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73年冬，我叫吴桂芝，是陕北黄土沟里一个地道的乡下丫头，认不了几个字，却偏偏叫村里下来插队的城里男知青看上了眼。
那年我二十岁，他叫顾长明，比我大两岁，戴着一副细框眼镜，手掌白净，说话斯斯文文，跟我们村里那些满脸风霜、动不动就扯着嗓子骂人的庄稼汉，不是一路人。
他头一回到我家借农具，站在我家窑洞门口，被风吹得鼻尖通红，冲我傻笑了半天，硬是憋出一句："你…你叫什么名字？"
我低着头没搭理他，把锄头往他怀里一塞，转身就往灶台边跑。
可我的心，那一刻就跟被炭火烫了一下，再也凉不下去了。
后来的事，快得像黄土高原上的一场风。他托了老支书来我家说亲，我爹坐在炕沿上抽了半晌旱烟，才挤出一句："城里娃，靠得住？"顾长明在院子里站直了身板，声音不抖不颤："大叔，我顾长明这辈子，就认定桂芝一个人。"
我躲在里屋的门缝后头偷听，那一刻鼻子酸得不行。
1973年腊月里，我们在村里摆了两桌土席，算是成了亲。
婚后的日子，穷是穷，可那窑洞里头，处处都是热乎气儿。他对我好得没话说，五年里我给他生了两对龙凤胎，四个白胖娃娃挤在一张土炕上，哭声笑声能把窑洞顶子掀翻。
村里的老娘们儿背地里戳我脊梁骨，说我是癞蛤蟆攀上了城里人，迟早有一天要被扔掉。我不信，他也当着我的面一次次发誓，这辈子谁都别想拆散咱这一家六口。
我信了他整整五年。
直到1978年腊月那个大雪夜，窑洞门被风吹开，炕头上只剩下一封信、一沓钱票，和四个还没睡醒的孩子。他，走了，连个招呼都没打。
村里人的冷话像刀子一样往我身上扎，我蹲在灶膛前哭得撕心裂肺，却还得爬起来给四个娃煮糊糊。整整三年，我一个人把四个孩子拉扯到能满地跑。1981年开春，我攥着他信封里那个省城地址，咬着牙带上四个孩子，一路扒火车去找他。
可当我站在那扇朱漆大铁门外，看清门楣上那块牌子的时候，我的腿，死活迈不进去了。
01
要说顾长明这个人，搁我们红崖村，从头到脚都是个"异类"。
1972年秋末，县里一批城里知青下乡插队，我们村分到了三个。另外两个男知青一到地方就嫌吃不好睡不好，见天叫苦叫累，干活磨洋工，跟村里人处得一塌糊涂。
顾长明却不一样，他第一天就跟着老队长下地，镐头抡得虽然歪歪斜斜，可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儿，把几个老农都看直了眼。晚上收工，别人倒头就睡，他点着煤油灯趴在炕上写写画画，旁人问他搞啥，他笑着说记农事，也不多解释。
他住的那间窑洞是全村最破的一间，顶上的土坯隔三差五往下掉渣，一下雨就漏水，他自己找了旧草席钉在顶上挡着，凑合着住，愣是没跟村里人叫过一声苦。
村里人起初不待见他，觉得城里人都是来镀金的，撑不了多久就得跑。可顾长明硬是撑下来了，秋收、冬储、凿井、修渠，他样样跟着上。
尤其是那年冬天凿井，手冻得裂开了血口子，他拿破布一缠继续干，愣是没吭一声，把我们村几个出了名的硬汉都比下去了。慢慢地，村里人对他的眼神开始不一样，见了面会点个头，农忙时候也肯带着他一起干。
我头一次正眼瞧他，就是他来我家借锄头那天。我爹在外头跟他说话，我在灶台边擀面，隔着一道薄薄的土墙，听见他说话的声音斯斯文文的，带着省城口音，跟收音机里播新闻似的好听。后来他站到门口朝里喊了一声"大妹子，能不能帮我倒碗水"，我转过身来，就看见他站在冬日的光里，眼镜片反着白光，鼻尖冻得红彤彤的，冲我憨憨地笑。
我捧着那碗水走过去，他伸手来接，指尖碰到我手背，烫得我差点把碗摔了。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他隔三差五往我家跑，借个锄头、讨把盐、问个农活，花样多得很。我爹后来跟我娘咬耳朵，说那小子哪是来借东西的，分明是来看我们家桂芝的。
