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72年的春末，我叫王秀英，是永丰大队一个连鞋底都打不满的穷丫头。
那年我二十岁，梳着两根麻花辫，穿着娘用面粉袋改的褂子，每天天不亮就要去生产队报到挣工分。村里人都说我这辈子顶多嫁个老实庄稼汉，生几个娃，老了守着几亩薄地过日子。我自己也这么认为，从没敢往别处想过。
直到那批城里来的知青住进了大队部隔壁的土坯房。
他叫顾清源，省城来的，戴副眼镜，白净得像没见过太阳，往田埂上一站，周围全是晒得黝黑的庄稼汉，他就像一根误入麦田的白杨树，格格不入，却偏偏叫人挪不开眼。
我第一次和他说话，是因为他挑水把扁担崴了，求我帮他跟老支书借个新的。我红着脸去借，回来把扁担往他手里一塞，转身就跑。后来他追上我，非要把自己省下来的一块糖塞进我手里，说谢谢我。我低头看着那块糖，心脏跳得乱得很，耳根子烫了整整一下午。
谁也没想到，这么一来二去，他竟然真的托了老支书来我家提亲。
我爹娘又惊又疑，在灶屋里头低声商量了大半夜——城里来的娃，书读那么多，看上俺们秀英，这事儿不对劲，莫不是想耍人？可顾清源第二天自己登了门，坐在我家那张缺了腿用砖头垫着的桌子前，正正经经地把话说清楚："我是真心的，我不骗她。"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直望着我，我心里那道门，就那么开了。
婚后的日子，外头的人有说闲话的，也有羡慕的。六年里我生下四个娃，把那间漏风的土坯房过出了烟火气，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踏实、热乎、有盼头。
可1978年那个大雪的夜里，他走了，什么都没带，只留下一封信和一沓钱。
五年后我进城找他，站在那扇朱漆大门外，看清门楣上的字，腿就软了。
那一刻我才明白，他当年的离开，根本不是我以为的那回事。
01
永丰大队坐落在湘中一块盆地里，四面环山，进出只有一条土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没脚，村里人祖祖辈辈就这么困在山窝窝里头过日子。我家在大队最边上，三间土坯房，一间住人，一间放农具，还有一间半塌了顶，我爹用玉米秸秆糊着将就着当柴房用。
我在家排行老二，上头有个哥，下头还有两个妹。爹是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娘身子骨不好，干不了重活，家里的工分大半靠我和哥撑着。那时候我已经二十岁了，村里同龄的姑娘多半都嫁出去了，我娘没少为这事叹气，说我眼光高、挑剔，实际上是因为家里这个条件，能看得上我的，我又看不上；我能看上的，人家又看不上我们家。就这么拖着，直到那批知青来了。
1972年四月里，大队来了七个城里的年轻人，男男女女都有，一个个背着大包袱，穿着崭新的解放鞋，操着一口普通话，把全村的大人孩子都引出来看稀奇。老支书李德旺站在大队部门口，扯着嗓子介绍："这是响应号召下乡来的知识青年，大家要热情欢迎，好好帮衬！"
村里的孩子们哄闹着围上去，我站在人群后头，踮起脚往前瞧。
人群里有个男青年站得笔直，个子比旁边的人高出一截，戴副黑框眼镜，白衬衫扎进蓝裤子里，神情有点拘谨，不像别的知青那样东张西望，就那么静静站着，眼神落在远处的山头上。后来我才知道，他叫顾清源，二十三岁，家在省城，是这批知青里头唯一一个学过农学的，老支书特地把他分在第三生产小队，和我们队挨着，住的土坯房离我家不过两百米远。
