是理性的失败，它恰恰是一种难以摆脱的“人的境况”。

努斯鲍姆

对这种困境的觉察带来的往往是一个人对道德代价的痛苦体会。这会促使那些有勇气的行动者发挥能动性，做出改变的尝试，而非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但这种“道德实验”并不能让行动者挣脱行动固有的脆弱性，反而会让她面临新的冲突与两难。或者可以说，道德生活的残酷之处有时恰恰在于我们能够行动。多蒂故事的真正关键之处在于那个骨髓移植手术的决定。卡特医生当然是个真心为病人着想的好医生，在他看来，与其冒着身体的风险去做没什么把握的手术，稳住贝琪目前的情况才是理智的决定。但多蒂面对的并不仅仅是治疗方案上的权衡。医生主张的保守治疗，意味着她还要继续去做那个对女儿的身体状况过度警觉、强悍而专业的母亲，这会继续破坏她已然意识到的、自己和贝琪的生活中缺失的东西——那种像普通母女般自然的亲密关系；而女儿也将继续被困在病人身份里、做一个没有童年的孩子。

医生、护士们看不见多蒂的悲剧。在他们眼中，多蒂或许只是个“心怀侥幸”的母亲。然而一旦带入多蒂的处境，就能意识到她是在通过主动承担巨大的风险来博取一种她眼中值得过的生活。这种理解的错位恰恰是因为，道德悲剧是一个第一人称问题，并非所有在场者都能共享当事人的认知框架。然而正是这种第一人称视角让我们看见了美德培养的悖论、良善的追求可能带来的道德损耗。马蒂利认为，去看见、揭示这种难以对所有人显形的道德悲剧，正是民族志工作者的任务。这种揭示提醒人们不要轻易陷入道德上的自恋，即便一个人履行了社会期待的理想角色，依然可能在内心深处经历严重的道德挫败。但悲剧的意义不仅关乎对人类有限性或命运的存在主义沉思，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个迫使所有人进行道德思虑的契机——正如圆形剧场里的希腊悲剧在观众中间唤起的讨论那样——每一次悲剧的上演都迫使见证者们追问，有什么本可以阻止多蒂这样的道德行动者陷入这样的悲剧？

还能去希望吗？批判置于何处?

相比于那些书写非裔社群遭遇的结构性暴力的作品，马蒂利把写作重点更多放在了危机边缘的个体努力践行对他人的照护承诺、追求良善生活的努力。如果带着一种愤世嫉俗的眼光去审视作者所重视的、这种社会压迫下的日常诗学，很容易把它误读为一种温情脉脉的去政治化叙事。实际上，作者并不讳言这些非裔家庭的遭遇——无论是吸毒、街头生活或是求医路上的种种坎坷——如何深植于数百年来的种族主义、资源匮乏与暴力历史之中。这种系统性的危机迫使人们在没有出路的地方开辟出路，而这种找寻可能性的尝试本身就充斥着不断重演的悲剧与脆弱感。那么在这样的处境之下，人还能够去“希望”吗？保持希望的意义又是什么？

对于陪伴罹患脑癌女儿的安德烈娜来说，陷入绝望比保持希望容易得多，毕竟女儿的离世似乎只是时间问题。但她选择了一条在道德上更加艰难的路。她一面在生活中演绎着贝琳达会康复、长大的故事，一面做着女儿就要活不过下一个生日的准备。保持希望对她来说不是盲目乐观或否认现实，而是去主动创造、维系多种可能性的在场。这是一种悬置情节的叙事工作，它让安德烈娜自己和女儿都能朝着一个开放的未来继续生活下去。

马蒂利把“希望”理解成一种主动营造悬置情节的叙事实践。如果绝望暗示着人可以就此放弃、承受命运的剧本安排，那么希望则意味着一种抗拒“注定”的道德姿态。但这种希望的危险性也在于，它随时可能幻灭，因而也要求人们不断与那股滑向绝望的重力较劲。马蒂利并没有浪漫化这种在极端艰难的处境中保持希望的努力，或是把它看作残酷生活中的某种救赎。事实上，这种在黑暗之中创造和保持希望的努力往往沾满血迹与泪水，而人们之所以仍愿意去尝试，并非出于某种英雄主义，恰恰是因为他们看不到别的什么机会。但有时这种不甘于“注定”的道德努力恰恰是重要的，因为它孕育着改变的可能。试想，如果拉尔夫把混街头、混帮派当作底层贫穷的非裔青年难以摆脱的命运，人生就不会再有什么转折；但弟弟勒罗伊遭遇枪杀开始让他疑问，他们这样的人是否还能想象不一样的生活。

因此，希望并不是对现实的粉饰，它与批判恰是一体两面。作为书写者，马蒂利也从未放弃批判，她认为民族志工作恰恰需要重新定位“批判”。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人文社会科学审视底层生活的目光都被一种“怀疑的诠释学”所主导，这已经让学者们投入了过多的精力去“拆穿”底层如何受到虚假意识形态的蒙骗、让自己安于不公平的处境。这种批判取向的代价是抹去了人应对苦难的判断力、能动性与创造性，在无意中强化了压迫的逻辑，在知识上将他们固化在失权、弱势的位置上。因此，马蒂利不是要取消批判，而是反对将这种置身事外的揭露姿态当成“批判”唯一的形式。

