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说三大战役不算什么，他最得意的一仗开局就打输了

1935年，赤水河畔。三万红军，背后是四十万追兵。前有长江天堑，后有川军铁桶。

蒋介石坐在重庆的指挥室里，觉得这次稳了。

可他不知道，他面对的那个人，刚刚打了一场败仗，而这场败仗，才是真正的开始。

要搞清楚四渡赤水有多难，得先搞清楚当时红军的处境有多烂。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踏上长征。出发时八万五千人。一路打，一路跑，一路减员。到湘江，真正的灾难来了。

湘江一战，不是一场败仗，是一场灭顶式的消耗。渡江之前八万多人，渡完之后只剩三万出头。减员超过60%。不是打死打伤的那种"惨"，是那种整营整团的人，就在江边消失了。幸存的战士回忆，湘江的水面上漂满了红军的遗体，红了好几天。

三万人，极度疲惫，士气低落，补给断绝。

这个时候，蒋介石已经把口袋扎紧了。

他调集中央军、湘军、川军、滇军、黔军约四十万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进逼。北面是长江天堑，川军重兵把守；东面和南面是乌江水系，湘军四个师加薛岳的中央军八个师；西面是金沙江，滇军严防死守；遵义周边是王家烈的黔军把中央红军团团围住。

这不是包围，这是一个铁桶。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

出席的名单，后来写进了每一本党史教材。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等人；参加会议的还有刘伯承、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邓小平等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列席，但李德这一次坐在角落里，几乎一言不发。

会议只开了三天，但它改变了后来发生的一切。

决议写得很清楚：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退出苏区后遭到的严重损失，主要原因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会议取消了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决定由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后，军委决定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

听起来是组织上的调整。但落在战场上，意味着一件事：从死守阵地、硬碰硬拼的打法，换成了灵活机动的运动战。

换句话说，一个新的指挥风格开始了。

但遵义会议开完，红军面临的处境没有任何改变。四十万大军还在外面。三万人还在包围圈里。弹药不足，伤兵满营，黔北地贫人稀，长久立足不了。

毛泽东重新回到决策核心，所有人都等着看他怎么打。

他给出的第一个答案，是北上渡长江，和红四方面军会合。要过江，先得拿下赤水县城。1月19日，中央红军撤离遵义，兵分三路，向赤水、土城方向推进。1月24日，攻占土城。

下一步：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打一仗，消灭尾追的川军，然后轻装北上。

计划看起来清晰，但有一个致命的漏洞。

青杠坡，贵州习水县土城镇，距土城古镇约三公里。

这个地方四周高，中间低，葫芦形的山谷，两侧地势开阔，中间是条狭长的沟道。从军事地形上看，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

1935年1月27日，川军郭勋祺部尾追红军，在青杠坡与红军后卫接火。

中革军委判断：郭勋祺部约四个团，可以打。于是下令，以红三军团、红五军团、军委干部团为主力，在青杠坡设伏，打掉这支尾追之敌，为北上渡江打开通道。

1月28日拂晓，战斗打响。

打了没多久，不对劲了。

对面的敌人，越打越多，越打越猛，而且源源不断有援军涌来。红军的阵地开始被突破。这时候才搞清楚：情报出了大问题。郭勋祺部实际参战的是四个旅八个团，兵力被严重低估，而且这是川军王牌，不是可以速胜的对手。

危急关头，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亲自上前线指挥。干部团发起冲锋，红二师从元厚跑步回援，才稳住了阵地。经过十余次激烈拼杀和反复争夺，终于攻占主阵地营棚顶。但"攻占"不代表胜利——川军的增援还在赶来，东西北线全部受阻，背后就是赤水河。

这一仗，红军伤亡三千余人。

一天之内，三千人。那是整整三个团的人。

下午，中革军委在土城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做出了一个关键决定：改变原定北渡长江的计划，主动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

