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凌晨一点，我拖着行李箱，在玄关处蹲下来系鞋带。
楼上不知道哪家传来叮叮当当的声响，听动静像在装修。
这一带的老公寓隔音都差，住了三年也习惯了。
我把鞋带系好，站起来，准备去开门。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是门被猛地推开的声响。
陈弘文站在门口，身上还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卫衣。
他看着我脚边那只行李箱，眼圈骤然红了。
“别走。”他说。
这两个字说得很轻，像含在嘴里含了很久才吐出来，带着点颤音。
我张了张嘴，挤出个笑来：“你好好吃饭。”
“你不在，我吃什么？”
他往前迈了一步，手垂在身侧，攥紧了又松开，又攥紧。那只手上有一道浅淡的旧疤，我看了三年，从来没有问过。
苏黎世的雪在窗外下得正紧，昏黄的路灯光把雪花染成橘色。
我低头，避开他的目光。他的眼睛里有水光在打转，却一直倔强地没有落下来。他忽然拉起袖子，露出一截银色的表带：“这表，我没跟你说过。”
我的目光落在那块表上，再熟悉不过。三个月前，我在网上看到过一场拍卖会的预告，底价三百万瑞郎。
三百万瑞郎。我忽然想起我们合租三年，他每个月按时把房租转账给我，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那碗宵夜。我给他做了三年宵夜。三年，一千多个夜晚。
“曾梓涵，”他喊我的名字，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桌面，“我从来没跟你说过我爷爷是谁。”
我低下头，行李箱的把手在掌心硌出一道印子。门外，电梯“叮”地一声到了，门缓缓打开，又缓缓合上。
我攥着把手，没有迈步。
口袋里，手机震了一下。
我下意识地掏出来看，屏幕上跳出一条财经新闻推送，配着一张照片：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站在苏黎世最高的那栋写字楼前，仰头打量着楼顶的招牌。
照片下方，跟着一行小字：“瑞士陈氏集团创始人陈兴华。”
我的手悬在屏幕上方，久久没有按下去。
那是三年前的九月初。瑞士的天气冷得早，树叶子黄了大半，风一吹满地都是。
我拖着两只大行李箱，从苏黎世机场坐了一个多小时火车，又倒了公交，终于找到那栋老旧的公寓楼。
房东是个头发花白的瑞士老太太，说话带着浓重的德语口音，领我上楼时一直在说法语，好在我听懂了大半：“这里安静，住的人都不吵，你一定会住得舒服。”
三层的木门一推开，一股潮湿的旧木头味扑面而来。
客厅不算大，摆着一张旧沙发、一张方桌、两把椅子，靠窗有一张书桌，台灯是那种老式的绿色灯罩。
厨房很窄，灶台上有油烟的痕迹，冰箱嗡嗡地响着，声音不算大，但在下午的安静里格外清楚。
叶真熙已经在客厅里等了。
她是我大学四年的室友，比我早半年过来读研，这间公寓也是她帮我找的。
她一见我就扑过来，抱了一下说：“丫头，可算来了，我都快无聊死了。”
她顺手帮我拖了一只箱子进房间，又指了指隔壁关着的门：“隔壁那间空着，房东说有个中国留学生要搬进来，你正好有个伴儿。”
“男的女的？”
“说是男的，在金融系读研，高一级。”真熙说，“房东说他安静、靠谱、不惹事。”
我当时并没有在意。
晚上真熙带我到附近的一家中餐馆吃了碗牛肉面，馆子不大，味道一般，但热汤下了肚，人总算缓过劲儿来。
吃完饭回公寓，我就看见客厅的灯亮着。
一个男生站在餐桌边，正在拆一只旧得外壳都发黄的硬壳行李箱。
他个子很高，穿一件灰色的连帽卫衣，洗得有些发白。
背对着我，正在往柜子里放东西。
他听到门口的动静，转过头来，目光落在我的脸上停了一两秒。
我这才看清他的长相：五官算不上多惊艳，但线条分明，眉骨高，眼窝狭长，看人的时候没有表情，就显得有些冷。
