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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锦大战结束之后,皇太极身体持续恶化,到了崇德七年(1642年)年末,感到病体难支,不得不成立临时最高合议班子,指定由多尔衮、济尔哈朗、豪格、阿济格四人集体会商处理日常政务。
但是,他真正病死的时间却是在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
从崇德七年(1642年)年末到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这长达八个多月的时间里,他都没有立储,致使他突然驾崩之后,帝位悬空,新生的大清政权内部弩张剑拔,差点酿成重大流血事件。
为什么会这样呢?
前面我们也讲到,努尔哈赤“不豫”的时间是天命十一年(1626年)七月二十三日,死亡时间是八月十一日。而在这长达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努尔哈赤也没有立储,致使新生的后金政权在围绕大汗继承人的问题展开了一番明争暗斗。
努尔哈赤没有立储,是因为他早在天命七年(1622年)就明确宣布实行八和硕贝勒共议推举新汗和废黜大汗制。即他已经放弃中原王朝提前预立太子的方式,确立了八王共议国政,规定汗位必须由八旗诸王贝勒共同推选,而非君主一纸诏书来指定。
皇太极就是八和硕贝勒共议推举成为新汗的。
皇太极经过了长达十七年时间的运作,大量吸收汉制,强化皇权,并在天聪十年闪亮称帝,但并没有彻底废除八旗旗主贵族的推选权。
即从制度上说,在皇太极时代,皇太极并无单方面钦定储君的权力。
虽说,早在崇德二年,他最为宠爱的宸妃海兰珠生下皇八子,他视这个新生儿为皇嗣,宣布大赦天下,向外界释放出“此为储君”的信号。但,这也仅仅只是一种政治上的试探而已。
此话怎么说呢?
他所颁布的那道大赦诏书,措辞规格极高,朝野读后,也都默认皇八子为皇储。
但这也只是皇太极个人层面的公开期许,并不是完成了八旗诸王合议后写入了制度的正式册立太子文告。
所谓此一时,彼一时。
当时他敢于这么做,是他的皇权正处于稳步上升期,威望如日中天,多尔衮兄弟的资历尚浅,权势未张,完全处于可拿捏范围内;豪格虽有爵位,同样是羽翼未丰。他所做出的这个表态,八旗诸王都没有公开反对的资本。
而且,海兰珠是科尔沁大贵族,蒙古各部是大清重要盟友。把海兰珠的儿子定为潜在继承人,是巩固满蒙联盟的政治安排。诸王即便心里有别的想法,也不便直接站出来对抗。
当然,最主要的是,皇太极只是“视之为皇嗣”,并没有举行正式册立仪式,没有赋予储君法定权力。他大赦天下,只是向天下宣告“此子为首选继承人”,并不等于这个孩子就是铁定的、唯一的继承人。
毕竟,八和硕贝勒共议推举新汗制就摆在那里,继位人最终仍然要通过诸王贝勒的共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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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崇德二年,他身体倍棒、吃嘛嘛香,威望鼎盛,他在这个时候放出储君预告,谁会跳出来扫他的兴?
