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8年10月30日，南京，白崇禧参加国防会议时，面对蒋介石提出的统一指挥方案，曾当场表示赞成。谁也没有料到，仅仅一夜之后，他便改变主意，拒绝出任徐州方向国军的总指挥。
这次转折，不能只用“保存实力”四个字解释。白崇禧确实掌握着华中地区相当数量的部队，但这些兵力并非一支可以随时调往徐州、统一作战的完整军团。它们分属不同系统，驻地分散，指挥关系复杂，真正能否投入淮海战场，取决于交通、后勤、统帅权以及蒋介石是否愿意放权。
白崇禧的问题，早在上任之前便埋下了。
1948年5月，他出任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主张“守江必先守淮”，希望把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江西等地的部队纳入统一部署，形成相互策应的防线。这个设想有军事上的道理，却也触动了蒋介石最敏感的神经。
当时李宗仁已经当选副总统，桂系在政治上声势上升。如果白崇禧再掌握中原大部队，蒋介石担心桂系形成独立格局。因此，原本可以统筹调度的区域被拆分，徐州另设指挥机构，由刘峙负责，白崇禧则主要在汉口主持华中事务。
兵权一分为二，战略也随之失去整体性。徐州成为国军在中原的核心，却处于平原地带，铁路交会虽便利调动，也容易暴露兵力分布。更麻烦的是，各兵团分别听命于不同将领，许多将领与蒋介石关系密切，白崇禧即使名义上统一指挥，也未必能够真正调动他们。
据相关回忆，白崇禧曾把徐州一带的部署形容成“死十字”。这并不是一句单纯的牢骚，而是对国军作战体系的判断：兵力沿陇海铁路和津浦铁路展开，看似纵横连接，实则彼此距离较远，一旦某一点被突破，援军很可能在途中被逐段拦截。
淮海战役爆发后，这种担忧很快变成现实。
1948年11月6日，华东野战军向黄百韬第七兵团发起攻击。黄百韬兵团在碾庄地区苦战，国军虽然多次组织救援，却始终没有形成足以扭转局面的突击力量。11月22日，黄百韬自杀，兵团覆灭。此时徐州方面的指挥混乱，已经不是临时调一两支部队可以补救的。
白崇禧拒绝出任总指挥，核心顾虑有两层。其一，徐州战局已经十分被动，临时接手很可能只是承担失败责任；其二，若把华中部队调入徐州，既未必救得出被围兵团，还可能使桂系自身失去最后的军事筹码。
这就是他与蒋介石之间最深的矛盾。蒋介石希望白崇禧承担统帅责任，却不愿在战前真正重组指挥系统；白崇禧愿意提出战略意见，却不愿接过一个权限不足、胜算极低的烂摊子。两人的互不信任，使“统一指挥”从一开始就缺少实际基础。
有意思的是，白崇禧并非完全没有提出救援意见。他曾主张调整部署、集中兵力，并反对把部队分散投入。但在蒋介石看来，战局已经到了必须立即出兵的阶段，任何迟疑都等于拒绝服从。
据回忆，蒋介石催促白崇禧出兵时，情绪十分激烈。白崇禧的答复大意是：“现在派兵过去，恐怕只是各个送掉。”这句话未必是逐字原话，却概括了他的判断：解放军已经形成集中兵力，零散增援只会被逐一击破。
11月下旬，黄维第十二兵团在双堆集地区被包围。12月15日，兵团主力被歼，黄维被俘。此后，杜聿明集团突围受阻，退守陈官庄，直到1949年1月10日全军覆灭，杜聿明被俘。淮海战役由此结束，国民党在中原最精锐的机动力量损失殆尽。
白崇禧手中的部队没有投入徐州决战，并不意味着这些兵力能够改变战局。华中地区部队自身也面临防守任务，长江沿线、武汉及湘桂方向都需要兵力。更重要的是，桂系与蒋系之间长期存在戒备，白崇禧不愿让自己的嫡系力量在一场缺乏统一部署的战役中被消耗。
但他的判断也有明显局限。他以为保存桂系实力，便能在战后格局中保住一席之地；实际上，淮海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队的整体崩解速度远超预期。单独保存一支部队，无法抵挡全局性的失败。
1949年，国民党政权从大陆节节退却，桂系部队也未能建立稳定防线。白崇禧先后转往华南，后来经香港前往台湾。值得一提的是，海南岛战事主要发生在1950年，不能与1949年冬季的华南败退混为一谈。
白崇禧没有把十万大军投入淮海战役，既有军事判断，也有派系算计，更有对蒋介石的不信任。说他“冷眼旁观”，能够反映部分将领的怨气；说他完全置身事外，却又忽略了当时指挥体系破碎、战场态势恶化以及桂系自保的现实。
这场选择未必是白崇禧一生中最明智的决定，却确实避免了桂系主力立即卷入徐州的消耗战。遗憾的是，战场之外保存下来的兵力，最终也没能换来他所期待的政治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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