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记者在陕北：斯诺写作《红星照耀中国》

来源：【人民日报中央厨房-博古知今工作室】

1936年夏天，一位31岁的美国记者带着两架照相机、二十四卷胶卷和一封用隐色墨水写成的介绍信，走进了被封锁九年的陕北红区。四个月后，他带着十几本笔记和第一批红军照片回到北平，写出了一本改变世界认识中国方式的书。三十五年后，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成为中美关系解冻的见证者。他叫埃德加·斯诺。

埃德加·斯诺。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1936年的中国，关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外界能得到的几乎只有传言。有人说毛泽东是精通法语的洋派人物，也有人说他只是个目不识丁的农民。热心的宣传者倒是能提供一套现成的答案，斯诺对此却不以为然：“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他们可从来没有到过红色中国呀。”

斯诺后来在《红星照耀中国》开篇列出了一长串当时无人能答的问题：红军是一群有纲领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饥饿的流寇？他们的领袖是什么样的人？他们靠什么在没有工业、没有飞机大炮的情况下坚持了九年？他们真的要抗日吗？在他看来，这是记者们私下都承认的“中国的唯一值得采访的消息”，可所有人一无所知。

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此时已在中国生活了8年。1905年，斯诺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1928年来到上海，在《密勒氏评论报》当助理编辑，后来兼任英美多家报纸的通讯员。他走遍中国各大城市，报道过1929年西北大饥荒，目睹过灾民遍野的惨状。1933年起，他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与一批进步学生往来密切，1935年一二·九运动期间，他的客厅就是学生们的聚会场所之一。对中国的长期观察，使他越来越不满足于二手信息。

1936年春夏之交，机会来了。经宋庆龄向中共方面推荐，又经北平地下党的徐冰联络，斯诺得到了中共北方局批准的、写给毛泽东的介绍信。当时进入红区的风险人人皆知：国民党重兵封锁，民团出没，西北还流行着天花、伤寒、斑疹伤寒、鼠疫等多种时疫。斯诺打了几针预防针便启程了。他在书中写道：“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他的结论是，这个代价不算太高。

乔治·海德姆，后来留在红区，改名马海德。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6月初，斯诺乘慢车离开北平前往西安。在西安，一位以牧师身份活动的中共地下工作者与他接头，安排了北上的路线。同行的还有一位美国青年医生乔治·海德姆，他后来留在红区，改名马海德，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

7月中旬，斯诺骑马三天，抵达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今志丹县）。他被安排住在“外交部”，成了苏维埃政府的客人。

他在书中这样描述初见毛泽东的印象：面容瘦削，个子高出一般中国人，头发浓密而长，双眼炯炯有神。此后的许多个夜晚，斯诺在毛泽东的窑洞里进行长谈，由吴亮平担任翻译。毛泽东谈抗日战争的前景，谈统一战线，谈红军的战略战术，却很少谈自己。斯诺费了一番口舌：“大家读了你说的话，就想知道你是怎样一个人。再说，你也应该纠正一些流行的谣言。”毛泽东这才同意，用十几个晚上讲述了自己从韶山少年到红军领袖的经历。这是毛泽东一生中第一次向外人系统口述自己的生平，后来成为《红星照耀中国》中为世人瞩目的篇章，也是此后几十年间各国研究毛泽东的基本史料。

在采访中，斯诺还发现毛泽东对世界政治的了解程度令人吃惊：他详细追问英国工党的政策，问得斯诺答不上来，他对罗斯福总统很感兴趣，斯诺记录道：“他相信罗斯福是个反法西斯主义者，以为中国可以跟这样的人合作。他又问到许多关于美国新政和罗斯福外交政策的问题。”在陕北的窑洞里，中共领袖已经在思考与美国合作的可能。这比后来的中美接触早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

斯诺在陕北采访用的摄影机。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8、9月间，斯诺随部队西行，到达宁夏东南部的预旺堡，那里是红一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司令员是彭德怀。

彭德怀的司令部指挥着三万多人马，陈设却只有一张桌子、一条板凳、两只铁皮文件箱、一部野战电话和一盘土炕。他最得意的一件私人物品，是用缴获的敌机降落伞改做的背心。国民党飞机常在红军阵地上撒传单，悬赏缉拿彭德怀、徐海东和毛泽东，彭德怀下令把这些传单收集起来，因为传单只印了一面，红军缺纸，正好用空白的一面印自己的宣传品。

最让斯诺感到意外的，是那些被称为“红小鬼”的少年。在百家坪吃饭时，他随口朝端饭的孩子喊“喂，给我们拿点冷水来”，孩子理也不理。交通处长李克农笑着提醒他：“你可以叫他‘小鬼’，或者可以叫他‘同志’，可是，你不能叫他‘喂’。这里什么人都是同志。”斯诺赶紧道谢，那孩子却回答：“你不用为了这样一件事情感谢一个同志！”斯诺感叹：“我从来没有在中国儿童中间看到过这样高度的个人自尊。”

这样的对话，斯诺记录了几十段。他和士兵、农民、工人、女战士、戏剧队员交谈，追问同一个问题：为什么当红军？他后来在1938年中文版序言中说，这本书从字面上讲是他写的，但故事是中国革命青年们创造的，“所以这一本书如果是一种正确的记录和解释，那就因为这是他们的书”。

1936年10月，斯诺准备离开。临行前，他在保安又对毛泽东做了一次专访。毛泽东第一次具体阐述了共产党停止内战、联合国民党抗日的条件，这篇访问后来发表在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上，在此后几周紧张的时局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回到北平后，斯诺住在燕京大学附近，开始整理材料。他先为英美报刊写了一系列通讯，在西方引起轰动。1937年，美国《生活》画报刊出他拍摄的红军照片，这是西方读者第一次看到红军的真实面貌。