我们来对比一下后来康熙帝在立储问题上的操作。
清初的权力结构,经过皇太极、多尔衮、顺治三代人的改造,到了康熙朝,旧的八旗共议推举汗王的制度已经名存实亡。
实际上,在康熙初年,朝堂实施的是由四大臣辅政,不再是宗室诸王合议了。
康熙除掉了鳌拜,真正亲政之后,牢牢掌握了上三旗,直接控制朝堂,皇权达到了顶峰。尽管下五旗宗室依然有势力,却已经没有了合法的集体“另选新君”的权力。
康熙帝因此敢于在胤礽周岁立储,正式举行册立典礼,诏告全国,将胤礽法定为皇太子。
所以说,皇太极的“皇八子优待”之举,仅仅是一种政治上的试探,与康熙大大方方“册立胤礽为皇太子”的做法有着天渊之别。
康熙帝立胤礽,虽然绕开了八王共议推举制度,但储君和皇权的冲突也让他大伤脑筋。
胤礽成年之后,东宫形成了庞大集团,直接威胁到了康熙帝的皇权。
康熙帝心力交瘁,被迫做出了“两立两废”的无奈之举。
对皇太极而言,崇德二年,他的身体强健,大权在握,对外宣告皇八子为皇嗣,那是面向未来做长期规划。他认为,只要他活着,他就可以持续掌控局面,慢慢打磨和平衡各方势力,等到皇八子成年,就算有人心存异议,也不敢发难。他也自信,继承人从婴儿抓起,不存在“储君集团反噬皇权”的风险。
但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这个皇八子仅仅存活了两百多天,就猝然夭折了。
皇太极的长子豪格,英武能干,在领兵打仗方面,绝对是一个好手。
但豪格的母亲乌拉那拉氏却因为“乘拖床失礼案”触怒了努尔哈赤,于天命八年被皇太极休弃了。
也就是说,豪格原本就缺乏皇八子那样的母系背景,又兼母亲被休,地位更低。
还有,天聪九年爆发了“郊迎之变”,豪格为了表忠心,自作聪明地杀掉自己的妻子——三公主莽古济之女。
这一件事,可谓骇人听闻,充分地暴露了他凶残、粗暴的一面,而且,毫无政治城府。
对于这样的人,皇太极是不愿意“视之为皇嗣”的。
崇德六年松锦决战过后,豪格手握正蓝旗,又有两黄旗大臣紧密依附,拥有了独立强大的政治势力,一旦“视之为皇嗣”,焉知他会不会提前形成独立权力集团,直接威胁到自己的皇权呢?
父汗努尔哈赤杀褚英,就是血淋淋的前车之鉴。
鉴于豪格的凶残、粗暴,以及其背后强大的势力,皇太极不得不对他防着点。
皇八子早殇之后,皇九子福临、皇十一子博穆博果尔相继来到人世,皇太极在继承人的人选上,有了更多的选择。
皇九子福临、皇十一子博穆博果尔哥俩也同属五宫后妃之子,血统尊贵。
但时势已易,多尔衮、阿济格、多铎兄弟的实力已有了大幅提升,话语权今非昔比,皇太极已经很难再像崇德二年那样轻松拿捏他们了。
皇太极一来觉得自己身体强健,二来也不愿让多尔衮、阿济格这些手握强兵的强藩提前知道以后会出现“幼主临朝”的局面,从而提前觊觎、布局,因此不动声色,不流露出任何要将福临或博穆博果尔“视之为皇嗣”的迹象。
到了崇德七年年底,他虽然一度感到病体沉重,但那也只是间歇性发作的风眩,时轻时重,并非持续卧床不起。
崇德八年上半年,他依然可以接见蒙古、外藩使者,处理政务。
他因此觉得,自己也才五十出头,身体还不至于坏到那种地步,只要注意休养,按时服药,大赦祈福,病一定会养好的,还不至于火急火燎地安排身后事。
然而,等到“不豫”的时间来临,他终究还是有心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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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八和硕贝勒共议推举新汗的制度还摆在那里,他无权单方面册封。
就算他强行册封,也只会让事态变得更加糟糕。
因为,他一旦下诏册立,就等于把最高权力的归属问题摆上了台面,逼八旗诸王当场站队。
若立豪格,一方面,豪格就从“皇子旗主”变成法定继承人,势力会快速膨胀,会出现朝野重心转移到储君身上,重演褚英旧案的剧情;另一方面,多尔衮、阿济格、多铎的两白旗集团立刻对豪格转入对抗姿态,一旦引发大火并,国家军政、对明战事、外藩蒙古的维系都会动荡、甚至崩塌。
若立福临或博穆博果尔,就必须同时指定辅政诸王,等于提前敲定谁来掌辅政权。宗室里,最有资格辅政的就是济尔哈朗、多尔衮。多尔衮兄弟多半会为了争夺辅政主导权提前渗透、拉拢大臣,从而架空皇权。
一句话,他若在此时定储,矛盾就会马上引爆,而他本人却没有体力、精力去压场。
他当然也知道,矛盾不解决,在他身后也一样会爆,但他所能做的就是:不公开定储,各派势力就没有一个明确的攻击目标,也没有一个现成的“法定继承人”可供拉拢或者对抗。各派势力都只能积蓄力量,而不敢公开决裂。
那样的话,各派还能维持着平衡,内战还不会爆发。
至于他死后的帝位之争,只能由诸王按照旧制共议来解决了。
不立储,不表态,维持原状,实在是皇太极临终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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