1月29日凌晨，中央红军分别从土城的浑溪口、蔡家沱以及赤水的元厚沙沱，一渡赤水河，向古蔺、叙永方向转移。

这是四渡赤水的起点。

而这个起点，是一场败仗。

毛泽东后来在扎西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总结土城战斗教训，反思敌情误判的问题，明确责任在军委。没有推卸，没有解释，就是认了。

这句话，放在当时的那个氛围里，其实很重要。因为博古听完说了句话，尖刻得扎人："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

那是对毛泽东赤裸裸的嘲讽。但毛泽东没有回应。他在想另一件事：下一步，往哪走。

一渡赤水之后，局面反而更难了。川军以八个旅分路追截；薛岳兵团和黔军从贵州分路追击；滇军三个旅正向毕节、镇雄急进，准备截击。红军进了古蔺、叙永，前有川军，后有追兵，且叙永打不下来，多处受阻。

2月9日，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集结完毕。这是绝境里的一次喘息。

但仅仅是喘息。

毛泽东在扎西开了军委扩大会议，总结教训，然后提出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判断：正因为敌军主力大部被吸引过来追到川南，黔北方向反而空虚了。

他的结论是：回去。

往回打，这是一个违反常识的决定。

所有人都往川南追过来了，你偏偏要回头？

但这恰恰是毛泽东的逻辑所在：敌动我动，敌空我进。

2月11日，中央红军从扎西挥戈东进，重入贵州。这时候国民党各路追兵还在往川南赶，谁也没想到红军会掉头。

2月18日至21日，红军兵分三路，从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第二次渡过赤水河，重入黔北。这就是二渡赤水。

回来之后，毛泽东没有停。取桐梓、奇袭娄山关、再占遵义城，五天之内，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第一纵队司令官吴奇伟部两个师又八个团。红军毙伤敌两千四百余人，俘敌三千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

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吴奇伟跑路的时候，情急之下下令砍断乌江上的浮桥。结果没过江的敌人，连同大批武器，全部被红军俘获。

蒋介石气坏了。他后来把这次失败称作"国军追击以来之奇耻大辱"。

但毛泽东知道，这还不够。

胜利是胜利，可包围圈还在。蒋介石不是软柿子，他会重新布置。果然，3月2日，蒋介石飞到重庆，亲自督战，制定了"南守北攻"和"碉堡围攻"的方针，企图将红军围歼于遵义地区。

这一次，他还带来了一批嫡系中央军，加强围剿力量。

面对这个局面，毛泽东在苟坝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开了三天，争了三天。第一天，通过决定攻打打鼓新场；第二天，取消这个计划；第三天，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负责指挥全军军事行动。

3月4日，中革军委正式决定，特设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这是毛泽东在这场战役中第一次拥有正式的最高军事指挥头衔。

从遵义会议到现在，两个月了，毛泽东才正式拿到这个位置。

拿到指挥权之后，毛泽东下的第一道命令，是全力攻打鲁班场的周浑元部。

3月15日，红军向鲁班场发起进攻。打了三个小时，周浑元缩在碉堡里不出来，伤亡增大，且外围援军逼近，攻坚没有意义。毛泽东当机立断：撤。

但撤不是跑。

3月16日至17日，红军在茅台镇三渡赤水，再次西进川南。关键在于：白天渡河，大张旗鼓，故意让敌人看见。

这是一个信号。

蒋介石果然上钩。他判断，红军又想北渡长江，于是把主力全部调向川南，形成新一轮围堵。而毛泽东等的，就是这一刻。

3月20日夜，四渡赤水开始。

红军主力以隐蔽迅速的动作，趁着夜色，从各路敌人的缝隙中穿过，从二郎滩、太平渡再次东渡赤水河，掉头回黔北。这个动作完成的时候，那边还在往川南调兵的国民党大军，对此毫不知情。