我头一回和他说话，是在他来村里的第三天。那天我挑着空桶去井边打水，半路碰见他一个人扛着扁担直愣愣往前走，扁担两头各挂着两只木桶，走了没几步，扁担"咔嚓"一声从中间断了，两桶水泼了他一身，他就那么站在路上，低头看着湿透的裤腿，手足无措。
我憋着笑走过去："你那扁担是旧的，开裂了，早该换了。"
他抬起头看我，眼镜片后头的眼睛有点茫然："我不知道该找谁换，你能帮我吗？"
我也没多想，带他去找了老支书，借了根新扁担。等他把扁担扛回去，我转身要走，他从衣兜里掏出一块水果糖，追上来硬塞到我手里，"谢谢你啊，同志。"
那块糖是橘子味的，甜得我耳根子都烫起来了。
02
打那以后，我们见面的次数多了起来。他不会种地，锄头握不稳，插秧插得歪七扭八，被同队的社员笑过好几回，可他从不恼，就是埋头学，学不会就再学。我那时候在旁边的地里干活，有时候忍不住走过去纠正他的姿势，他就认认真真地照着做，那股子认真劲儿，倒叫人笑不出来了。
他话不多，但问起来什么都答，说话斯斯文文的，不像村里的汉子动不动就粗口。我娘有回在井边碰见他，回来跟我说："那个城里娃儿客气，见了我叫大娘，还说我气色好。"我娘说这话的时候嘴角是翘着的，虽然后来加了一句"城里人会说话，别当真"，但我看得出来，她是高兴的。
村里人嘴碎，没多久就有人开始嚼舌根，说我老往知青那边凑，说不清道不明的。我娘拿着扫帚追着我问："你跟那城里娃咋回事？"我跟她说没啥事，只是帮他学种地。娘盯着我看了半天，"秀英，你别犯傻。那种人，在咱这儿呆几年就走的，图你啥？"
我当时确实没往那处想，可架不住他自己主动了。
那是秋收后的一个傍晚，大队里放映露天电影，全村人都去了，我带着两个妹妹挤在人堆里看，散场了往回走，路过打谷场的时候，他一个人靠在谷仓墙根上等着，见了我叫住我，支支吾吾半天，说想托老支书上我家提亲。
我愣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你说啥？"
他把眼镜推了推，脸涨得通红，但眼神很直，"我喜欢你，王秀英，我是认真的。"
我两个妹妹当场捂着嘴跑了，跑回家肯定把这事儿一五一十告诉我娘了。我站在打谷场上，半天没吭声，最后说了句"你别乱说话"，转身就走。可那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说那话时候的眼神，一直搁在脑子里撵不走。
他说到做到，第二天就去找了老支书，老支书摸着胡子来我家说和。我爹当场就拉下了脸："城里娃，来咱这儿插队，怎么突然要娶咱们秀英，这不合适。"我娘没吭声，在灶台边擦手，眼神复杂得很。
顾清源自己登了门，坐在那张缺了腿用砖头垫着的桌子跟前，把茶盅捧在手里，跟我爹说："叔，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觉得秀英好，我是真心想娶她过日子的，不是一时冲动。"
我爹问他："那你以后回城了咋办？"
他顿了顿，说："我打算在这里扎根。"
03
我爹娘最终松了口，但条件是要办得正正经经，不能亏了我。顾清源答应得爽快，托老支书做的媒，彩礼凑了十八块钱加两斤红糖，在那年头已经算拿得出手了。1972年腊月里，我们办了婚事，大队里摆了两桌，知青们凑了份子，村里人送了粮票和布票，热热闹闹地把这日子给过了。
婚房就是大队给他分的那间土坯屋，我带了娘给做的一床新棉被过去，他从省城托人带来一个搪瓷脸盆，上头印着红双喜，那就是我们全部的家当了。
