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11年11月，紫禁城内仍悬着大清旗号，湖北、四川、陕西、云南等地却已接连失去控制。溥仪尚未退位，地方大员们已经开始各寻出路。有人死守旧朝，有人仓皇出逃，也有人转身投向新势力。
这场变化，并不是一纸退位诏书突然造成的。清末各省督抚手中握有兵权、财权和行政权，表面上位高权重，实际上既受中央牵制，又要面对地方新军和革命力量。武昌枪声一响，他们的选择，立刻变成了个人命运的分水岭。
闽浙总督松寿，是其中少数真正以死殉清的人。武昌起义爆发后，福建局势迅速紧张，他仍准备抵抗，并试图动员旗兵和地方力量守住福州。可大势早已变化，军队缺乏战斗力，民众也不愿再为清廷卖命。福州失守后，松寿自尽，成为清朝覆亡前后殉节的高级官员之一。
湖广总督瑞澄，则被认为对武昌起义的爆发负有重要责任。四川保路运动发生后，他同意抽调湖北新军入川，使武昌防务出现空缺。后来革命党人遭到搜捕，形势骤然紧张，起义提前发动。
起义开始后，瑞澄没有组织有效抵抗，而是迅速离开武昌。有人劝他留下，他只说：“城中已乱，不能再守。”这句话或许反映了当时的恐慌，却也让清军失去了核心指挥。瑞澄先到上海，后赴日本避风头，清朝灭亡后返回上海，1915年病逝。
陕甘总督升允的选择完全不同。他是清廷的坚定支持者，武昌起义后率部向西安进攻，企图保住西北这块地盘，为清朝留下重新起兵的根基。遗憾的是，西安尚未攻下，清廷已经宣布退位。
此后，升允长期与清朝遗老往来，参与谋求复辟的活动。清室退位后，他虽然失去了官场地位，却没有放弃恢复旧制的想法。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升允病逝，未能看到后来局势进一步变化。
四川总督赵尔丰，能力和争议都很突出。他曾在西藏地区用兵，维护清朝在当地的统治；但在四川保路运动中，他采取强硬手段，造成严重伤亡。成都局势因此不断恶化，清廷不得不从湖北抽调新军入川，反过来削弱了武昌的防守。
武昌起义后，赵尔丰被革命军控制。四川军政府成立后，他被处死。赵尔丰并非毫无才干，却在最关键的时刻选择了以高压解决矛盾，最终也被自己造成的政治后果吞没。
云贵总督李经羲，是九位大员中相对开明的一人。他支持云南讲武堂的发展，使这所学校培养出一批重要军事人才。面对革命活动，他没有采取极端镇压办法，因此在云南局势变化时得到保护，随后离开当地。
民国建立后，李经羲与袁世凯关系密切，曾被列入袁氏身边的重要幕僚圈。他没有再恢复昔日的地方权力，却在政界保持一定声望。1925年，李经羲在上海病逝，结局比许多同僚平稳。
两广总督张鸣岐面对局势时，选择了迅速离开。他任职广东、广西期间，革命力量活动频繁，地方控制本就十分困难。清朝覆亡后，他一度投靠袁世凯，后来又与日本侵略者合作，成为汪伪政权中的重要人物。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张鸣岐在上海病逝。这个结局并非简单的“逃跑保命”，而是从清末旧官僚转变为亲日合作者，政治选择一步步加重了他的历史责任。
两江总督张勋，是最执着于清室的人物之一。清朝退位后，他仍要求部下保留辫发，拒绝承认旧制度已经结束。1917年，他借调停黎元洪与段祺瑞之间的冲突之机率兵进入北京，拥立溥仪复辟。
复辟只维持了十二天，段祺瑞组织讨逆军很快将其击败。张勋逃往天津，此后主要经营实业，少再公开参与政争。1923年，他病逝于天津。溥仪退位后，他失去了政治舞台，却没有像张鸣岐那样彻底改换立场。
直隶总督张镇芳与袁世凯关系深厚，曾在袁世凯失势时充当其重要助手。袁世凯重新掌权后，张镇芳继续受到重用。后来袁氏筹划帝制，张镇芳也参与其中，袁世凯失败后被捕。
1918年，张镇芳获释，转入金融和实业领域，担任天津盐业银行董事、董事长。昔日的封疆大吏，最终没有回到权力中心，而是在商界度过余生。
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地位最为特殊。东北是清朝所谓“龙兴之地”，清廷对这里格外重视。清朝灭亡后，袁世凯希望借助赵尔巽的声望，请他出面任职，赵尔巽没有答应。
后来，袁世凯邀请他主持清史编纂，赵尔巽接受了这项工作。编纂清史需要整理大量档案，也牵涉对清朝功过的评判。可惜工程尚未完成，赵尔巽便于1927年病逝。九位督抚由此走向不同归宿：殉国者有之，逃亡者有之，投机者有之，转入实业和史学者也有之。清廷的牌匾还在，旧有的权力秩序却已经无法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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