他的头发稍稍有点长了，后脑勺的鬓角掖在耳后。
“你好，我是陈弘文，”他说话的声音不高不低，语气平淡，“房东说你今天搬进来，以后是室友。有什么事随时叫我。”
说完，他又转过身去放东西了。
我站在门口，提着买回来的半瓶水，愣了一会儿。
大晚上的，我还提着一兜水果，想分他一点。
话还没说出口，人家已经转过头去了。
我轻轻吸了口气，把那兜水果放在餐桌上，说：“这个放桌子上了，你饿了可以拿。”
他回头看了一眼，点了点头：“谢谢。”多余一个字都没有。
我回房间收拾行李，心里暗暗想：这室友，怕是不怎么好相处。
床单铺到一半，我听见外头传来轻轻的一声响。
我推开门看，餐桌上那兜水果少了两个苹果，厨房的水龙头哗哗响了两下，又停了。
他房间的门已经关了，灯从门缝底下漏出一条来。
第二天叶真熙就回德国了，临行前她反复叮嘱我：“有事给我打电话，一个人在外面，别什么人都信。”
我嘴上应着，心里却琢磨昨天那个男生。
说不上来为什么，他转身看我的那一眼，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
那眼神太平静了，平静得像一潭深水，底下什么都看不见。
去学校注册、选课、办手续，一连忙了快一个星期。
每天回公寓，我注意到陈弘文的生活极其规律：早上七点半出门，晚上十点半以后才回来。
回来时身上总是带着一股食堂的油烟味加冷风的气味。
他的冰箱是空的。
真的空，除了一盒过期两天的牛奶、半包快见底的面包，什么都没有。
我见过他有一次站在冰箱前，把牛奶盒子拿起来晃了晃，又放回去，关上冰箱门，站了一会儿，转身回屋了。
隔天早上我出门，发现那盒牛奶还在冰箱里，没有动。他把破袜子和旧卫衣晾在阳台的绳子上，一件一件，洗得干干净净。
我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感觉，酸酸的，像看到一只路上被雨淋湿的猫。我不认识他，他不理我，但同一个屋檐下住着，我总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
那天晚上，我煮了一锅挂面，卧了一个鸡蛋，放了几片青菜。盛了一碗放在餐桌上，第二碗盛给自己，回屋坐下。
吃到一半，我听见外面传来开门的声音。片刻后，脚步声停在厨房门口，然后是一阵沉默。
我站起来，走到厨房门口，看见他正站在桌边，低头看着那碗面。“我多煮了一点，放着也是放着，你要是没吃晚饭就凑合吃了吧。”我说。
他没接话，过了好几秒钟，才开口：“谢谢。”
声音有点闷。
我回到屋里，听见他拉开椅子坐下来的声响，然后是筷子碰碗的轻响。
那碗面他应该吃完了，因为第二天早上我起来，碗已经洗干净了，倒扣在沥水架上。
旁边还有一个不锈钢的小锅，也洗得干干净净，摆在灶台一角。
那之后，我开始做宵夜，每次多做一份，放进冰箱里。
前几晚那碗面一动不动，到第四天，我去冰箱拿东西，碗空了，洗干净放在沥水架上。
之后便成了默契：他负责吃，我负责做，不用多一句废话。
有时候他回来晚，我在房间看书，听到冰箱门轻轻开合的声响，心下便安了。
又是一天深夜，我起床上洗手间，路过厨房门口时听见冰箱门开着的声音。
我探头看了一眼，他站在冰箱前，已经把那碗面端出来了，站在灶台前正准备热。
他的头发湿漉漉的，外面下了雨，他的外套肩膀上一片深色。
他说：“今天回来晚了。”
我“嗯”了一声。
“面我明天热来吃，行吗？”
我说：“放一晚就坨了，你要吃再叫我，我帮你煮。”
他把面放进冰箱，合上门，沉默了一会儿，低声说了一句：“不用麻烦了。”
语气很轻，说得也含糊。我刚要开口，他已经转身走回房间，门关上了。
阳台上的旧袜子破了洞。
我晾衣服的时候看见，他的袜口那条线头脱了，露出脚趾的位置。三双，他晾了三双，那双灰色的破得最明显。
我盯着看了一会儿，觉得自己有点荒唐。
别人穿什么袜子，关我什么事呢？
下午我出门买菜，路过超市，犹豫了一下，还是拐进去，拿了两双袜子。
纯黑色的，最便宜的款式。