说出来不怕丢人，洞房那晚我紧张得手脚冰凉，他反倒比我稳，把煤油灯拨暗了，轻声跟我说了半天话，说以后日子会越过越好，说要让我过上好日子。我不知道他哪来的底气，可那晚他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信。
婚后的日子比我预想的要甜。
他在地里学得越来越顺手，我在家做饭、喂鸡、缝补，两个人把那间破屋收拾得干干净净。他识字多，晚上就着煤油灯看书，有时候念给我听，什么农业技术的文章，我听得一知半解，他就一句一句解释，说着说着说岔了，两个人笑成一团，笑声把隔壁的土坯墙都震得往下掉灰。
婚后头一年，我怀上了。顾清源高兴得不知道怎么好，跑去供销社买了两个鸡蛋回来，说要给我补身子。我说两个鸡蛋有啥用，他一本正经地说："先补着，等我挣了工分多了再多买。"那两个鸡蛋他全逼着我吃了，自己连汤都没喝一口。
1973年秋，我生下了老大，是个儿子，顾清源给他取名念祖，说要记住根在哪里。老支书来看了，乐呵呵地说："这名字好，接地气。"1974年我又生了个闺女，取名盼娣。两个娃挤在一张土炕上，冬天睡觉要盖两床棉被，顾清源怕孩子冷，半夜起来好几回掖被角，轻手轻脚的，生怕把孩子吵醒。
就那么一大一小两个孩子的家，烟火气才算真的旺了起来。
04
有了孩子，日子过得更紧巴，可也更有奔头。顾清源干活比以前更卖力，早出晚归，拼命挣工分。1975年底，老三来了，又是个儿子，取名建国，顾清源说赶上了好年头；1977年春，老四出生了，是个闺女，顾清源他娘在信里头建议叫小莲，说家里有了建国，小闺女叫小莲正好搭，我们就依了。四个娃，两儿两女，土炕上挤得满满当当，我每天睁眼就是喂奶、换尿布、做饭、喂鸡，脚不沾地地转，累得倒下就能睡着。
可顾清源从没叫过一声苦。他回到家，不管多晚多累，总要把四个娃一个一个抱过去，挨个儿看，挨个儿哄。有回建国半夜哭闹，我累得没动，他爬起来抱着孩子在屋里转了大半夜，天快亮才把娃哄睡，自己靠着墙根眯了不到两个钟头，天一亮又扛着锄头去地里了。
那时候村里头有人嚼舌根，说我们两个折腾得太厉害，我也没脸皮去辩，反正日子是我们自己的。
1977年开春，村里来了个陌生人。不是县里的，也不是镇上的，一个穿灰色干部服的中年男人，骑着自行车进了村，径直去找了老支书，两个人在大队部里关着门说了将近一个钟头。我当时在附近地里拔草，远远地看见了，也没在意。
那天晚上，顾清源回来得特别晚，饭都凉了。我把饭热了一遍又一遍，孩子们睡了他还没回来，我坐在灶台边打瞌睡，迷迷糊糊听见门响，他进来的时候脚步有点沉，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才脱了鞋进屋。
"吃饭没？"我起身去盛饭。
"吃了。"他在桌边坐下，把手放在膝盖上，"秀英，我跟你说个事。"
我端着碗过来，看他脸色不对，"啥事？"
他沉默了片刻，"我可能要出一趟远门，时间不一定，你先别问去哪，等我回来跟你细说。"
我一下子愣住了，"啥叫远门？去多久？"
"不确定，"他抬眼看我，"反正你别担心，我会安排好的。"
我把碗搁在桌上，声音硬了："顾清源，你跟我说清楚，你要去哪？"
他没答，只是把我的手握住，"秀英，你信我不？"
我甩开他的手，"你跟我说这个没用，你得跟我说清楚。"
他又沉默了，最后说："现在真的没法细说，等时候到了我一定跟你解释清楚。"