四渡之后，红军南渡乌江，兵锋直指贵阳。

此刻，贵阳城里有一个人，正坐立不安。那就是蒋介石本人。他当时在贵阳督战，身边只有区区四个团的兵力。

红军逼近的消息传来，蒋介石慌了，立刻急令滇军孙渡纵队火速东进救驾。

滇军一动，云南空了。

毛泽东虚晃一枪，红军调头西进，做出攻打昆明的态势。滇军惊慌失措，火速从金沙江边调兵回守。金沙江沿线江防，顿时空虚。

1935年5月3日，军委干部团先头部队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奔袭皎平渡口，突袭得手，控制渡口。

随后找到五条船，动员三十七名艄公，经过六天七夜，三万多名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一兵未损，跳出了四十万大军的包围圈。

整个四渡赤水战役，从1935年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到5月9日全部渡过金沙江，历时一百一十天。

这一百一十天里，中央红军三个月六次穿越三条河流，转战川贵滇三省，歼灭和击溃敌人四个师、两个旅、十个团，彻底粉碎了蒋介石铁桶合围的计划。

1960年，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盛赞毛泽东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说这足以媲美世界历史上任何伟大的战役。毛泽东却说："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

毛泽东在四渡赤水中的军事表现，用"高手"两个字，并不为过。

他高在哪里？不是"算无遗策"，不是每一步都提前设计好了再走。

是犯错之后，没有被错误定住。

土城一仗，情报失误，计划落空，三千人的代价。换了别人，可能一溃千里；或者死撑，硬要把亏损打回来，最后越输越大。

毛泽东做了三件事：

第一，承认错误，不推卸，不掩盖。当着全军承认"责任在军委"，这种姿态稳住了军心。

第二，不在同一个方向上硬碰。北渡长江走不通，立刻换方向。没有"既然定了就得走到底"的执念，没有面子包袱。

第三，把敌人的每一步反应，变成下一步棋的前提。三渡赤水白天大张旗鼓，是给蒋介石发信号。蒋介石收到信号，做出"红军要北渡长江"的判断，调兵入川。蒋介石调兵入川这个动作，就是四渡赤水的窗口。虚晃一枪逼贵阳，是给滇军发信号。滇军回援贵阳，金沙江就空了。

每一个"信号"，都是一个圈套。

这不是事后诸葛亮能说清楚的那种聪明。这是在极端混乱、极端压力、极端资源匮乏的条件下，保持判断清醒、拒绝僵化、持续在运动中找出路的能力。

还有一个细节，很少有人提到。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并不是马上就有了最高军事指挥权。会议之后，他只是政治局常委之一，具体的军事指挥最终决心是周恩来负责。真正的"三人团"，是在苟坝会议之后的1935年3月才成立。而正式被任命为前敌政治委员，是1935年3月4日。

换句话说，一渡和二渡赤水，毛泽东在没有正式最高指挥头衔的情况下，做出了战役中最关键的几个决策。包括：西渡赤水的撤退决定，回师黔北的反向机动，以及二渡之后迅速捕捉战机、拿下遵义的整个操作。

他是在还没有"名分"的时候，就在做最高水平的决策了。

最后说一件事，关于这场战役为什么难以复盘。

这句话，其实说的正是四渡赤水的本质：它不是一个清晰的战略设计，而是在运动中不断生成的一系列决策。每一步，都依赖于上一步的结果；每一个转向，都来自对当下局势的判断，而不是某个事先设定的宏大计划的执行。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有美国作家写道："毛泽东要他（蒋介石）怎样，他就怎么样。"

这句话听起来像夸张，但仔细想，它说的是一个真实的结构：在这场博弈里，被动方是蒋介石，而不是毛泽东。每一次，都是蒋介石在对毛泽东的信号做出反应；而毛泽东真正要做的，是让蒋介石每一次的反应，都恰好成为下一步布局的支点。

这不叫"算无遗策"。

这叫，比对手多算半步，然后在运动中不断找机会。

一百一十天，三万人，四十万追兵，川贵滇三省，三条河流，六次穿越。

最终，全部渡过金沙江，一兵未损。

历史评定这场战役，用了一句话：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光辉战例。

字不多，但分量，重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