付完钱，我就后悔了，我总不能站在他面前说“我给你买了袜子”吧？
最后我趁他不在家，把袜子放在他门口的鞋垫上，压在那双他常穿的旧运动鞋下面。他晚上回来，换鞋的时候低头看了一眼。
他没有问我这袜子是谁买的。
第二天，他穿上那双新袜子出门了。
日子长了，我并不觉得陈弘文对我会有什么多余的反应。他就那样，像一块不温不火的旧铁皮，不轻易说什么，也不轻易接纳什么。
冬天越来越深。
十一月底的苏黎世，下午四点多天就黑了，雪下得又密又紧。
我裹着厚羽绒服，从教学楼出来，风灌进脖子，冷得直打哆嗦。
路过校门口那条街时，我一眼看见对面那家咖啡馆门口贴着一张招聘启事，招兼职店员，每周能排三四个班。
我想了想，觉得正好。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打点工，也能给家里减轻一点负担。第二个星期，我开始在那家咖啡馆上班。
咖啡馆掌店的老板是个五十来岁的瑞士女人叫玛塔，人很爽快，见人先是笑，然后问你要喝什么。
我主要负责收拾桌子和端咖啡，偶尔学学做卡布奇诺。
上手不难，就是站一天脚累，下班回到公寓，腿发酸，倒头就能睡着。
有一次上夜班回来，推开公寓的门，闻到一股熟悉的味道。
我走到厨房门口，看见灶台上放着一只碗，碗里是热腾腾的蛋花汤，汤面上撒了葱花。
陈弘文坐在餐桌边，面前摊着一本书。
他听到动静，头也没抬：“锅里有汤。你下班晚，吃点热的再睡。”
我看着那碗汤，忽然觉得喉咙有点紧。我说：“你做的？”
他抬了一下眼皮：“我不会做菜，就烧了个汤。你尝尝，不好喝别喝。”
我端起碗喝了一口。咸了。但很暖和。
喝完汤，我把碗洗了放回柜子里，对他说了一句：“明天晚上有空吗？我上早班，下午就回来，晚上做饭。”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明天我回来得晚，你先吃吧。”
“那我给你留一碗。”
他没说话，低头翻了一页书。我转过身，嘴角不由自主地翘了一下。
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我打工、上课、做饭。他上课、打工、回来吃饭。
第二年春天的时候，我听同系的同学说，陈弘文在学院食堂打工。
有同学看到他穿着围裙在窗口后面给人家打饭，被人认出来，他也没遮掩，点头打个招呼就过去了。
春假前的一个下午，我帮陈弘文去学院取一份资料。
他在课上临时有事走不开，托我去帮他拿下落在家里的笔记本，说是课件和资料都在里面，还给了他同学的邮箱，让他转交。
我进门的时候，食堂正是最忙的时段。
陈弘文穿着那条旧围裙，站在窗口后面，正在给一个同学打饭。
他动作利索，舀汤的时候手腕一转，稳稳当当地倒进碗里，一滴没漏。
有个穿一件深蓝色夹克的男生走过来，看了陈弘文一眼，忽然笑了笑，声音大得整个食堂都能听见：“哟，这不是陈少爷吗？怎么？家道中落了，跑来食堂端盘子？”
陈弘文没抬头，用勺子在菜盆里搅了一下，舀了一份土豆牛肉，扣在餐盘上递过去：“下一位。”
那人还在笑：“听说你家在日内瓦有别墅？怎么不去住别墅，非要跑来住老破小？”
陈弘文这才抬起眼皮看了那人一眼，目光很平，没什么情绪：“你要不要吃饭？不吃饭别挡着后面的人。”
那人脸色变了变，嘴角扯出一个讥讽的弧度：“行，装，接着装。全学院谁不知道你陈弘文家底子厚，就你一个人觉得装穷好玩是吧？”
陈弘文没接话，把菜勺往盆里一放，转身去端另一锅汤了。他背脊挺得笔直，步子不急不缓，像那个人的话只是耳边风。
我站在队伍后面，手里攥着那份笔记本，指甲嵌进掌心。
我想上去帮他说两句，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他什么都没做错，那人摆明了在找茬，他都没当回事，我上去插什么嘴？
但心里还是堵得慌。
晚上回到公寓，我煮了两碗面，端了一碗放在他门前。
过了一分钟，门开了。他低头看着那碗面，没有接，说：“你今天不用做我的。”
