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三年游击战，项英有何作为？陈毅直言：红军的命运全寄托于他

1934年，八万主力红军踏上长征，把一个烂摊子留给了项英。二十万国民党军压过来，留下的不到两万人，苏区县城一个个沦陷。

外界几乎已经认定，这批人活不过一年。但三年之后，他们走出了深山，整编成了一支新的军队。

这中间，项英到底做了什么？

1934年10月，瑞金。

中央红军主力已经开始悄悄集结，准备踏上那条没有人知道终点在哪里的路。走之前，有件事得交代清楚：苏区不能就这么扔下。

党中央做出决定，组建苏区中央分局与中央政府办事处。项英，留下来，担任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留下来，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

这个任命，说好听点是托付重任，说难听点，更像是把两个人留在一艘正在漏水的船上，让他们想办法把船撑住。

留下的兵力，账面上看起来还行：红二十四师、各军区独立团，战斗人员一万六千余人，加上地方干部和伤病员，总数超过三万。

但这个数字，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会一点一点地缩水，缩到令人心惊的程度。

项英接手的任务，中央说得很清楚：阻击国民党军队，牵制敌军兵力，掩护主力顺利撤离。换句话说，就是用这三万人，替八万主力红军挡住后面的枪口，争取时间。

这是一道送命题，但没有人说出来。

项英不是没有资历的人。在党内，他长期担任要职，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在苏维埃政府工作期间，他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人一起为根据地建设作出过重要贡献。他的党内威信，是后来能够整合南方八省游击力量的关键底气。但威信解决不了眼前的困局。

主力红军走后，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并没有一路猛追，而是掉转枪口，开始一点一点地蚕食中央苏区的县城。瑞金、于都、会昌，接连失守。大片苏区沦陷，留守部队不断损耗。

项英在等，等中央的指示，等局势转机，也等主力打回来。

但那封等了很久的电报，始终没有出现。

项英最初的思路，并不是打游击。

他想的是集中兵力，和国民党硬碰硬，拖住敌人，等主力回来。这个思路，跟他的军事背景和当时党内的惯性思维有直接关系——正规战、大兵团，这是他熟悉的打法。

但现实很快给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

国民党军的兵力悬殊得根本不给你打正规战的机会。这边一万多人，对面几十万大军，一打正面，红军就是送人头。县城一个接一个丢，阵地一块一块缩小，部队还没打散就已经被压缩到喘不过气。

陈毅一直在旁边看着，憋得难受。他多次提出：不能继续拿大部队跟敌人硬拼，必须尽快打散，转入山区打游击。

这个意见，项英没有马上接受。

不是不懂，是放不下。放下大兵团作战，意味着放弃守住苏区的希望，意味着承认主力不会很快打回来，也意味着承认他之前的判断是错的。这对任何人都不容易，更何况是一个党内资历深厚、习惯拍板的领导人。

1934年11月底，项英终于松口了。

中央分局召开会议，接纳了陈毅的意见，开始着手改变作战模式。同时，电台还能勉强和长征路上的党中央联系，项英不停地往外发电报，等待中央给出明确的后续指令。

但那边，长征途中行军艰苦，回音几乎是零。

一直等到遵义会议结束。

1935年2月，一份电报辗转送到了中央分局。中央明确指示：部队拆分多路突围，分散开展游击战争，不要再固守旧苏区。

这封电报来得太晚，也来得刚好。

晚，是因为苏区已经丢得差不多了，正规战打了几个月，部队损耗不小；刚好，是因为它来了，至少项英有了明确的方向，不用再在等待中继续消耗。

接到电报，项英立即行动，安排九路突围——各个队伍分头向着不同省份的山区转移。

突围的过程，惨烈到难以描述。

贺昌在突围途中战死，何叔衡牺牲，阮啸仙阵亡，刘伯坚被俘后遇害，瞿秋白不久之后被捕处决。大量干部倒在突围的路上。这些名字，每一个背后都是真实的人，是跟项英、陈毅一起在苏区工作多年的同志。

项英和陈毅带着几百人的队伍一路向南，躲避封锁，穿过敌军控制的道路，一路挣扎着前进。

1935年3月底，他们抵达赣粤边的油山。

到这里，第一阶段算是结束了。从掩护主力撤离，到丢失苏区，到九路突围，三万多人，能跟着项英走到油山的，只剩下几百人。

这是一场彻底的溃败，但又不完全是。

因为这几百人还在，项英还在，陈毅还在，那口气还没断。

油山，是一个新的开始，也是一个新的绝境。

1935年，项英、陈毅在赣粤边的油山召开长岭会议。会议定下了接下来的方针：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高潮。