我那晚没再问，赌气转身去睡了，连背影都没给他留一个。那晚要是再追一句，结果会不会不一样，我后来想过很多回，但也想不出答案了。
05
那个穿灰色干部服的男人后来又来了两回，每回都是跟老支书和顾清源关在屋里头说话，家属一个都没让进。村里人看出了点苗头，背后议论纷纷，有人说顾清源要被调走，有人说他家里出了事，什么版本都有，越传越邪乎。
我没吭声，该干啥干啥，可耳朵竖着。
晚上哄完孩子，我问顾清源："那个来找你的人，是做啥的？"
他正在灯下看一份什么文件，听见我问，把纸翻过去扣在桌上，抬头笑了笑，"县里的，来问今年粮食收成的情况，我跟老支书一起汇报了一下，没啥大事。"
我看了他一眼，没再追问。但那份被他翻过去扣着的纸，压在我心里，像块石头，沉甸甸的，不知道压着什么。
1978年秋天，国家恢复高考已经过了一年，知青返城的口子越来越松，村里陆陆续续有知青收拾东西走人了。那年一起来的七个人，走了四个，大队部那间土坯房里空了一大半，剩下几个也是人心惶惶，坐不住了。
顾清源表面上照常下地、照常回家，但我感觉到他变了。他开始频繁写信，有时候写到半夜，见我起来倒水，就把信纸迅速叠起来压到书底下，笑着说："没事，写点东西，睡吧。"
有回我去晒场收谷子，念祖跑来找我，"娘，我去叫爹吃饭，看见爹坐在桌边，眼睛红红的。"
我把谷子往旁边一搁，回了屋，他已经坐直了，眼眶确实有些红，见我进来，扯了扯嘴角，"没事，眼睛进沙子了。"
我没戳穿他，把饭端上桌，叫孩子们来吃，饭桌上照常说话，照常热闹，可那顿饭我一口都没吃下去。
十一月里，天气骤然冷下来，头场雪下得又急又猛，一夜之间把院子里的菜地全埋了。那天夜里孩子们都睡死了，我也困得眼皮打架，迷迷糊糊睡过去，等再睁眼，身边是空的。我摸了摸那边的被褥，是凉的，不知道空了多久了。
灶台上压着一封信，旁边叠着一沓钱票，厚厚的，捆着橡皮筋，还有几张布票和粮票，整整齐齐摆着，像是摆了很久。
我的腿软了，扶着灶台慢慢蹲下去，把那封信拿起来，手抖得很厉害。
信写了两页，字迹工整，是他一贯的样子。他说他有不得不走的理由，说这个理由眼下没法跟我解释，说他对不起我和孩子，说留下的钱够用一段时间，说让我好好把孩子带大，说他会想我们的……最后一句话是："秀英，等我，等我把事情办完，我一定回来。"
我在灶台边坐了不知道多久，天亮了，孩子们醒了，念祖第一个跑出来，看见我坐在地上，吓了一跳："娘，你咋了？"
我把信收进怀里，站起来，"没事，去叫弟弟妹妹起来吃饭。"
那一天，我把四个孩子的饭做好，看着他们吃完，把锅刷干净，然后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对着空荡荡的大雪，哭了很久很久。
06
顾清源走了以后，日子像一口漏底的缸，怎么装都装不满。
村里的闲话比雪化得还快，各种版本传得沸沸扬扬。有人说他早就在城里有人了，骗了我这个乡下婆娘；有人说他是被家里人逼着走的，摊上了什么事；还有人说就是政策一松，城里人脚底抹油，拍拍屁股走人，留下四个娃给我收拾烂摊子。
我端着水桶走回去，桶里的水晃出来，把棉鞋打湿了，冰得脚趾头发麻，我愣是一步没慢，走得笔直。
回到家把门带上，我靠着门板滑下去，坐在地上把脸埋进膝盖里，没出声，只是浑身发抖。
过了一会儿，念祖不知道从哪儿跑进来，站在我跟前，把一根他从地里捡的红色野果塞进我手里，"娘，你吃，甜的。"那颗野果又小又皱，哪有什么甜味，可我含进嘴里，眼泪就掉下来了。