我娘嗤了一声，说城里娃看得上咱乡下丫头？我爹摸着烟袋锅子没吱声，只是眼神往我身上瞟了一眼，又把视线挪开了。
我装作没听见，低头继续擀面，可脸上那股子热劲儿，自己藏不住。
02
到了1973年开春，顾长明托了老支书上门提亲，把我爹我娘都吓了一跳。
我娘当天晚上把我拽进里屋，压低嗓子问："桂芝，你跟那城里小子，到底咋回事？"
"能咋回事，"我低着头搓衣角，"就是认识。"
"认识？"我娘盯着我看了半天，"那他干啥要来提亲？"
我没说话。我娘叹了口气，在炕沿上坐下来，声音软下去一截："娃啊，不是娘泼冷水，那城里人根儿不在咱这儿，他插队能插几年？到时候政策一变，他拍拍屁股走人，你跟孩子咋办？"
那时候我还没孩子，我娘这话说的是以后，可我当时只觉得我娘多心。
我爹那头更难说通。老支书登门那天，我爹坐在炕头抽了一锅又一锅旱烟，把顾长明叫进来，上上下下打量了半天，才开口："娃，你城里还有家吧？"
顾长明站得笔直，回答得干脆："有，父母都在省城，我是家里老大。"
"那你爹娘同意？"
"我给家里写了信，他们同意的。"
我爹又抽了一口烟，把烟袋锅子在炕沿上磕了磕，烟灰落在地上。"城里娃在咱这儿待不长，你要娶我闺女，就得给我立个字据——不管政策咋变，不抛妻弃子。"
顾长明没有犹豫，拿起桌上的毛笔，当场写了一张字据，按了手印，递给我爹。
那张纸上写的是："吴桂芝为我顾长明之妻，此生不弃，若违此誓，天地不容。"毛笔字写得横平竖直，一丝不苟。
我爹把那张纸压在了炕席底下，没再多说什么，只抽了最后一口旱烟，把烟袋放下，算是默认了。
当年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我们在村里摆了两桌饭，把亲戚街坊请来吃了顿饺子，把婚事办了。没有婚纱，没有喜糖，我娘把自己压箱底的红布扯了一块，给我缝了件新褂子。
顾长明从县城带回来一块上海牌手表，套在我腕子上，说是结婚礼物。我们村里的女人那年月能有块手表的，一个都没有，我低头看那表盘，又酸又甜，说不清哪种滋味更多。
那天有个碎嘴的二婶站在院墙边嚷嚷："城里娃娶了咱村的丫头，指不定哪天就跑路了，桂芝这孩子，怕是要吃亏哩。"我听见了，把那块手表往袖口里藏了藏，没搭理她。
03
婚后头一年，顾长明还在公社知青点挂着名儿，农忙时候跟着大队干活挣工分，农闲就待在我家窑洞里。那窑洞就一间卧室一间灶房，炕是旧土炕，被面是我娘陪嫁过来的旧花布，洗了好多年，花色都淡了。
可顾长明住进来，头一件事就是把那面破了皮的土墙重新抹了一遍，找了块旧木头，自己动手打了个小书架，钉在窑洞壁上，把他那些从省城带来的书整整齐齐摆上去，厚的薄的，横平竖直，像是在这破窑洞里头生生辟出一块他自己的地儿。
我瞅着那排书，随口问他："这些都是啥书？"
"有历史的，有数学的，还有几本农业技术的，你要看哪本？"他抬头冲我笑。
"我不识字。"我直接说，脸上没红也没藏。
他愣了一下，然后把书架上最薄的那本抽出来，走到我跟前："那我教你，从这本开始。"
我以为他说着玩，没当回事。可第二天晚上，他当真拉着我坐下来，一笔一划地教我写字。我手粗，拿惯了锄头，捏毛笔像捏根筷子，写出来的字歪歪扭扭，难看得很。
他也不笑我，就托着我的手，一遍一遍地写，耐心得很。后来他索性把村里几个没上过学的孩子也叫来，在窑洞外头的空地上划了块地方当教室，自己当先生，教孩子们认字。
老队长看见了，在村委会上说："这顾知青，是个踏实的，不像城里来镀金的。"这话传到顾长明耳朵里，他只是笑了笑，没多说什么。
