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4500名流浪汉躺街头，不信医院和政府，却因一杯果汁破防

晚上7时30分，塔莉娅·以色列医生的第一批患者已经在外面等候。大门一开，她走出，第一名患者迫不及待地问：“你们去哪儿了？我一直在等。”他指着口腔里的伤口。以色列用手电筒查看后说道，伤口会好起来。但这名男子仍站着不走，继续说话。或许，那伤口只是个借口，他真正需要的是一点人际联系。

接下来是一位女患者。她上周获得了治疗慢性病所需的药物处方，现在在等领药。为了保护她的隐私，医生和她走到一旁。这里没有门诊室或候诊区，没有井然有序的队伍，也不需要出示医保卡。只有手电筒、医疗用品的背包和口袋里的手套。以色列医生的患者是无家可归者。她在特拉维夫内韦沙阿南社区的街头，为这些人提供医疗服务。

过去四年多，“街头医疗”协会的志愿者一直在这个社区穿行，帮助每一个需要的人：有药物依赖问题的人、从事相关服务行业的男女老少。长期药物使用让他们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这些人中既有以色列公民，也有来自厄立特里亚和乌克兰的无身份人士。对一些人来说，特拉维夫南部的街道是他们唯一的家；其他人则从别处来到这里。特拉维夫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无家可归者。

街头医疗团队的目标简单而直接：为这片区域不断增多的无家可归者提供医疗服务，包扎、消毒、开药和提供建议。这项工作看似简单，却并不容易。理论上，无家可归者应该像其他人一样，在医保机构和医院获得医疗帮助，但现实并非如此。以色列是伊希洛夫医院的内科专科医生，亲眼目睹了这种情况，这促使她成为协会的志愿者。

“在医院里，我们见到他们时，他们的病情往往已经非常严重。”她说。无家可归者常患有严重感染，以及人们以为早已不再致命的疾病，如艾滋病毒感染和肺结核。但他们到达医院时，往往已濒临死亡，有时已无力回天。以色列解释道，这是因为“他们不信任医疗系统”，也不信任整个体制。有时，这种不信任源于他们曾被轻视；有时，是因为街头的混乱与诊所的光洁相去甚远。

“他们在用药，也有成瘾问题；在医院逗留对他们来说很困难，而医疗系统也不适合应对这种情况。”以色列说，“我们试图成为连接街头与系统的桥梁。”出发前，外勤协调员雅娜·克莱尔曼简短交代：“不要叫醒睡着的人，不要打扰正在使用违禁物质的人，也要保护好自己。”随后，团队带着三个背包出发。医疗包里装着创可贴、绷带、消毒用品和抗生素软膏；“社会服务包”里有避孕套、验孕棒、爽身粉和肥皂；第三个包里则是冰水和覆盆子果汁。

在某种意义上，饮料包最为重要。即便有人犹豫是否展示伤口和病痛，几乎没有人会拒绝一杯冰凉的果汁。有时，他们只接受饮料；有时，喝下第一口后，对医疗服务的信任便开始建立。克里斯蒂安就是如此。和其他无家可归者一样，他使用化名。起初，他只要了一杯果汁，接着同意收下一颗糖，又要了一颗。当志愿者、医学生凯伦·塞加尔问他是否需要其他帮助时，他起初否认。

相识和信任，是这次巡诊的关键词。“需要不断建立信任。”克莱尔曼说，“街头上常有一种心理：如果有人给我东西，那他一定也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我们必须证明，我们不是这样。还要提醒他们，他们有权接受治疗，这是他们应得的。”她补充道：“绝大多数患者都是公民，有医疗保险。他们之所以不去治疗，只是因为不明白这是自己的一项基本权利。我们遇到一些人，多年来带着困难和疼痛生活，却多年没有看过医生，尽管他们本可以去看。他们只是忘了，自己也值得有人关心。”

目前，约4000名无家可归者被纳入政府社会福利服务体系。他们可以进入约20个康复机构和临时收容所，获得暂时的栖身之处。以色列社会福利部估计，还有数百名无家可归者未被地方政府的社会福利机构发现，总人数约为4500人。社会福利部在回复以色列新闻网站Ynet问询时表示，无家可归者人数每年约增长8%，近年来这一趋势没有改变。不过，街头工作人员感受到的情况有所不同。

有时，走向街头的过程便是从这里开始：一场危机引发另一场危机，药物滥用逐渐失去控制。塞加尔说，街头巡诊让她想起自己当初为何想成为医生：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以及在当下提供帮助的可能性。但她也坦言，自己有时会带着挫败感结束志愿服务。“有时，这似乎只是沧海一粟。”塞加尔说，“巡诊结束后，听完那些故事，我会想：我究竟帮了多少？下周，他的伤口可能又会感染，他依然没有家。这提醒我，还有太多事情要做。”

但杰罗姆这个名字，值班的志愿者以及协会其他志愿者都很熟悉。连续数周，团队见到他时，他都只能躺着或坐着。腿上感染的伤口让他无法站立，也无法行走。团队持续数周为他治疗，一次又一次包扎、消毒。晚上9时左右，他忽然出现在团队面前。他已经能靠双腿行走了。他是来道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