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存在的科室，骗走614万：当账单上的人，比病房里的人还多

2026年9月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国家医疗保障局联合发布"依法惩治医保骗保犯罪 守护医保基金安全"典型案例，6件案例涉案金额从百余万元至千余万元不等。其中最刺眼的一件，是张某庆等人诈骗案：他们伙同医护人员利用获取的身份信息制作虚假住院病历、检查单骗取医保基金，国家医保局移交 1000 余条疑似骗保线索，最终查实诈骗金额619 万余元。而在此前披露的同类案件中，郑州牟州医院（原中牟县第二人民医院）的手法更直白——在系统里凭空设了一个"妇产科二病区"：没有病房、没有床位、没有一名医生护士，却能生成住院记录。凭这个虚拟科室，编出四百四十多份病历，拿走六百一十四万余元。账面上，那个科室人满为患；现实里，那层楼根本不存在。

一、不是伪造一枚公章，是凭空造出一个科室

先把通报的事实摆清楚。据官方披露：

• 涉事机构为医保定点单位，时间跨度为2014 年至 2021 年

• 手法是通过系统设置，制造出现实中并不存在的"妇产科二病区"没有真实病房、床位与医务人员，却可以在电脑系统里生成住院记录；
• 造假不以病人到院为前提，医院利用村民、职工及家属的身份信息进行批量虚假住院，并补全病历、检查报告、化验单、处方
• 虚拟病区编造了四百四十多份住院记录，骗取医保资金六百一十四万余元
• 内部人员深度参与：院长、副院长、护士长等都有假住院记录，甚至出现副院长既是"病人"又是"主治医师"的描述。

请注意这件事的性质。它不是在真账上做假账，它是在假账上做真账。

一般骗保是"把真做的事，报得贵一点"——多记一项检查、把便宜药串换成贵药、把门诊拆成住院。这一类，账是虚的，事是真的。而本案反过来：病人是假的，住院是假的，治疗是假的，只有结算是真的。

一个科室要存在，需要病区、床位、排班、值班医生、交接记录、病历——只要有一项缺失，科室就不成立。而郑州牟州医院的做法是：把"科室"这个实体从物理世界里删掉，只保留它在信息系统里的登记。于是出现一个奇特的状态——它在本院系统里存在，在医保结算体系里存在，唯独在建筑图纸上不存在。

《资治通鉴》里对这类"只在册上存在的东西"，有过一句极准的描述。司马光记汉献帝时诸侯王的处境——

"是时，诸侯王皆寄地空名而无其实；"

——诸侯王都有封地之名，却没有封地之实。名册上是王，实际上连一亩地都不归他管。司马光接着写得更狠：

"虽有王侯之号而侪于匹夫，"

——虽然有王侯的名号，实际身份已经等同于平民。这句话反过来读，就是本案的本质：你可以在册上给一个科室封王，但它依旧是个不存在的空壳。区别只在于，诸侯王的"空名"骗不到钱，而"妇产科二病区"的空名，能骗到六百多万。

二、虚报这门手艺，第一次获利就注定了它的传染性

这套手法并不新鲜。《通鉴》里最完整地记过一个"虚报—获奖—成风"的三段式。汉宣帝时：

"今胶东相王成，劳来不怠，流民自占八万馀口，治有异等之效。"

——胶东相王成安抚有方，流民主动登记入籍的有八万余口，政绩特出，于是赐爵关内侯。八万余人是什么概念？一个郡的户口总数可能不过如此。这份政绩好得反常，但皇帝信了，赏了。

转折在几年之后：

"或对言：'前胶东相成伪自增加以蒙显赏。'"

——有人对皇帝说：先前胶东相王成的八万余人，是伪造、自行加出来的数字，目的是骗取显赫的赏赐。

请注意"伪自增加"四个字——不是别人替他虚报，是他自己动手把数字加上去的。

然后司马光写下了全文最冷的一句，短短七个字：

"是后俗吏多为虚名云。"

——从此以后，平庸的官吏大多开始搞虚报了。

这就是虚报经济的核心机制：它会自己繁殖。赏罚体系不核查过程、只认结果数字，而核查成本极高、被发现概率极低——那么"虚报"就从个体的越轨，变成一群人的理性选择。王成虚报一次得了一个侯爵，几年后才被人在背后说起；可他活着的时候，那个侯爵已经到手了。