日子还是要过的。顾清源留下的那些钱，我精打细算，先把孩子们的棉衣补了，把炕洞里的土修了，又换了两扇破了缝的木窗。每天出去挣工分，回来做饭、喂孩子、缝补，一天十几个钟头不得闲。有时候四个孩子同时哭，我一个人哄不过来，就把小莲绑在背上，腾出手来抱建国，念祖和盼娣只能在旁边等着，两个孩子懂事得叫人心疼，不哭，就那么等。
顾清源走后半年，来了一封信，从省城寄来的，只有短短几行，说他一切都好，让我别担心，说钱不够了给他写信，他想办法寄来。信封上没有寄信地址，邮戳模糊得看不清城区哪条街，我翻来覆去找了半天，什么都没找着。
我坐下来给他写了回信，写了两张纸，问他在哪，问他在做什么，问他什么时候回来，问他知不知道建国学会走路了，问他知不知道小莲叫了第一声爹结果没人应……那封信寄出去，石沉大海，再没有回音。
邻居刘婶看不下去，时常过来帮忙搭把手，有时候端一碗玉米糊过来，说："秀英，你把自己吃垮了，孩子怎么办？"我接过碗，应了一声，埋头吃完，接着去喂孩子。
那几年我瘦得厉害，骨头都往外撑，整个人像一根快撑断的麻绳。
07
1979年开了春，知青返城的事在全国越来越热，永丰大队里原来那批知青，到这时候已经走得干干净净，一个都不剩，留下来的就只有我这个嫁给了知青的本地媳妇，带着四个孩子，守着那间土坯房。
那年清明节，我爹来看我，坐在院子里抽了半袋旱烟，末了说："秀英，你要是过不下去，就带着孩子回娘家来，我和你娘还养得起你们。"
"爹，我过得下去。"我把他送到门口，等他的背影走远了，才回屋，关上门，靠着门板发了一会儿呆。
四个孩子这时候在院子里玩，念祖带着盼娣和建国堆泥巴，小莲坐在地上，手里攥着一根树枝在地上画道道，阳光照进来，把他们的影子拉得细长，都是顾清源的模样，眼睛、鼻子，一个一个都像。
1980年，国家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队里分了田，我一个妇道人家，带着四个孩子，分了两亩地，勉强能糊口。刘婶帮我借了头老黄牛，犁地、播种、收割，我样样上手，什么活儿都得自己干，手上磨出了一层老茧，厚得扎针都不带疼的。
有天晚上我给四个孩子缝冬衣，煤油灯火苗跳了一下，屋里头暗下来，念祖抬起头问我："娘，爹什么时候回来？"
我手里的针停了一下，"快了。"
"是真的吗？"盼娣也抬起头，七岁的孩子，有些话她不说，可眼睛里藏不住。
"是真的。"我低下头继续缝，"快睡吧，明天还要上学。"
屋里静下来，孩子们陆续睡了。我把那件缝了一半的棉衣叠好，去灶台上把那封信又拿出来看了一遍，那张地址被我摸得起了毛边，字迹都有点晕了，可我还是能认得清清楚楚，一笔一画，都是他写的。
我在灶台边坐了很久，窗外风吹过来，把油灯吹得一跳一跳，屋子里明明灭灭的。
08
1981年开了春，地里的活儿还没到最忙的时候，我把四个孩子的状况算了一遍：念祖八岁，盼娣七岁，建国五岁，小莲四岁，最小的也能走路了，不用人抱着走长路了。我从床板底下把那个信封摸出来，数了数里头的钱，加上这几年攒下来的，勉强够路费。
我决定去省城找他。
不是没想过放弃，三年了，连封信都没有，换谁都该死心了。可那四个孩子每天睁眼叫娘，我就没办法死心——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他们，他们得有个爹，或者，至少得知道他们的爹到底怎么了。
我去找了老支书，把想去省城的意思跟他说了。老支书是个厚道人，沉吟了半天，从抽屉里头摸出一张纸，写了个地址递给我，"清源走之前，把这个地址留给了我，说是让我好好保管，等你们娘几个实在过不下去了再用。这三年我一直等他自己回来，没想到一等就是三年，秀英，你去吧，该去了。"
