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毛主席的好干部，1979年判刑十三年，2004年去世十万人沿街磕头！

2004年5月17日，河南兰考县城，张钦礼的骨灰从郑州运回故乡。车辆还没进城，街道两旁已经站满了人。许多出租车自发排成队，老人端着清水，乡亲捧着简单饭菜，送行队伍一直延伸到远处。

没有统一安排，也没有铺张场面。灵车经过铁路涵洞时，鼓声、哭声和汽车鸣笛混在一起。有人跪在路边，有人俯身磕头，队伍中的人越聚越多。兰考人称他“老县长”，这三个字，比任何职务都更有分量。

张钦礼与兰考的缘分，开始于1954年冬天。那年他27岁，被任命为兰考县县长。初到县城时，办公条件十分简陋，县里的困难并不比普通农户少多少。风沙、盐碱、内涝轮番袭来，庄稼常常刚刚出苗，就被灾害毁掉。

他没有坐在办公室里等汇报，而是带着干部下乡。哪里刮起风沙，哪里积水不退，哪里庄稼长不好，他都要亲自去看。有人记得，他常穿着打补丁的棉衣，鞋上沾满泥，进村时先问的不是工作汇报，而是“今年收成还能剩多少”。

这类问话听起来朴素，却直接碰到了兰考最难的地方。治理“三害”，不是写几份材料便能解决的事。挖沟排水需要人力，压沙固土需要工具，改良盐碱地还要反复试验。县里的干部必须和群众一起下地，办法才可能落到实处。

1962年，焦裕禄调任兰考县委书记。县长和县委书记，一个负责统筹，一个善于落实，两人很快把工作重心放到灾害现场。焦裕禄身体不好，却总想到群众家里看看；张钦礼做事急，遇到紧要处往往立刻行动。

一次雨灾之后，排水沟被冲垮，田里的积水迟迟退不下去。有人担心连夜施工太危险，张钦礼只说：“先把水引出去。”说完便卷起裤腿下沟。干部见状跟上，群众也拿来铁锹和木板车，原本混乱的抢险，很快变成了分工明确的行动。

那几年，兰考干部跑遍了许多村庄，摸清风口、沙丘和积水地的位置，再根据不同情况采取办法。泡桐防风固沙、深挖沟渠排涝、改良盐碱地，都是在一次次失败和调整中形成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措施并非一日见效，背后是大量看不见的劳作。

焦裕禄病重后，张钦礼曾去看望他。病房里，两人谈起兰考的工作，焦裕禄劝他不要只顾着拼命，张钦礼却回答：“县里的事，总得有人盯着。”简短几句，能看出两人的性格，也能看出当时基层干部面对的压力。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因病逝世。张钦礼参与守灵，悲痛之外，更多的是对未竟事业的焦虑。兰考的风沙还在吹，堤坝还要巡查，百姓的日子并没有因为一个干部离去而停止。对他而言，送别之后仍要回到田间地头。

命运的转折出现在特殊年代。张钦礼后来被审查，1977年被带往郑州。关于他的遭遇，兰考乡亲一直认为其中存在冤屈。1979年，法院以相关罪名判处他有期徒刑13年。那一年，他52岁，正处于仍能为地方做事的年纪，却被迫离开了熟悉的土地。

消息传回兰考后，一些乡亲赶到县委大门外为他送行。有人喊：“老县长，别忘了兰考！”他没有当众争辩，只是向人群鞠躬。那一刻，他失去的不只是职务，也包括多年积累的工作条件和与群众并肩奋斗的位置。

在服刑期间，他并没有完全放弃与土地有关的思考。凭着会做针线活的手艺，他帮人缝补衣物，换取纸笔，把过去治理风沙、排除内涝的经验记下来。那些文字未必工整，却保留了一个基层干部对土地和百姓的长期观察。

1988年，他提前获释。走出高墙后，他没有留在外地，而是回到兰考。有人劝他换个环境生活，他只是摇头：“兰考的事，我还没看够。”这句话并不豪迈，却很像他一贯的性格，少说，多做，认准的地方就不轻易离开。

回乡后的张钦礼住在旧房里，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前。每到汛期，他仍会去黄河堤岸查看。有熟人劝他少操心，他回答：“堤上不能马虎。”他不再是当年的县长，却依旧把巡堤当成分内之事。

2004年5月7日，张钦礼去世，终年77岁。按照他的遗愿，后事从简，骨灰送回兰考。5月17日那天，十万名左右群众沿街送行，许多人跪地叩首。没有复杂仪式，只有熟悉他的老人、曾与他一起干活的乡亲，以及一代代听过他故事的兰考人。

一个干部离任多年，仍被百姓这样送别，原因并不难理解。职位会变化，奖章会褪色，真正留下来的，是灾害面前有没有站出来，是群众最困难时有没有伸手。兰考人评价张钦礼，常用一句很直白的话：“他心里装着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