“做了就吃吧。”我把碗往他手里一递，“别浪费了。”
他接过去，没有立刻吃。我回到自己屋里，隔着门听见他坐在餐桌前的声响，过了一会儿，传来筷子碰碗的声音。
他吃完了。我听见他洗碗，放碗，然后走到我门口，站了一会儿。
他说：“今天的事，你别放心上。”
我握着手机，没有出声。他说完，脚步声慢悠悠地走远了，门轻轻关上。
窗外有风，吹得窗户纸咔咔响。我翻了个身，把手机屏幕按亮，又按灭，想了想，还是把被子拉过头顶。
第二天，我照常做了宵夜。
他照常吃完，碗洗得干干净净，倒扣在沥水架子上。阳台上的袜子又多晾了一双，其中一双还是我买的黑色。
日子平平静静地过了一个多月，到了初春，天气渐渐回暖。我每天上完课去咖啡馆打工，下班回来做晚饭，陈弘文偶尔早回来，主动帮我洗菜切菜。
他的厨艺仍然糟糕。切土豆块大小不一，切蒜末蒜片不分。但他切得很认真，低着头，一刀一刀，像做数学题似的。
我说：“你切得挺好的。”
他瞥了我一眼，嘴角微微一弯：“你哄我呢。”
“真挺好的，比我强。”
他默认了这个夸奖，继续低头切菜。
我看着他的侧脸，忽然觉得这个人虽然话少，但住久了，也没那么冷。
只是他有时候会在窗口一坐就是很久，看着外面的街道出神，不知道在想什么。
四月初的一个下午，阳光好得出奇。
我坐在图书馆二楼靠窗的位置复习最后一门考试，翻了两页书，眼睛却忍不住往窗外飘。
楼下的草地上有学生在晒太阳、聊天、打牌。
正发着呆，陈弘文从书架后面走出来，手里抱着一本厚得像砖头的书。他走到窗户对面的位置坐下，翻开书，低头看了起来。
他没有看见我。
我看着阳光打在他的侧脸上，他垂着眼睛，睫毛在脸颊上落下一小片阴影。
他穿了一件白色衬衫，领子洗得有些软了，袖口卷到小臂中间。
他的手指翻动书页的时候，动作轻而均匀。
心里忽然咯噔一下。好像从来没有什么人看书的样子让我看出这么久。
我低下头，书上的字一个也看不进去。翻了一页，又翻了一页，那些字一行行地排着，全从我眼睛里滑了过去。
心跳得又快了一点。
慌张。
我合上书，站起来，快步走出图书馆。
走到门外的台阶上，我深吸一口气，春末的风带着一点花草的香气灌进肺里，我站在台阶上让心跳慢慢平复下去。
下午回到公寓，我开始做晚饭。切菜的时候，手有点抖。我站了一会儿，把刀放下，看着窗外发了半分钟的呆，然后又开始切。
有些念头起了头，就很难压下去。
时间快得像被人偷走了似的。一转眼，苏黎世的夏天来了又走了，草地绿了又黄，九月的风一吹过来，路边的树叶子又开始哗啦哗啦地往下落。
我已经在瑞士住满一年，也和陈弘文同住了一整年。
我们很少谈自己的事。
我只知道他老家在日内瓦，在苏黎世读金融，硕士第二年。
我甚至不知道他家里有几口人，他爸妈是做什么的。
他也没怎么问过我家里的情况，只知道我来自北方一座小城，爸妈都是普通的上班族。
我们之间的交谈大多数围着一日三餐。
吃什么，剩了多少，周末要不要多买点菜放冰箱。
偶尔也聊几句新闻，聊学校的课，聊打工遇到的奇葩客人。
每次都短短的，谁也不往深里说。
但有一回晚上，我在厨房烧水，他坐在餐桌边改论文，头也不抬地说了一句话：“你打那么多份工，不累吗？”
“还行，习惯了。”我说，“你呢？你爸你妈不给你生活费？”
他握着笔的手停了一下。过了一会儿，他说：“我妈改嫁了。我爸早没了。”
我关火的手顿住，水壶的鸣声停了下来。厨房里安静了一瞬，只有窗外风吹树叶的声音。
我转过去看着他，他低着头，笔尖悬在纸上，没有落下去。
“靠山山倒，靠人人跑，还是靠自己踏实。”他说这话时，嘴角的弧度有点像自嘲又有点像释然。
他说话的语气平平淡淡的，像在说别人的事。我没有接话。
那天晚上，我翻了很久才睡着。我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反复响起他那句话：我爸早没了。
心里莫名地揪了一下。又有一个念头，像一株细细的藤蔓，悄悄爬上来。原来我也是会心疼他的。
又过了一个多月，入冬了。有天早上陈弘文出门时，外面正飘着小雨。我提醒他带伞，他说不用，几步路的事。