这套算法，一千九百多年后依然在跑。一个不存在的科室，造假周期是七年；七年之中，它每个月都按时产生结算收入。它的风险是"被发现的概率×被发现后的追缴"，收益是"每个月确定的现金流"——只要前者的期望值低于后者，这门生意就成立。

《通鉴》里还记了一个"系统性地虚报"的典型，比王成走得更远。唐中宗时，御史出巡括户：

"州县希旨，务于获多，虚张其数，或以实户为客，凡得户八十馀万"

——州县官员迎合上意，只求查出得多，就虚报数字，甚至把"实户"（本该服正役的户籍）登记成"客户"（浮寄户口），一共括出八十余万户。

"或以实户为客"六个字，是本案的历史镜像：为了让"新增户口"这个数字好看，把本来就在册上的人改头换面记成另一类，就凑成了政绩。区别是唐代州县改的是户的属性，本案医院造的是病区的实体——但两者都在做同一件事：先在册上造出一个类别，再让它自动产出数字。

三、真正被吃掉的是"守规矩的人"的竞争力

到这一步，必须问那个最要紧的问题：为什么这类事能在七年里不被发现？

答案不完全在骗子的狡猾，而在核查的物理边界。

医保结算的核查，本质上是在核对三样东西的一致性：病历写了什么、医嘱开了什么、基金付了什么。这三样东西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在系统里。只要三者在系统内自洽，审核就通过了。而本案的手法，恰恰是把系统内的一致性做到完美：病历、检查报告、化验单、处方，一份不缺，全部补全。一份完美的假病历，和一份完美的真病历，在数据库里长得一模一样。

核查者看不见的，正是那个物理事实：这层楼有没有这间病房。

《通鉴》里把这层意思写得极明白。唐德宗时，判三司的刘昫奉命钩考财政：

"昫命判官高延赏钩考穷核，皆积年逋欠之数，奸吏利其征责丐取，故存之。"

——刘昫让人彻底钩考核查，发现账上那些数字都是历年积欠的虚数；而奸猾的吏员正靠这些"需要追缴"的数字向下勒索，所以故意把它们留在账上。

于是上奏之后，朝廷下了一道诏书，其中四个字值得记住：

"虚烦簿籍，咸蠲免勿征。"

——这些只是白纸黑字上的虚数，全部免除、不再征收。司马光接着记结果：

"贫民大悦，而三司吏怨之。"

——老百姓大喜，而三司的吏员怨恨他。

请体会这五个字的分量："而三司吏怨之"。刘昫只是把一个虚数从账上抹掉，为什么三司的吏员要恨他？因为那个虚数不是无用的装饰，它是吏员们的收入来源——没有虚数，就没有"追缴"，也就没有借追缴之名向下索取的空间。

一笔虚账，会自己长出依赖它的利益链。本案中那个不存在的科室同样是活的——它支撑着床位费、诊疗费、检查费，以及参与造假的院长、副院长、护士长每个人的分成。所以案子查出来的时候，它不是"某个人的犯罪"，而是一台已经运转了七年的小型机器。

到这里，才能看清这件事最不公平的地方。

一台七年不停产出的造假机器，对战的是一个老老实实只看病、只收该收的钱的医院。前者的账面收入更高、成本更低（没有真病房要维护、没有真病人要治疗）、还可以给"病人"发点钱让他们配合。在同一个支付标准下，守规矩的一方在竞争中永远处于劣势。

这正是《通鉴》里反复出现的一个警告。汲黯曾对汉武帝说过一段到今天读来仍觉锋利的话：

"微胜则虚张首级，军败则隐匿不言。"

——略有一点小胜，就虚报斩获的首级数；打了败仗，就隐起来不报。上下文是边将平时守边就侵暴百姓，贪图小利就招致大害，胜了就虚报，败了就隐瞒，于是士兵在猾吏手下受苦，进不能求功名，退不能保全性命：

"军士劳怨，困于猾吏，进不得快战以徼功，退不得温饱以全命"

