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8年10月21日凌晨，长春中央银行大楼内，郑洞国听见外面枪声，伸手去摸枕下的手枪，却怎么也找不到。卫队长文健和几名卫士很快冲上来，将这位兵团司令紧紧抱住。那几声枪响，并非真正交火，而是长春守军为保全郑洞国体面，安排的一场“最后抵抗”。
这场收尾看似突然，实际上早在几天前，长春守军的指挥体系已经松动。郑洞国名义上仍是长春守军最高指挥官，实际上却越来越难以调动部队。命令发下去无人执行，部属私下接触解放军，他也只能听之任之。
长春被围困数月，城内粮食、药品和弹药日渐减少。官兵饥疲交加，守城意志不断削弱。蒋介石在10月15日还严令郑洞国突围，但60军和新七军都已缺乏行动意愿，突围方案停留在会议记录和口头部署上。
10月17日拂晓，曾泽生率领滇军第60军宣布起义。解放军随即进入长春东半城，接替原有防务。郑洞国原本准备在当天凌晨组织突围，60军的行动打乱了全部安排，也让他明白，长春已经不是一支部队能够独力维持的战场。
当天，他召集新七军师以上军官商议对策。会场一片沉默，只有暂编第61师师长邓士富提出，暂时维持现状。郑洞国没有更好的选择，只能接受。后来他回忆，那一天“度日如年”，这句话并非修辞，而是一个失去实际控制力的指挥官所处的真实状态。
有意思的是，新七军当时装备和兵员状况都比地方部队好，却同样没有继续死守的打算。部队内部已经架设电话，与解放军取得联系，一些士兵甚至跑到解放军阵地求食。周恩来写给郑洞国的信，也通过特殊渠道送到了他手里。
10月17日晚，郑洞国去新七军军部探望军长李鸿。李鸿称病少言，军部几名高级人员也刻意回避。副军长史说劝他留宿，郑洞国却坚持返回兵团部。多年后他才知道，新七军当时已经在秘密商谈放下武器。
10月18日，新七军参谋长龙国钧来到郑洞国面前，转达官兵决定。郑洞国一向少有失态，这次却突然发怒：“为何要学张学良、杨虎城卖我求荣？”龙国钧没有争辩，离开后不久，新七军便放下武器。此后，城内各处保安部队和地方武装相继停止抵抗。
城中只剩中央银行大楼仍在坚持。大楼坚固，适合作为临时指挥部，但它已经成了一座孤立的据点。郑洞国的副参谋长杨友梅以及司令部幕僚，早已与解放军接洽。他们面对的难题，不是如何攻下大楼，而是如何让郑洞国接受现实，又不把他逼上绝路。
郑洞国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抗战时期担任过重要军职，性格强硬，也看重军人名节。部下知道，若直接宣布投降，他很可能选择自尽。因此，解放军没有立即强攻，而是留下转圜余地。郑洞国提出，希望再抵抗一两日，解放军同意将出降时间推迟到10月21日凌晨4时。
这个请求看似没有意义，却反映了郑洞国最后的心理防线。他并非还具备扭转战局的能力，而是想保留“战至最后”的形式。对南京方面而言，这也能造成守军仍在坚持的印象。于是，双方都默契地把时间往后推了一步。
10月21日凌晨4时，大楼外响起一阵枪声。守军没有向解放军射击，只是朝天空放枪，随后放下武器。郑洞国在室内寻找手枪，警卫早已将枪收走。文健等人察觉不对，立即将他控制住。杨友梅和几名亲属随后陪在身边，防止他再作极端举动。
郑洞国走到一楼时，解放军人员已经进入大楼。后来他才得知，杨友梅等人事先安排解放军代表进入，利用枪声制造大楼突然失守的局面，既避免把他单独留下，也使他不至于在心理上难以承受。这个安排，确实经过了周密考虑。
长春解放后，郑洞国的身份如何界定，曾出现不同说法。毛泽东给东北局的电报中称其“率部投降”，解放军公开消息则称他“负伤被俘”。这两种表述各有背景：前者强调事实，后者则给他保留体面，也便于开展统战工作。
严格说，郑洞国并不属于典型的起义将领。曾泽生是率部公开改变立场，新七军则是在失去继续作战条件后集体放下武器。郑洞国本人没有发布通电，也没有主动宣布脱离国民党阵营，更接近于在部队瓦解、指挥失灵之后接受现实。
萧劲光、萧华设宴接见他时，郑洞国提出不登报、不广播，也不参加公开宴会，只愿做普通百姓。10月23日，国民党方面却宣称他已经“以最后一弹壮烈成仁”，连他的儿子也一度误以为父亲已经死亡。长春中央银行大楼的那几声枪响，最终成了各方叙述中最复杂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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