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7月7日,福建漳州机场,62岁的皮定均刚从福州赶到这里,便催促机组立即起飞。他要去东山岛检查三军反登陆演习,却不知道,这次出发将成为人生最后一次行动。
皮定均当时并不适合长途奔波。此前,他因眼疾住院治疗,医生没有同意他轻易离院。可演习进入关键阶段,现场有人来电说:“您不来,三军就很难真正协调起来。”这句话,让他改变了主意。
那天清晨,皮定均还在散步听广播,得知朱德于7月6日在北京逝世,情绪十分沉重。临行前,长子皮国宏提出同行,既想学习,也想在父亲身边承担警卫任务。父子二人随后一同登机。
上午9时29分,飞机从福州起飞,10时33分抵达漳州。原计划是换乘米—8直升机前往东山岛,但当时天气并不理想,航线上有积水云,云底高度只有约400米,继续飞行存在明显风险。
负责接待的人员曾劝皮定均先吃饭,等天气好转再走。李振川也把情况讲得很清楚:“天气不好,过不去就返航。”皮定均沉默片刻,仍决定出发。对一名长期在战场上作战的将领而言,任务已经摆在面前,往往很难因为个人安危而退后。
直升机起飞后不久,便在灶山西侧撞上山坡。机上13人全部遇难,皮定均和长子皮国宏也未能生还。7月8日,遗体被护送回福州。这个消息传到张烽那里时,她面对的不只是丈夫的离去,还有儿子的突然死亡。
张烽没有把事故简单看作一次意外。她连续提出疑问:航线变化是否经过严格审核,天气不符合要求时为何仍然起飞,飞机失去联系后地面采取了哪些搜寻措施?这些问题,必须有明确调查,不能靠几句“飞行事故”草草带过。
7月9日,中央军委派出由杨成武、梁必业、张震等组成的调查组赶赴漳州。两天后,调查报告提交上级。报告认定,事故与恶劣气象有关,同时也指出飞行组织、指挥和保障环节存在漏洞。这个结论,既说明了直接原因,也留下了需要追查的责任问题。
7月10日,福州军区成立治丧委员会,皮定均遗体随后火化。7月13日下午,追悼会在福州军区后勤部礼堂举行,前来悼念者达1500多人。张烽亲自安排会场,面对大量花圈和纷杂事务,她一直强忍悲痛,逐项处理。
按照当时安排,皮定均的骨灰应送往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但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北京各项工作随之调整,护送骨灰的计划被推迟。直到1977年7月7日,皮定均牺牲一周年之际,他的骨灰才安放进八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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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烽原本希望,丈夫和儿子能够一同归葬安徽金寨故乡。中央研究后决定,皮定均仍按原定方案安放北京。她没有继续争执,只是把这份牵挂埋在心里。此后十多年,皮定均一直安息在八宝山。
变化出现在1991年。豫西老根据地群众提出,希望皮定均能够回到登封。因为1944年那段抗战经历,在当地人心中,他并不只是一个远方将领,更是带领部队打开抗战局面的“皮司令”。
1944年9月6日,皮定均率部挺进豫西。当时河南会战后局势危急,日军占据大片地区,地方民众饱受压迫。部队进入登封一带后,迅速攻下日军修建的飞机场,解救出大批民工;随后又夜袭巩县黑石关,破坏敌方交通设施。
在三个多月里,部队连续作战,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扩大根据地,解放了大批群众。1945年初,八路军河南军区部队陆续进入豫西,皮定均此前承担的开辟任务已经完成。那些曾经得到救助的人,多年后仍记得这位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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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烽听到群众的请求后,决定向中央提出新的安置方案:将丈夫的骨灰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迁往登封革命烈士陵园,另一部分安放在灶山。登封,代表他战斗过的土地;灶山,则是他生命终止的地方,也是她希望日后与丈夫相伴长眠之处。
中央经过研究,同意了这一请求。1991年,皮定均的骨灰迁出八宝山,分别安葬于登封和灶山。张烽还亲自撰写碑文,并请人将石碑运上山顶。碑文中写道:“九死一生,将军闯过枪林弹雨,永留百世英名;人妖颠倒,亲人竟遭机毁人亡,谁解千古之谜?”
皮定均身上留下的伤痕,足以说明“九死一生”并非虚言。头部刀伤、腿部枪伤,以及后背多处炮弹碎片造成的创口,伴随了他很长时间。战争年代留下的旧伤,甚至让他睡硬床时疼痛难忍。1991年之后,他的骨灰一半归于豫西,一半留在灶山,两个地点分别对应了他的战斗岁月与生命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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