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7年1月9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正在工作的阎长贵突然接到通知，要立即搬到11号楼，担任一位重要人物的秘书。通知来得猝不及防，他甚至没有太多时间思考，只能匆忙收拾行李，连夜从16号楼搬过去。
11号楼并不是普通的办公地点。这里既是办公场所，也是居住地，工作人员的日常起居都集中于此。阎长贵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在当时的同事中学历较高，但他年纪较轻、资历尚浅，原本没料到自己会从几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
他后来回忆，自己刚到11号楼时，和同事相处得还算融洽。秘书的工作看似只是处理文件、传达事项，实际却牵涉许多复杂事务，既要谨慎，也要承受很大的压力。那段经历并没有持续太久。
1968年1月24日深夜，阎长贵被两名持枪战士押上吉普车，离开了钓鱼台。此前，他已经在11号楼工作了一年左右。车辆驶入夜色时，他没有机会与家人告别，更没有料到，这次离开会让自己与外界隔绝多年。
此后，阎长贵在秦城监狱度过了七年半。漫长的岁月里，外面的生活不断变化，家人也在成长。对他而言，时间仿佛停留在被带走的那一天；对妻子和孩子来说，日子却一天天向前推进。
1975年5月23日，阎长贵走出秦城监狱。按照当时的安置安排，他还要前往湖南岳阳一带的西洞庭农场，等待有关问题进一步处理。他曾有机会在北京停留几天，可北京没有真正属于他的住所，过去存放在《红旗》杂志社宿舍里的衣物和书籍，也早已由儿子取走。
“你的东西，已经被你儿子取走了。”
听到这句话，他一时有些发愣。负责安置的工作人员随后告诉他，儿子已经是中学生。阎长贵这才意识到，自己记忆中的那个孩子仍然年幼，可现实中的孩子已经长大了。
从北京乘火车前往湖南，阎长贵心里既有离开监狱后的轻松，也有对家庭的强烈牵挂。抵达西洞庭农场后，他没有急着四处走动，而是关上房门，找出纸笔给山东老家写信。七年半没有见面，许多话堵在心里，落到纸上时，手竟有些发抖。
十天后，回信到了。信上的字迹稚嫩，显然是妻子口述、儿子写下的。家人告诉他，妻子和儿子会来农场，一家人终于有了重新见面的机会。父母也从山东赶来，但老人惦记家里的农活，停留几天便返回故乡。
妻子和儿子留了下来。儿子已经是初中生，对父亲既熟悉又陌生，见面时没有扑上去，只怯生生地喊了一声“父亲”。这声称呼很轻，却让阎长贵清楚地感受到，父子之间缺失的七年半，不能靠几句话立刻填平。
西洞庭农场始建于1955年，经过十多年开垦，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已经形成规模较大的综合性农场。这里有分场、农科所，也有学校、医院、粮店、邮电机构和工厂，职工及家属人数众多，俨然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生活区域。
农场为阎家分配了住房，还补齐了被褥、蚊帐、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品。职工们知道他们缺柴少菜，便从各家匀出一些柴火，又送来新鲜蔬菜。这样的帮助并不讲究客套，谁家有困难，周围人搭把手，事情就过去了。
阎长贵也没有把自己当成特殊人物。天气炎热时，他照样下田劳动，烈日晒得皮肤脱落，肩膀和手臂都疼。田间劳作虽然辛苦，却让他重新接触到普通人的生活。一起干活的职工并不追问他过去的身份，见面聊天、互相打趣，关系慢慢就熟了。
农场书记覃正彦很看重知识和人才。他认为，让一个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人长期埋头田间，未免可惜，于是设法把阎长贵调到农科所学校教书。这个安排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也让他在农场找到了较为稳定的工作位置。
1978年，湖南举办理论干部班，各农场选派人员参加学习。按一般情况，阎长贵未必有机会入选，但覃正彦坚持把这个名额给了他。学习结束后，阎长贵多次往返北京，处理遗留问题。路费负担不小，覃正彦明确表示，费用由农场按出差标准解决。
1979年9月，阎长贵的问题得到解决，他重新回到北京，回到《红旗》杂志社工作。西洞庭农场接纳他的时间不到五年，却给了他出狱后的住房、工作和家庭生活，也让妻儿与他重新建立起日常相处的关系。阎长贵后来称那里是自己的“第二故乡”。
2021年6月10日，阎长贵病逝，享年84岁。钓鱼台11号楼、秦城监狱和西洞庭农场，构成了他人生中截然不同的几段经历，而农场那几年，恰恰是他重新拥有家庭生活、重新走进普通人群体的阶段。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