就这样，婚后的日子一边下地挣工分，一边在空地上教孩子认字，日子过得踏实又热乎。除了农活和教书，他还在农闲时候帮村里人写信算账，两口子搭着手，把那个破窑洞过成了旁人眼里稀罕的样子。
1974年秋，我生了头一对，一男一女，男孩叫顾念祖，女孩叫顾盼弟。顾长明接过那两个皱巴巴的娃，在灶房门口站了半天没说话，末了低下头冲我说："桂芝，辛苦你了。"
我躺在炕上累得手都抬不起来，却冲他咧嘴笑了："有啥辛苦的，这不都好好的嘛。"
他把两个娃一左一右抱在怀里，手忙脚乱又满脸是笑，那副样子，我记了很多年。
04
有了孩子之后，日子更紧了，可顾长明从没让我觉得难熬。
他那时候除了下地，还开始在村里帮人写信、算账，慢慢地公社那边也注意到了他，把他调去帮着做些文书工作，工分照记，还能多分几斤粮食。我娘见了，悄悄跟我说："这男人是个有本事的，你可得好好待他。"
我白了我娘一眼："我啥时候没好好待他了？"
我娘哼了一声，没再说话，可嘴角那抹笑藏不住。
1976年，我又生了第二对，还是一男一女，男孩叫顾念恩，女孩叫顾盼归。四个娃挤在一张土炕上，一个哭另外三个跟着哭，那动静能把窑洞顶子掀翻。隔壁刘婶来帮我搭把手，进门就被那四张嘴吓了一跳，捂着耳朵喊："桂芝，你这是开托儿所哩！"
我抱着最小的盼归喂奶，脚丫子在炕上哄着另一个，嘴里还得应付刘婶，忙得像个不停转的陀螺。
顾长明每天傍晚收工回来，先进灶房把饭做上，再来接我手里的娃，两个大的一人一个夹在腋下，在院子里转圈，转得两个娃咯咯直笑。
"爹，再转，再转！"念祖那时候刚学会说话，嗓门大得很，扯着顾长明的耳朵叫。顾长明"哎哟"一声佯装皱眉，却忍不住笑，把念祖往空中一抛再接住，那孩子笑得喘不过气来，连带着炕上的盼弟也跟着咧嘴傻乐。
院子里这副热闹劲儿，引得路过的村民都爱往墙头探脑袋。有人酸溜溜地说了一句"城里人就是会哄媳妇"，也有人实在说"这小子，不像外头来的"。
那段日子，是我这辈子过得最踏实的时候，炕上睡着四个娃，灶台上的锅冒着热气，顾长明在院子里劈柴，斧头落下去，劈出清脆的一声响，屋子外头是黄土坡上的风，呜呜地刮，可屋子里头，暖和极了。
谁也没料到，这样的日子，说散就散了。
05
好日子最怕有个"但是"。
1977年秋，县里头开始流传一些消息，说是政策要变，高考要恢复，城里的知青陆续能回城了。这话像一阵风，刮过村里每一个角落。知青点里头那几个还没走的，立时就坐不住了，天天往公社跑打听消息，生怕自己落在后头。
顾长明却像没事人一样，照样下地，照样帮我搭灶，照样晚上陪四个娃睡炕。可我有时候半夜醒来，看见他侧过身去，眼睛睁着，盯着窑洞顶子，也不知在想什么。
我问他："睡不着？"
他"嗯"了一声，把我拉过去，下巴搁在我头顶上，没再说话。
1977年底，高考恢复，全国开始招生，顾长明悄没声息地报了名。他没主动跟我说，是老队长在饭桌上顺嘴提了一句，我才知道。那天晚上我等他进屋，问他："你报名了？"
他点头，坐到炕沿上，低着头："桂芝，我想试试。"
"那就试，"我在灶台边擦着手，没转身，"你有这个本事。"
"考上了呢？"
我这才转过身来，看着他："考上了就去读，读完回来，咱家四个娃，等得起。"
他沉默了一会儿，站起来，走到我跟前，把我的手攥住，低声说："桂芝，不管结果咋样，你都是我顾长明的婆娘，这辈子不变。"
我没答话，把手让他攥着。灶台上的火苗扑扑地跳，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老长。
1978年初，成绩公布，顾长明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是老队长亲自送到我家的。那天他拿着那张通知书，在院子里站着，抬头看了看头顶那片灰蓝的天，长长地呼出一口气，脸上的表情很复杂，说不清是高兴还是别的什么。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问了一句："咋样？"