请注意这个结构：虚报者受益，实干者受困。汲黯骂的表面是边将，实质是在说系统的奖励机制出了问题——当"上报的数字"比"实际做的事"更能决定一个人的处境时，人就都会去经营数字，而不是去做事。

四、也有过说"不"的人，而且因此被记住了

如果《通鉴》只写到这里，那它不过是一部"坏人得逞史"。它没有，是因为它同样记下了拒绝虚报的人。

北魏时，主帅打了胜仗要写战报。当时的风气是"露布"——把战果写得极铺张，杀两三个贼、缴几匹马，也要写成长篇捷报。有人对魏主（当时的皇帝）说了这样一段话：

"贼二、三人，驴马数匹，皆为露布；臣在东观，私常哂之。"

——杀了两三个贼、缴了几匹驴马，也要发露布；我在东观任职时，私下常笑话这种事。

然后他讲了最要紧的一句：

"脱复高曳长缣，虚张功烈，尤而效之，其罪弥大。"

——如果我如今也高挂长绢、虚张功业，去效法那种做法，那我的罪就更大了。

他的选择是：

"臣所以不敢为之，解上而已。"

——我之所以不敢那样做，只是把实情上报而已。

司马光记下结局，只有四个字：

"魏主益贤之。"

——魏主因此更加认为他贤能。

这里藏着本轴唯一一把正向的尺子：一份战报的价值，不在它写了多少，在它敢不敢只写"解上而已"。

还有一件更硬的例子。晋武帝时，豫州刺史石鉴虚报战功：

"豫州刺史石鉴坐击吴军虚张首级"

——石鉴因为攻击吴军时虚报首级数而获罪。晋武帝的诏书是这样写的：

"鉴备大臣，吾所取信，而乃下同为诈，义得尔乎！"

——石鉴是朝廷大臣，是我所信任的人，竟然也自甘下流、与那些人一同作假，这符合道义吗！处罚结果干净利落：

"今遣归田里，终身不得复用。"

——遣送回原籍，终身不再起用。

"吾所取信"四个字点出了要害。信任是有成本的：皇帝把托底的判断交给了石鉴，石鉴却用一次虚报消耗掉了它。虚报伤的不只是那个数字，是把"我信你"这件事提前用完了。本案中院长、副院长、护士长都在假住院记录上签了字——他们透支的不是医保基金，是"医生"这个词本身的可信度。

五、审计总是慢一步：这是一门"滞后结算"的生意

再看一层。这批案例为什么集中在 2026 年 9 月被最高检与国家医保局联合发布？因为稽核技术变了。

通报里有一个关键细节："国家医疗保障局将1000余条疑似骗保信息线索移交公安机关。"

——线索是"疑似"，数量是"1000余条"，来源是"移交"。也就是说，这 1000 多条记录不是被举报的，是被系统筛出来的。最高检介绍中提到，各地检察机关已开发出数十种数字监督模型，专门发现"特种病药物""医保药品倒卖""空刷医保基金账户"等骗保行为。而在这之前，靠人力核对海量病历几乎不可能——正如前述郑州案，账面完美自洽，人工审核看不出任何异常。

虚报这一行当，从来赚的都是"核查成本"的钱。核查一个人，成本是几分钟；核查一千万条记录，成本是几千人年。只要核查成本高于虚报收益，虚报就一定存在。它靠的不是有多高明，而是对方查不起。

《通鉴》里，这个道理被一位南朝官员说透了。宋孝武帝时，政纲弛紊、簿籍讹谬，皇帝下诏检定户籍，问："黄籍，民之大纪，国之治端。自顷巧伪日甚，何以厘革？"

——户籍是国家治理的根本，近来巧诈伪冒越来越严重，该怎么整顿？

负责这件事的虞玩之上表，回答被司马光记了下来：

"今欲求治取正，必在勤明令长。"

——要想求得清明，关键在于有勤勉明察的地方官。

他提的办法是：

"更立明科，一听首悔；迷而不返，依制必戮；若有虚昧，州县同科。"

——重新订立明确的规章，允许人们自首改为；执迷不悟的，按制度严惩；如果还有虚报隐瞒，州县官一同治罪。

"州县同科"四个字，是两千年来治理虚报最根本的一招：把核查责任，压到最了解实情的那一级头上。因为虚报能成立的前提，永远是上一级没有动力、也没有办法去核实下一级的数字。一旦"你报的数错，你同罪"，虚报的成本就立刻从"几十个字"涨到"自己的官位"。