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一个多月内就印了五版。1938年初，美国兰登书屋推出美国版。此时全面抗战已经爆发，红军已改编为八路军，书中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的判断正在被现实印证，这让它格外引人注目。

中文版的诞生同样是一次“突围”。1938年初，上海已成“孤岛”，公开出版此书不可能。胡愈之等一批抗日救亡人士，在党的领导下，以“复社”的名义集体翻译、印刷、发行了中译本。为了避开审查，书名改成了不那么显眼的《西行漫记》。斯诺把自己的材料和版权无偿交给复社，还补充了大量照片，并专门写了序言。这本书在国统区和海外华人中辗转流传，许多青年读后奔赴延安。

1938年出版的《西行漫记》。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在西方，这本书的影响同样深远。此后几年，史沫特莱、海伦·福斯特·斯诺、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卡尔逊等人相继进入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根据地。1944年，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中美之间第一次建立起官方性质的直接接触。斯诺本人在抗战期间三次受到罗斯福总统约见，向他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在一个几乎没有其他信息来源的年代，《红星照耀中国》为整整一代美国人提供了认识中国革命的起点。

在之后的岁月里，斯诺依旧努力向世界人民介绍中国。1941年，斯诺如实报道皖南事变，受到国民党打压，被迫离开中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国内正为“谁丢失了中国”争论不休，斯诺却撰文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有自己的道路，新中国不会甘当任何大国的附庸。斯诺致力于为美国社会提供真实的中国见闻与中国判断。

1960年6月，斯诺再次来到中国。这一次他在中国停留了约五个月，走访了多个省份，还与老朋友们一一重逢。10月2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他。周恩来也与他长谈，并通过他向美国公众系统阐明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上的立场。回到西方后，斯诺写成《大河彼岸》一书。在那个美国人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的年代，这是西方读者了解新中国为数不多的一手记录。

1964年10月，斯诺再次来华，待到次年初。1970年8月，斯诺偕夫人洛伊斯第三次访问新中国，这一次停留了将近半年。此时的国际格局已悄然生变，中美两国都在试探对方的态度，却没有找到合适的开口方式。10月1日国庆节，斯诺夫妇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被周恩来引到毛泽东身旁一同观礼。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有美国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庆典。12月2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要位置刊出了毛泽东与斯诺的合影，报眼的毛主席语录是“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这样的版面安排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表态。

就在一周前的12月18日清晨，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处与斯诺进行了数小时的谈话，明确表示欢迎尼克松来华：“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传递这个信号的，依然是那位34年前在保安窑洞里听他讲述生平的美国记者。

然而，美国一开始并没有充分理解这一信号，基辛格后来在回忆录中承认，华盛顿当时没有读懂天安门城楼这一安排的深意。由于当时中美之间尚无直接沟通渠道，这一表态的传递需要时间，直到1971年4月，斯诺在美国《生活》杂志发表了与毛泽东的谈话，毛泽东欢迎尼克松访华的表态才公之于众。同月，美国乒乓球队应邀访华，“小球转动大球”，“乒乓外交”拉开序幕。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中美关系的坚冰开始融化。

历史没有给斯诺留下见证这一刻的时间。1971年底，他被诊断出患有胰腺癌。1972年初，尼克松访华的日程已经确定，斯诺原本计划以记者身份随行报道，却已卧床不起。得知他病重，周恩来亲自安排，委派以马海德为首的中国医疗小组赶赴瑞士日内瓦附近的斯诺家中，并邀请他到中国治疗，但斯诺的身体已无法承受长途旅行。1972年2月15日，斯诺在瑞士家中去世。六天后，尼克松的专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周恩来与尼克松握手的画面传遍世界。

回望斯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这二十多年，在两国断绝往来的年代，他为美国公众提供了了解新中国的窗口，在官方渠道缺位的时候，他以个人信誉充当了中美高层之间的非正式信使。他始终相信两国人民之间可以相互理解。胡愈之后来写道，就中美两国关系而言，斯诺是“第一个报春的燕子”。

按照斯诺的遗愿，他的骨灰一部分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那里原是燕京大学的校园，是他1936年西行的出发地，也是他写作《红星照耀中国》的地方。墓碑上刻着叶剑英题写的碑文：“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另一部分骨灰安葬在美国纽约州的哈得孙河畔。一个人的身后，横跨了太平洋两岸。

今天，斯诺走过的路又有人重新走了一遍。2026年是中国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斯诺首次深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采访90周年。7月初，斯诺的后人、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的代表、中外斯诺研究者和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来到延安，开展“重走斯诺路”活动。一行人随后到访宁夏同心县。当年斯诺找到彭德怀的预旺堡，就在今天的同心县境内。在县里的红军西征纪念馆，一座以《红星照耀中国》封面“小号手”为原型的雕塑矗立在那里，斯诺的亲属萨姆·麦克利恩举起摄像机拍下这一幕，说：“在这一瞬间，我真切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也体会到了当年先辈拍摄这幅经典照片的重大意义。”九十年前，一个美国人为一个中国少年按下快门，九十年后，他的后人站在这个少年的塑像前，再次按下快门。

旅程的终点又回到了北京，回到了未名湖畔。7月7日，由新华社和北京大学主办的“埃德加·斯诺精神遗产的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国际研讨会在北大开幕，斯诺亲属、斯诺纪念基金会代表和海内外学者齐聚一堂。斯诺的出发地，也成了今天的人们重新认识他的地方。

今天，《红星照耀中国》依旧是中国学生语文课本上推荐的必读作品，在大洋彼岸，它依然是西方读者了解中国革命绕不开的经典。一本书同时被两个国家的读者阅读了近一个世纪，这本身就是文明互鉴最生动的注脚。

编辑：周斌 詹茜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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