他转过头冲我笑，把通知书递过来："考上了，省城的，秋天就得去报到。"
06
从通知书下来到秋天开学，这半年，顾长明干活比以前更卖力，好像要把所有力气都提前用完似的。家里的窑洞他重新修了一遍，炕席换了新的，漏风的门缝塞上了棉絮，院子里的水缸装得满满当当，柴火垛堆得比我头还高。
我看着他忙进忙出，有天晚上实在忍不住，开口问他："你这是要走多久？"
他停下手里的活儿，抬起头看我："学制四年，但我不会让你们等四年，等我安顿好，就把你们接过去。"
"省城那边，我们去了能住哪儿？"
"学校有家属院，我去打听，能安排的。"他说这话的时候很笃定，眼神也是稳的。
我没再多问，只是低头把他换下来的衣裳叠整齐，搁进旧木箱里。
1978年秋，顾长明背着那个旧帆布包准备走的那天早上，四个孩子刚睁眼，还没闹清楚状况，念祖爬起来就往他爹身上扑，念恩抱着他的腿不撒手，两个小的盼弟盼归坐在炕上，看见爹背着包，也跟着哇哇哭起来。
顾长明蹲下来，把四个孩子挨个儿抱了抱，摸了摸头，哑着嗓子说："念祖，你是哥哥，要照顾弟弟妹妹，等爹把家安顿好，就来接你们。"
念祖抽着鼻子，梗着脖子说："爹，你去了，还回来不？"
顾长明把念祖抱紧了一下，用力点头："回来，一定回来。"
他最后看了我一眼，眼眶有些红，喉咙动了动，没说话，转身出了院门，沿着那条黄土坡往上走，背影越来越小，直到拐过土梁，不见了。
我站在院门口，手里攥着他临走前塞给我的一叠钱和粮票，风把我的头发吹乱了，我也没去整理，就那么站着，看着那道空了的土梁。
07
顾长明走了之后，头两个月还有信来，几乎每半个月一封，说省城的学校，说宿舍，说课业，说等他把情况摸清楚了就来接我们。我把每封信都压在枕头底下，夜里睡不着就摸出来，认识的字念出声，不认识的靠猜，猜那些字背后是什么意思。
可到了第三个月，信变少了，一个月才来一封，再往后，两个月，三个月……
村里的二婶最先察觉出不对。她站在井台边，当着一群女人的面开口："桂芝，你那男人，最近来信了没？"
"来了。"我没抬头，把绳子往辘轳上绕了一圈。
"最近来？"
"上个月。"
"嗬，上个月。"她拔高了嗓门，环顾四周，笑得意味深长，"那这个月咋没来？城里男人啊，飞出去了，还记得什么乡下婆娘……"
我提着水桶，扛起扁担就走，背后那一群女人的说话声追着我："可怜桂芝，守着四个娃……""早说了，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我脚步没停，把扁担扛得更稳了些，可那些话，一句一句，像钉子往背上钉。
1979年夏，信彻底断了。我写了好几封过去，没有一封有回音。
我也不是没想过去找，可家里四个孩子，老大念祖才五岁，最小的盼归才三岁，走不了。我娘来帮了一段时间，没两个月就病倒，我又得抽空过去照顾她，里里外外全是我一个人，累得人像陀螺。就这么撑着，撑过了1979年，撑进了1980年。
08
1980年，政策变了，农村开始搞包产到户，各家分了地，日子比以前好过了些，起码饿不着肚子。可我一个女人带四个孩子，地里的活儿干得吃力，村里有几个不安分的男人，隔三差五往我跟前凑，说些拐弯抹角的话。
我不搭理，他们就去我爹跟前转悠，说什么孤儿寡母的不是个事儿，改嫁了吧。
我爹替我骂走了几个，可我娘把我拉到跟前，眼圈红着："桂芝，你这样熬下去，是个头儿吗？"
"有头儿，"我把炕桌上的煤油灯调亮了一格，"我等他一个说法。"
"他都没信这么久了……"