这与今天"数据监督模型 + 行刑衔接"的思路，其实是同一条路子：不给虚报留一个"没人查得起"的角落。

六、"钱追回来了"，不等于事情结束了

本案最容易被忽略的一层，是受害者的处境。

被冒用身份的人并不知情——他们从未到过那家医院，从未住过那间不存在的病房，从未接受过任何治疗。但一旦虚假住院信息进入医保系统，它就成了一条长期存在、由本人无法删除的历史记录。

后果是什么？在购买商业保险时，可能被要求补充材料以证明信息准确；核保、理赔的流程因此被拖住或打折。而这些人什么也没做错——他们只是在某个时点，把自己的身份证或医保卡交给了一个自己认为可信的机构。

他们受到的惩罚，叫作"你需要自己去证明一件从未发生过的事没有发生。"

证明"有"很容易，拿出证据就行；证明"无"却是最昂贵的举证。这正是《通鉴》里那类最无辜的受害者所遭遇的处境。唐僖宗时，关东连年水旱，司马光记下那一段：

"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

——州县不把实情报上去，上下互相蒙蔽，百姓流亡饿死，无处申诉。"无所控诉"四个字，是整件事里最重的判词。它不是说有人欺负了百姓，而是说百姓连一个可以申诉的地方都找不到——因为从上到下，每一个环节都在维持那个不真实的数字。

本案中那个不存在的科室，正是靠"上下相蒙"活了七年：医院报数据，医保按数据结算，没有人有机会去问一句"那间病房在哪"。

所以"钱追回来了"这句话，解决的是基金的问题，没有解决人的问题：追回赃款修复的是账，而虚籍留下的记录，要由一个个具体的人去承担。

这个案子值得记住的，不是"六百一十四万"这个数字，而是它揭示的一条规律——一个体系只要"按登记发钱"，就一定会有人去生产登记。

因为登记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多写一份病历、多设一个科室、多报一个数字，对造假者而言不过是敲几下键盘；而对应的收益是真实、持续、每个月到账的现金。成本与收益的这种极端不对称，才是虚报经济的真正燃料。

《通鉴》里记过一句很短的话，出自司马光记汉初谋士论立六国之事：

"设虚名而受实祸也。"

——设立一个虚名，却承受实实在在的祸患。

这句话原本论的是分封，但它精准地描述了本案的结构："妇产科二病区"是一个虚名，六百一十四万是实祸，而最终承受这实祸的，是基金、是守规矩的同行、是那些从未到过那间病房的人。

那么怎么判断一件事是不是"虚籍冒实"？三条：

一、看它有没有一个可以被"走过去看一眼"的实体。一间病房可以被推开，一台手术可以被复盘，一个病人可以被找到。凡是那些"只能在报表上被验证、却无法被走到跟前看一眼"的东西，都值得警惕。

二、看它的收入是来自"做了什么"，还是来自"登记了什么"。真正的医疗收入来自一台台真实发生的手术；虚籍的收入来自一条条被补全的记录。同一笔钱，来源不同，性质就不同。

三、看有没有人愿意为这个数字担责。晋武帝那句"吾所取信"，虞玩之那句"若有虚昧，州县同科"，指向的都是同一件事：一个数字是真是假，最终取决于有没有一个人愿意把自己的信用押在上面。石鉴被"终身不得复用"的原因，不是他虚报了一次，而是他把"我信你"这件事用完了。

最后，回到那个不存在的病区。

它其实一直都在我们身边——它可能出现为一份没有举办过的活动签到表，一次没有开过的会议纪要，一张没有住过人的病床，一笔没有发生过的手术费。它们全都一模一样：在册子上完美无缺，在地图上找不到位置。

荀悦论治理时说过一句判断标准：

"听其言而责其事，举其名而指其实。"

——听到他说的话，就要核查他所做的事；举出他的名目，就要指出它的实体。

"举其名而指其实"六个字，是本篇最该记住的一句话。当我们看到"妇产科二病区"这五个字的时候，唯一需要做的动作，就是问一句：那个病区，在第几层？

问得出口，就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