说起来是方针，落地全是血。

机关精简，人员拆分，不再集中驻扎。整个南方八省，十几处游击区被敌人从中间割开，互相之间几乎没有办法通信。

项英作为中央分局书记，尽可能派出交通员冒险联络各个游击区，但山路阻隔、关卡重重，大量游击区很长时间完全失联，只能就地独立坚持。

游击队分散在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河南八省，十几个地区——赣粤边、闽赣边、闽西、浙南、闽北、闽东、湘鄂赣边、鄂豫皖边……每一处，都是一群人在山沟里面自己扛着，不知道其他地方还有多少人活着。

国民党没打算给游击队任何喘息的机会。

蒋介石采取"北和南剿"的策略——北方暂时跟红军谈判，调集兵力加紧清剿南方各处游击根据地。

敌人的招数，很毒。

修碉堡，建工事，把山里的村庄一个个切断。实行"移民并村"，强迫山里的百姓搬到集镇集中看管，断掉游击队和老百姓之间的往来渠道。食盐、粮食全部封锁进山——没有盐，人会浮肿，会没有力气，最后会死。

重金悬赏项英、陈毅的人头，发动群众检举，在山林里反复进行大规模搜山。

这套组合拳下来，游击队的生存空间被一点一点挤压。

那几年，游击队员的生活状态，用陈毅后来自己的话来说，"整年整月在山里睡，外面跑。春天雨水多，全身都是泥巴，两个多月没干过。吃的是野草、杨梅、笋子和蛇。根本不是过人的生活，像野兽一样。"

白天不能动，不能生火，一缕烟就可能暴露位置，招来搜山的敌军。夜间才能移动，在黑暗里摸着山路转移。缺盐缺粮是常态，饿肚子是日常，随时有人叛变带路是噩梦。

叛变，是比搜山更难防的威胁。

游击队坚持不了、熬不住的人，熬不下去就变节。变节之后，带着敌军进山，对着曾经并肩作战的同志指路。每一次叛变，都是一次致命的精准打击。

1936年冬，最危险的那一次来了。

叛徒陈海设下圈套，谎称从延安来人，约领导人到大余县城接头。陈毅进城察觉不对劲，立刻折返。但敌人已经等在外面了——五个营的兵力，封锁梅山各个出口，分片搜山。

项英、陈毅一行人，趴进乱石草丛，二十多天不敢移动。

不敢说话，不敢咳嗽，不敢生火，听着外面搜山的脚步声一遍遍从头顶扫过去。所有人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陈毅在那段时间，在密林深处的岩洞里写下了《梅岭三章》，那是一个自认为可能活不过这个冬天的人写下的诗。

危机最后意外解除了。

没有一场大战，没有什么戏剧性的反转，就是搜山的敌军撤了，项英和陈毅活了下来。但活下来，是靠什么？

是靠情报的判断，靠转移时机的把握，靠每一次处于绝境时没有溃散的队伍，靠项英在最危险的时候还能拍板——什么时候走，去哪里，怎么处置叛变的人，如何在没有外界消息的情况下保持队伍的凝聚力。

这三年，没有稳定的消息来源。电台早在突围时就埋掉了，外面传来的消息真假难辨。不知道长征之后主力红军落脚在哪里，不知道外面的时局发生了哪些变化，每一个重大判断，都只能靠几个人有限的情报去决定。

项英很少向外表露情绪，这是他留下的印象。他把情绪压在肚子里，把决策一个一个扛出来。

陈毅在那段时间心里清楚："留在南方的这一批红军能不能撑下去，很大程度要看项英能不能稳住大局。"

这不是客套话，是真实处境下说出来的实话。

项英也确实撑住了。

这三年，他犯过错，早期固守大兵团作战造成了不必要的伤亡，这是事实。但认清现实之后，他放下原本的思路，适应了山林游击的生存方式。一年一年熬过去，人在减少，但剩下的人还在，那根弦没有断。

这就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最核心的事实：不是打赢了什么，而是没有垮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

枪声在北平郊外响起，全面抗战开始了。这个消息，断断续续地传进了南方的深山。

对游击队来说，这个消息意味着什么，一时间很难判断。

打了三年，活下来不容易。下山，是走向新生还是陷入陷阱？

国民党这些年，在南方各个游击区布置了大量的兵力和封锁线，没少用招安的名义设套。

现在说抗日、说国共合作，能信吗？游击队怎么下山，怎么谈判，怎么守住武装，避免落入国民党精心布置的圈套——这一系列问题，摆在项英面前，一个都绕不开。

项英做了一个决定：亲自出山，前往南昌，联系谈判。

这需要勇气，也需要判断力。出山意味着暴露，意味着脱离游击队的保护，进入一个信息更复杂、威胁更多元的环境。但谈判这件事，不能交给别人，项英的身份和在党内的威信，是谈判桌上最重要的筹码。