一旦我们像马蒂利一样，将镜头对准那些在暴力废墟中寻找不同可能性的道德挣扎，就会发现“批判”常常来自这些底层行动者自己。它未必总是披上一身公开的政治对抗的外衣，更多的时候，它表现为日常互动中发生的、对权威话语的持续协商。这种“批判”所调用的文化资源，并不是那套我们熟悉的社会科学的理论工具，而是这些人自己熟稔的那套来自家庭、宗教乃至帮派生活的规则以及他们在与医疗和教育体系打交道的过程中习得的亲身经验（或者用作者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本土”批判）。因此，马蒂利认为“批判”需要被当成一项第一人称事业来考察。这种对批判的重新定位能让我们更加理解拉着作者一起为贝琳达争取特校入学筹码的安德烈娜，以及把“植物人”的临床隐喻装进自己信仰叙事的安德鲁和黛琳。这种来自道德行动者的批判有时甚至会调用权威道德传统中的话语资源，逼迫这些道德权威去反观自身。正如在勒罗伊的葬礼上忏悔自己曾经的帮派经历的那位女士，她用忏悔的话语挑战了作为救赎的忏悔制度本身——难道教会只能等着迷途的人走进教堂来获救，不能主动走上街头吗？

给民族志写作者的启示

乔尔·罗宾斯（Joel Robbins）在他那篇为人类学的伦理转向树起大旗的文章中曾经试图区分“受苦主体”和伦理人类学家们试图看见的“道德斗争的主体”。然而在马蒂利这里，两者并非截然对立，反而是相互缠绕、需要同时被言说的。问题在于如何不让结构性的苦难抹杀个体的道德创造力与能动性，同时又不会因为聚焦于个体的道德斗争而掩盖她所遭受的暴力。“第一人称美德伦理学”是马蒂利的答案。它不仅是一种理解人类道德生活的认识论立场，同时也包含着一套做相关民族志工作的方法论主张。它要求研究者警惕那种只把戏剧化的表态当作“数据”的做法，在个体长时段的生命史之中理解她的自我诠释、也关注她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不断重写的道德叙事。更重要的是，这种把道德经验放回时间之中的理解，也需要研究者对自己的直觉保持怀疑，尤其是那些关乎“何为重要经验”的判断。唯有保持解释上的谦逊，才能允许经验反过来改写自己的分析工具。

乔尔·罗宾斯

书写受压迫个体的道德经验时，这种解释上的谦逊是尤为必要的品质。否则写作者很可能会为了某种叙事的完整性或读者的心理满足而给一段悬而未决的道德处境强加一个确定性的收尾。这本身就是对第一人称方法论的背叛。马蒂利拒绝把这些非裔家庭的故事提前收入一个封闭圆满的结局中。如果我们读到末尾，就会知道，这些人的生活很少落入happy ending。谭娅搬回了贫困社区，放弃与那些白人家长成为政治盟友，多蒂依然为了女儿的镰状细胞病奔走倡导，原本并不富裕的安德鲁和黛琳家遭遇了抢劫，黛琳也中了风，此后逐渐与研究团队失去联系；威利的父亲遭遇了枪杀，萨莎也因毒品交易被捕，拉尔夫在勒罗伊死后一度经历严重的抑郁。而给作者带来了巨大道德挑战和解释困难的，就是安德烈娜的死。

贝琳达死后四年，经历了多年生存挣扎的安德烈娜也离开了人世。根据作者与她生平最后阶段交往的推测，她很有可能是自杀，但马蒂利自己始终没能搞清真相。一种道德上的暧昧性让她在前一本著作《希望的悖论》（The Paradox of Hope）中隐瞒了安德烈娜的死——毕竟绝望、放弃是安德烈娜一生都在竭力避免滑入的泥潭，即便女儿死后，她失去了政府补贴、合适的工作机会被剥夺，陷入经济上的困境，她也始终在奋力前行，从未放弃帮助身边的人。

谢丽尔·马蒂利著《希望的悖论》

这样看来，安德烈娜似乎做出了一个与自己曾经的道德信念相悖的选择，那么，她的死可以理解为一场道德悲剧吗？或许这样的悲剧理应召唤出道德上的愤慨和社会正义上的质疑：这个国家怎么会让一位失去了女儿的母亲，在缺少资源、几乎得不到任何社会支持的情况下独自承受这一切？她所经历的一切原本是否可以被人所改变？

又或者说，她其实并未背叛过自己的责任和承诺。只不过，在足够努力地生活过、关心照料过那么多人之后，“离开”或许也是一种与女儿和母亲在另一个世界相聚的方式？一种她为自己开辟出的新的道德可能性、她能够接受的至善？

马蒂利拒绝让任何一种解读压倒另一种。她曾经用叙事悬置来分析安德烈娜的希望实践，最终她也将这种叙事的悬置应用在自己对朋友之死的书写之上。与我们的对话者一样，民族志写作者本身也活在第一人称经验的不确定性之中，无法因“分析者”的身份而豁免于此。当人类学家研究“人如何在不确定性之中做出道德判断”时，他们自己也会在解释与书写的实践中卷入类似的犹疑；尤其是当对话者已经成为了生命中真实的朋友，这份犹疑对人类学家本身有着格外真切的道德重量。或许唯一诚实的书写姿态就是像马蒂利这样，承认我们的叙事限度，不去僭越那些无法真正知晓的事。而这些难以解答的谜团，也在提醒着民族志工作者们，研究“道德”的人类学家若要避免陷入对读者的道德说教，就得把我们自己的道德偏见也置于考察之中。

安孟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