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1960年，中国为何要攀登珠穆朗玛峰？

上世纪50年代末，中国与尼泊尔正在就两国边境划界进行谈判，而其中珠穆朗玛峰的归属是绕不开的问题。

中方提出将边境线划在珠峰顶峰，尼泊尔方面则坚持珠峰完全属于尼泊尔。

谈判桌上，尼方代表抛出一句话：你们中国人都没有登上过珠峰，凭什么说它是你们的？

尼方代表之所以敢说出这句话，是因为在1953年，尼泊尔人丹增·诺尔盖作为英国登山队的向导从南坡成功登顶珠峰。

尼泊尔借此在国际上大造声势，一座山的主权归属，就这样跟能不能登上去绑在了一起。

于是乎，对中国而言，攀登珠峰从一开始就带着明确的国家使命。

珠峰地处中国西藏边境地带，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对珠峰的认知和探索权，几乎被西方国家垄断。

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多国登山队伍就多次尝试攀登珠峰，所有成功登顶的记录、珠峰的地形数据、海拔参数，都由西方团队主导统计和发布。

很长一段时间里，外界对珠峰的地理定义、边界划分参考依据，全部源自西方科考成果，中国作为珠峰主权所属国，却长期缺席对这座本土高峰的探索与话语权。

1955年，苏联邀请中国运动员参加攀登扎埃莱山的活动，许竞等四人前往苏联，与苏方运动员一起登上了团结峰和十月峰，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在国际登山活动中亮相。

贺龙由此看到了登山运动在展示国家形象方面的特殊价值，随后着手推动组建正式的登山队伍。1956年，中华全国总工会组建了35人的登山队，史占春任队长。

此后两年间，这支年轻的队伍先后攀登了太白山、厄尔布鲁士峰、慕士塔格峰、贡嘎山等，登山运动在中国从无到有地起步了。

1958年夏天，中苏双方在北京商定了一项联合攀登珠峰的计划，分三步走：1958年侦察，1959年试登，1960年登顶。

但事情的走向很快发生了变化，由于1958年之后中苏关系持续恶化，苏联以“担心引起友好国家印度不满”为由，退出了联合登山计划。

到了1959年底，中方多次邀请苏方继续商谈，苏方一再推脱，原定由苏联提供的8000米以上高度装备彻底没了着落。

如此变故，将中国推到了一个艰难的位置上。如果放弃攀登，边界谈判中关于珠峰归属的主张就失去了有力支撑。

当时我国态度很明确，自力更生也要干。

国家体委随即向计委和外贸部申请了70万美元外汇，并得到了批准。

1960年初，史占春赶赴瑞士采购装备，带回了高山帐篷、鸭绒夹层登山服、氧气装备和便携式报话机等物资。

在瑞士采购时，史占春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店员指着不远处的两名亚洲顾客说，他们是印度陆军登山队的采购人员。

原来，印度也准备在1960年从南坡攀登珠峰。当时的国际格局是中苏走向决裂，苏印关系颇为密切，中国和印度一北一南同时攀登同一座山峰，较量意味十分明显。

1960年2月，中国珠穆朗玛峰登山队正式组成，全队214人，运动员约八九十人，其余全是气象、电台、医务、后勤等保障人员，平均年龄不到24岁。

王富洲是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屈银华原是伐木工人，贡布是藏族队员，刘连满是经验丰富的登山运动员。

3月19日，登山队抵达海拔5120米的大本营。从3月下旬到5月中旬，队伍进行了三次适应性行军，逐步向更高海拔推进。

大本营设在5120米，医务站设在6400米，那里白天零下20摄氏度，太阳一落山就降到零下30摄氏度，喝水得凿冰烧水。

两次行军下来，有队员因高原反应牺牲，到达海拔8300米突击营地时，只剩下了十几名队员。

5月17日，突击队员从大本营出发。原定突击组组长许竞在到达8500米营地后因体力严重透支倒下，王富洲接任组长，承担运输任务的屈银华被临时编入突击组。

四个人继续往上攀登，在海拔8700米处遇到了北坡路线上最险要的障碍：第二台阶。

这是一道总高20多米的岩壁，最上面4米几乎垂直光滑，此前所有从北坡尝试的外国登山者都在这里折返。

刘连满四次尝试都没能攀上去，最后他蹲下来，让队友踩着自己的肩膀往上爬。

屈银华为了在岩壁上打钢锥，脱掉了高山靴，只穿着薄棉袜在零下30摄氏度的环境中操作，双脚严重冻伤。

翻过第二台阶后，刘连满体力耗尽无法继续，留在原地，在日记本上写下了一段话：

这次我未能完成党和祖国交给我的任务，由你们去完成吧，氧气瓶里还有些氧气，对你们下山会有帮助，告别了，你们的同志刘连满。

写完信，刘连满就睡着了，并且挺过了这一夜。

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三人则在夜间继续向上，并在5月25日凌晨4点20分到达了顶峰。

这是人类第一次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但因为是在夜间登顶且设备受限，未能拍摄到清晰的照片，所以在很长时间内没有被国际登山界承认。

登顶的消息传回国内后，1960年5月2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向全世界宣告了这一消息。

1961年10月，中国与尼泊尔签订边界条约，珠穆朗玛峰被确定为两国界峰，北坡归属中国，南坡归属尼泊尔。

从1958年侦察到1960年登顶，再到1961年条约落定，这三年从谈判中遇到的质疑，需要用实际的攀登来回应，到联合攀登计划的中断，迫使中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独立完成这项任务。

而登顶本身，又影响了边界谈判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