谈判的核心原则只有一条：共产党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国民党不得插手干部配备。

这条线，不能退。退了，整编成了，军队却丢了，三年的坚守就成了给别人做嫁衣。

谈判的同时，项英开始往各个分散的游击区送信——通知各地游击队，谨慎下山，准备改编。

但"送信"这两个字，说起来轻巧，做起来要命。

南方八省十四个游击区，分散在群山之中，互相隔绝了整整三年。交通员要穿过国民党的封锁线，翻过无数道关卡，把消息送进去，再把回音带出来。这个过程里，有多少人没能把消息送到就牺牲在路上，没有完整的记录。

消息陆续传达到各地，各个游击区开始陆续下山。但这不是一件整齐划一的事情。

三年的隔绝，让各个游击区的处境千差万别。有的地方消息灵通，下山比较顺利；有的地方已经在极度封闭的环境里坚持了太久，对外面的一切充满警惕，轻易不敢相信谈判的结果。项英和陈毅分赴各游击区，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传达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指示，动员游击队员下山集中改编。

1937年12月，项英赴武汉，参与党中央关于新四军编组原则的确定，代表共产党同国民党当局进行正式谈判，在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守干部配备自主权的前提下，就新四军的编组达成协议。

1938年春，整编工作全面展开。

分散在南方八省十几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开始陆续下山集中，走出他们藏身多年的山林。

这个过程，只用了三个月。

仅仅三个月，就把一盘散沙整合成了一支军队。

这个速度，说起来似乎不难，背后却是极其复杂的工作。每个游击区有自己的领导，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在最艰难的年头里形成的习惯和逻辑。要把这些人整合到一个统一的指挥体系下，不是靠一纸命令就能做到的——靠的是项英在党内多年积累的威信，靠的是各地游击区领导对他这个中央分局书记的认可。

陈毅后来在总结这段历史时，说了一段话，直到今天仍然是对项英这段历史最准确的评价：

"项副军长以其历史地位在全党的威信，使南方八省游击队造成铁的力量。以后跟叶军长合作，使改编成功，这是本军成立的关键。"

这不是溢美之词，是陈毅作为亲历者说出来的实话。

整编完成之后，分散在南方八省十四个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共集结战士一万零三百余人，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这就是新四军的来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从别处调来的，是三年深山里面一口气一口气撑下来的人，整合在一起，走出了大山。

"散是满天星，聚是一团火。"

游击队员纷纷走出深山，开赴江南、皖南、皖中各处敌后战场，成为大江南北抗日前线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毛泽东后来对这段历史给出定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和南方游击区，"是我们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

历史从来不会给人一个完美的结局。

项英在南方撑过了三年，整合了新四军，这是事实。但他的故事，没有就此结束，也没有就此圆满。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

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九千人奉命北移，走到茂林，被国民党军队八万余人四面合围，爆发惨烈的血战。这场事变，新四军损失惨重，是新四军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军事失败。

对于这次事变，项英负有一定的责任。他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警惕不足，对部队北移迟迟下不了决心，错过了多次有利的转移时机，在最关键的时刻犹豫动摇，处置失当。

这是他这一生最大的污点，也是他没有机会弥补的错误。

1941年3月14日，项英在安徽泾县蜜蜂洞被叛徒杀害。他没能走出皖南的山林，死在了他曾经无数次依靠的大山里。

对他的历史评价，中共中央政治局早在1937年12月就给出过一个明确的定论：

"他们的长期艰苦奋斗精神与坚持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来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

这个"他们"，指的正是以项英为代表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坚守者。

项英这个人，用今天的眼光去看，是复杂的。他有功，有过，有坚守，也有失误。早期在大兵团作战问题上的固执，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在皖南事变前的犹豫，让新四军付出了惨烈的代价。但在南方三年那段最黑暗的岁月里，是他顶住了。

那三年，没有轰轰烈烈的大决战，没有载入史册的经典战役。更多的是躲藏，是转移，是周旋，是在一次次绝境里强撑着活下去。是在外界几乎已经认定这批人不可能活下来的时候，硬是活下来了。

南方这些人能撑过三年，有很多因素——群众的掩护，各地游击区领导的坚守，个体游击队员的意志——但在最高决策层面，在那个失去外界联系、每一个判断都可能决定生死的位置上，是项英在顶着。

历史对他的评价，不是非黑即白的。他是一个在极端条件下做出过正确决策的人，也是一个在关键时刻犯过致命错误的人。

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如果没有他在南方那三年的坚守，新四军的成立就没有基础。那一万多游击队员走出大山的那一天，是用三年的代价换来的，而那三年能不能撑过去，很大程度上，就像陈毅说的那样——寄托于他。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在整个中国革命史的叙述里，常常被长征的光芒所遮盖。但它是真实发生过的，是有血有肉的，是三万多人最终只剩下一万多人走出大山的漫长煎熬。

那些死在突围路上的干部，死在搜山中的游击队员，死在叛徒出卖下的同志，他们的名字不一定都进了史书。但他们的存在，是新四军的底子，也是南方革命的根。

项英是这段历史的核心人物，不是因为他完美，而是因为他在最难的时候，没有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