"没信不代表人没了，"我抬头看我娘，声音是平的，"娘，我不改嫁，顾长明的婆娘，我认。"
我娘叹了口气，没再说话。
那年冬天，老支书来我家，在炕头坐下来，喝了半碗茶，清了清嗓子，说："桂芝，你要想去找他，趁着孩子们还小，去吧，别再等了。他走的时候，托我照顾着你们，我一个老汉，能帮的也有限，你自己的日子，得你自己去拿。"
我端着碗，抬头看了老支书一眼："支书，那地址，还能找到人吗？"
老支书点了点头，眼神有些说不清楚，顿了一顿，才开口："能找到，那地方……好找。"
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再多解释，站起来，把烟袋别回腰间，走了。
我坐在窑洞里，把那张压在炕席底下的烟盒纸掏出来，上头抄着省城的地址，字迹已经磨淡了，我对着煤油灯凑近了才能看清楚。
那字据也在旁边，"此生不弃，若违此誓，天地不容"，十二个字，按着他的手印。
我把两张纸叠在一起，攥进手心里，握了很久。
09
1981年开春，地里的冻土刚刚化开，我把能变卖的东西变卖了，加上攒下的钱，收拾了一个旧包袱，把四个孩子的换洗衣裳捆进去，打定了主意，进城。
出发那天天还没亮，四个孩子睡眼惺忪地被我叫起来，念祖揉着眼睛问："娘，天还黑着，去哪儿？"
"去找你爹。"我帮他系好棉袄扣子，声音平稳。
念祖一下子就精神了，转头去推念恩："快起来，找爹去！"
一路上扒火车，蹭汽车，四个娃在破包袱边挤着睡了一路，脸冻得红一块白一块，可没一个叫苦的。
到了省城，下了车，我抱着最小的盼归，领着三个娃，按着那张烟盒纸上的地址一路打听。越往里走，街上的人穿着越齐整，路越宽，树越高，我这一身打满补丁的棉袄，带着四个挂鼻涕的娃，走在那条种满梧桐的大街上，路人都下意识地往旁边躲，眼神扫过来，又迅速挪开。
我低着头，攥紧了那张纸，跟着地址一路往前走。
拐进一条街，远远地就望见一处大门，朱红漆面，门口停着好几辆黑色小轿车，门楣上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
我离得还远，看不清那上头写的什么，可两条腿像是忽然不听使唤，怎么也挪不动。
念祖拽了拽我的手："娘，就是这儿？爹在里头？"
我攥着那张被我摸得起了毛边的信纸，深吸了一口气，咬着牙开口："走，进去找你爹。"
我牵着四个孩子刚挪出两步，门口哨兵的眼神就像刀子一样扫了过来："站住！干什么的？"他上下打量着我这身沾了煤灰的破棉袄，又瞅了瞅身后四个孩子，眉头拧成了一个死结。
"同志，我找顾长明，这是他三年前留的地址，你行行好，帮我通报一声！"我从怀里掏出那封信，双手抖着递过去。
哨兵连瞟都没瞟，抬手就往外推："这里没有姓顾的，你走错地方了，快带着孩子走！"
我梗着脖子不肯挪步，就在这时，院子里头响起一阵疾走的脚步声。
一群穿呢子大衣的人簇拥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首长走了出来，当中还有个穿藏青色中山装的年轻男人，正低着头翻着手里的文件，一边走一边压低嗓子汇报着什么。
那男人抬起头的一瞬间，我抱着小闺女的胳膊猛地一颤，怀里的孩子"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是他。
是顾长明。
他也看见了我，脸色唰地一下白得像一张纸，手里的文件夹"啪嗒"一声掉在了地上。
那个抛下我和四个孩子整整三年的男人，嘴唇哆嗦了半天，才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
"桂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