下午放学回来，我看到他房间门开着，他坐在床沿上，头发半湿，脸色不太好。我走过去敲了敲门：“你没事吧？”
他说：“没事，有点着凉。”
我说：“我给你煮碗姜汤。”
他没拒绝。我煮好姜汤端过去，他接过来，一口一口喝完了。把碗递还给我的时候，他的手背无意间擦过我的手指，带着一股不正常的烫意。
我伸手探了一下他的额头：“你发烧了。”
“没有。”
“你额头烫得跟烙铁似的，还没有。”
他别过脸，说：“睡一觉就好。”
我回屋翻出电子体温计，在他门口站着：“测一下。”
他看了我一眼，接过体温计夹在腋下。三十八度七。我说：“去医院。”
他说：“不去。小毛病，扛一扛就过去了。”
那天晚上我几乎没睡着，一夜起来看了他三次。前两次他裹着被子，翻了个身，说没事。第三次我推门进去，他整个人蜷成一团，牙关打着颤。
我把手背贴到他的额头上，烫得我一下子缩了回来。我二话不说翻出退烧药，倒了温水，把他叫起来，药片塞到他嘴边说：“吃了。”
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看了我几秒，张嘴把药含住，就着水咽了。
我扶他躺好，用湿毛巾搭在他额头上。他昏昏沉沉地睡过去，眉头皱着，呼吸又急又浅。
凌晨四点，他又醒了一次。我坐在床边守着，听到他动了一下，便伸过手去摸了摸他的额头。烧退了一些。
他半睁着眼，忽然伸手，握住了我的手腕。
他的掌心烫得吓人，力度却意外的轻，像怕弄疼我似的。
他嘴唇动了动，说了两个字。
我听清了，是：“别走。”
我僵在原地，心口像被人攥了一下。
他没有醒，说完又闭了眼，呼吸慢慢平稳下去。
我的手从他掌心里轻轻抽出来，替他掖好被角，站起来，又站了一会儿。
天亮后，他醒过来，烧退了。看见我坐在餐桌边，愣了一下，像是想不起发生过什么。“你昨晚发烧了。”我说。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换过汗湿的衣服，又看了看额头上搭过的毛巾：“你守了一夜？”
我没回答，从锅里盛出粥，放在他面前：“喝吧。”
他端起来，低头喝了一口。过了一会儿，他说：“昨晚说什么了？”
我说：“没什么，你烧糊涂了。”
他没再问。放下碗，沉默了一会儿，说：“谢谢。”
我收拾碗筷的时候，觉得背后有人看着我。我没有回头，假装手头忙着事情。那种目光，温温的，像下过雪的清早，第一缕阳光落在窗台上。
那之后，有什么东西好像悄悄变了。
我们之间话还是不多，但空下来的时候，他会坐在客厅里，看着我做饭，或者翻我放在茶几上的书。
有一回我在沙发上看电视，他洗完澡出来，头发还滴着水，坐在沙发另一头，也没有要聊天的意思，就那么干坐着。
外面的雪落了一层，又停了一层。
我忽然觉得，这样的晚上挺好的。一个屋檐下，两个人，谁也不说话，也舒服。
但那种舒服里，又隐隐约约有根什么东西，细刺一样，扎着心口。
我说不上来那是什么。
我只是有时候偷偷看他，会想一个问题：这个人，我到底了解他多少？
他从来没有提过他家里到底还有什么人，也从来没有说过，他那三年连袜子破了都舍不得换的日子，究竟是怎么过来的。
我拼命说服自己，他的日子就是这么过的。住老破小，穿旧卫衣，打三份工，节俭，不靠家里。
可是心里深处，总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声音，在问：真的吗？
十一月底的一个傍晚，天已经黑透了。我披着厚羽绒服从教学楼出来，雪粒子打在脸上，又冷又疼。
我裹了裹围巾，低头快步往公寓走，走了没几步，听见后面有人喊我：“梓涵！”
我转过头，看见丁立辉小跑着追上来，呼出的白气在路灯下散成一团。
他手里拎着一袋东西，跑到我面前，喘了两口气，把那袋东西往我手里一塞：“这个给你。”
我低头一看，是一袋橘子。橙黄色的，个头大，上面还带着绿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