我接过那张纸，看了看，是省城一条街道的名字，门牌号码，没有单位名称，没有别的说明。
我问："他走之前，有没有跟你说在哪里，在做什么？"
老支书摇摇头，把烟袋锅在鞋底上磕了磕，"他没说，我也不好多问，有些事，不是咱们该打听的，你去了就知道了。"
我把那张纸收好，回家开始收拾东西。刘婶听说我要走，来帮我照看孩子，拉着我的手说："秀英，一个人去省城，我不放心，你小心点，身上的钱收好，别叫人盯上了。"
我应了，转身去跟四个孩子交代，说娘有事出去几天，叫他们听刘婶的话，念祖帮着照看弟弟妹妹，不许打架，不许乱跑。四个孩子站成一排听我说，一个个点头，小莲年纪最小，还不太懂，可也跟着点，圆圆的眼睛看着我。
我把包袱绑好，当晚就睡了，打算天一亮就走。可躺在炕上，四个孩子的鼻息声围着我，我睁着眼睛看了一夜屋顶，到天快亮的时候，坐起来，把包袱又解开，重新收了几件孩子的换洗衣裳进去。
我没办法把他们留在这里，没办法。
09
我把四个孩子托给邻居刘婶照看了两天，可到了火车站，怎么想都不放心。
老大念祖死死抓住我的裤腿："娘，我要跟你一起去找爹。"
老二盼娣更是哭得撕心裂肺："娘，你要是不带我们，你也不回来了咋办？"
我一狠心，把四个孩子全带上了。
一路上扒火车、蹭汽车，四个娃在破包袱里睡了一路。到省城的时候，一个个脸都冻得青紫，我按着老支书给的地址一路打听，越问心里越发凉。
那哪儿是老百姓住的地方？街上的行人都西装革履，我这一身补丁棉袄，四个鼻涕娃娃，走在那儿跟叫花子似的，路人都躲着我们走。
拐进一条种满梧桐的大街，远远地就看见一处大门口停着好几辆黑色小轿车，大门是朱红色的，门楣上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我离得远，看不清那牌子上写的啥，可我这条腿就是不敢往前迈。
念祖拉了拉我的手："娘，就是这儿？爹在里头？"
我攥着那张纸，深吸一口气，"走，进去找你爹。"
我牵着四个穿着打补丁棉袄的娃刚往前挪了两步，哨兵的眼神就跟刀子似的扫了过来。
"站住！干什么的？"
哨兵上下打量着我这身沾了煤灰的破棉袄，又瞅了瞅我身后四个鼻涕拉碴的娃，眉头拧成了疙瘩。
"同志，我找顾清源，这是他三年前留的地址，你行行好，帮我通报一声！"
我赶紧从怀里掏出那封被我摸得起了毛边的信，双手抖着递过去。哨兵瞟都没瞟一眼，冷着脸把我往外推。"这里没有姓顾的，你走错门了，赶紧带着孩子离开！"
我不肯走，梗着脖子就要嚷。
就在这时候，院子里头传来一阵疾走的脚步声，还有几个人压低了嗓子在说话。
一群穿呢子大衣的人簇拥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首长走了出来，中间还有个穿藏青色中山装的年轻男人在低声汇报着什么。
那男人抬起头的一瞬间，我抱着孩子的胳膊猛地一颤，怀里的小闺女"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是清源。
他也看见了我，脸唰地一下白得像张纸，手里的公文包"啪嗒"掉在了地上。
那个抛下我和四个娃整整三年的男人，嘴唇哆嗦了半天，才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
"秀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