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晚年赴香港探亲，小姑娘问：你为何用竹签刺江姐？他如何回答

1980年12月的香港，天气不算冷，维多利亚港的海风带着咸湿的气味吹进九龙一间普通的客厅。六十六岁的沈醉坐在沙发上，身边是分别三十年的前妻粟燕萍，还有从各地赶来的旧友和亲戚。这是一场迟到了太久的团聚，桌上的茶还冒着热气，谈话声此起彼伏。

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挤到沈醉面前，仰着头看了他好一会儿。她开口问了一句话，客厅里所有的声音都停了。小姑娘问的是：“爷爷，你为什么要用竹签刺江姐？”

满屋子的人都不说话了。沈醉端着茶杯的手停了一下，没有放下，也没有喝。他看着这个小姑娘，没有生气，也没有回避。他放下茶杯，慢慢讲了起来。

要讲清楚这件事，得先回到1948年的重庆。

那年6月，江竹筠在万县被捕，随后被押到重庆渣滓洞监狱。她当时二十九岁，丈夫彭咏梧已经在半年前牺牲，头颅被割下来挂在城墙上示众。江竹筠接替了丈夫的工作，担任川东地委和临委的联络员，手里掌握着大量地下党员的名单和联络方式。

抓到她的人知道这条“鱼”有多大，审讯从一开始就奔着撬开她的嘴去。负责审讯的是西南特务头子徐远举，此人在军统系统里以手段狠辣出名，渣滓洞和白公馆的许多酷刑都跟他有关。

沈醉当时是什么身份？他十八岁加入军统的前身复兴社特务处，二十八岁就挂上了少将军衔，在军统局里以年纪轻、资格老著称，先后担任过军统局本部总务处少将处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1948年那段时间，他常驻重庆，跟徐远举、周养浩并称军统“三剑客”。

那天沈醉去找徐远举办事，徐远举拉着他去了审讯室，说让他看看一个“硬骨头”。沈醉跟了过去，坐在审讯室角落里的一张椅子上。

徐远举先问了一连串问题，江竹筠要么不回答，要么答得不着边际，名单、联络方式、上下线关系，一个字都不吐。徐远举拍了桌子，吼了一声，让人把江竹筠的衣服裤子全扒了。

这时候沈醉做了一件事。他在桌子底下踢了徐远举一脚，低声说了一句，大意是别搞这种丢人的把戏，换别的办法。徐远举愣了一下，收回了那个念头。沈醉这一脚，在江竹筠受审的过程中，算是唯一一个跟“阻止”沾边的动作。

徐远举换了手段。他让人拿来一盒竹签子。

竹签钉指甲这件事，后来被写进了小说《红岩》，成了江姐受刑最标志性的画面。歌剧《江姐》里那首《红梅赞》一唱，竹签子钉进指尖的画面就浮现在几代中国人的脑子里。

他说提审江竹筠时用的不是竹签钉指甲，而是筷子夹手指。筷子夹手指这种刑罚，在军统的审讯手段里不算最重的，但持续施加压力，手指的骨头和关节会承受极大的痛楚。江竹筠在受刑过程中没有开口。

沈醉对这件事的态度很明确。他说《红岩》里的“严醉”不是他，“严醉”身上揉进了好几个特务的影子，把许多坏事集中到了一个人身上。小说需要这样的反派，历史不能这样写。

那么江竹筠到底有没有被竹签钉过指甲？从沈醉本人的讲述来看，没有。在场的亲历者讲的是筷子。竹签是小说家的笔法。

回到香港那间客厅，沈醉对小姑娘说的第一句话，是问她知道“严醉”这个人吗。小姑娘点头，说《红岩》里的坏蛋。沈醉说，严醉是小说里的人物，不是他沈醉本人。小说把好几个人的事写到了一个人身上，他沈醉没有拿竹签去刺江姐。

然后他讲了那天审讯室里发生了什么。他讲了徐远举下令扒衣服，讲了他踢的那一脚，讲了徐远举换成了筷子。他讲得很慢，像在回忆一件很久以前的事，细节记得清清楚楚。

他最后对小姑娘说的是，他没有亲手对江姐动刑，但他当时坐在那间屋子里，看着这一切发生，没有走开。他说，坐在那里看着，就是帮凶。

这句话说出口的时候，客厅里没有人接话。

沈醉没有为自己辩解。他完全可以只说“不是我干的”就结束这个话题，但他没有。他承认了在场，承认了旁观，承认了旁观本身的分量。

一个小姑娘问了一个孩子气的问题，一个老人给了一个不孩子气的回答。

沈醉去香港，本来不是为了讲这些往事。

1980年，经过调查证实他在卢汉起义通电上签了字、发表了起义广播、亲笔颁布命令要下属特务组织上交器材，他的身份由战犯改为起义将领，享受副部级待遇，连续被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他去香港，是因为前妻粟燕萍和几个孩子在那里。当年他被关押后，毛人凤把粟燕萍和五个孩子强行送到了香港。

台湾那边传话说沈醉已经在战场上“杀身成仁”，粟燕萍一个人带着五个孩子，日子过不下去，后来改嫁给了一个普通职员。沈醉的大陆女儿沈美娟陪着他去的香港，他想见见前妻，也想见见那些年没能在身边的孩子。

到了香港，消息很快传开了。报纸用醒目的标题报道这位“前军统少将”到了香港，记者找上门来，旧友纷纷来访。

沈醉在美国、加拿大和港台地区有不少亲朋故旧和学生，有人劝他留下来，说大陆的物质生活差，香港这边条件好得多。沈醉的回答很直接：他不是为钱来的，他母亲生前对他说过，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一定要做人。

他在香港待了二十多天，见了该见的人，说了该说的话，然后回了北京。

沈醉在1996年3月18日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八十二岁。他晚年写了不少东西，《我这三十年》《我所知道的戴笠》《中美合作所内幕》，都是用他自己的经历在讲那段历史。

香港那个小姑娘问的问题，他本来可以躲开。一个六十六岁的老人，面对一个孩子的提问，完全可以含糊过去，说一句“书里写的不全是真事”就完了。但他没有含糊。他讲了审讯室里的细节，讲了筷子不是竹签，讲了他踢的那一脚，也讲了他坐在那里看着。

他说“坐在那里看着，就是帮凶”的时候，不是在给自己加罪名，而是在说一件他认为该说的事。一个人做过什么，没做过什么，旁观了什么，这些账要分开算。没做过的事不能认，做过的事不能赖，看着的事不能装作没看见。

沈醉这一辈子，前半生在军统系统里做事，后半生在大陆写回忆录、当政协委员。他跟江竹筠之间隔着一间审讯室，隔着一张桌子，隔着几米的距离。他没有动手，但他在场。这个分寸，他自己拎得很清楚。

小姑娘问的是竹签，沈醉答的是在场。这个问题和这个回答之间，隔着一个老人对自己一生的打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