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电话公开与否不重要，能帮群众解决问题才是关键。”
中秋节这天，湖南常宁做了一件不复杂但需要勇气的事情。
9月25日，常宁市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发布通告，将包含市委书记、市长等132名党政领导的手机号悉数公开。上到市委一把手，下到乡镇街道负责人，姓名、职务、电话都有。
2025年，常宁市常住人口75.34万人。也就是说，如果有要反映的事情，这75万常宁人看看这个名单，就能找到负责人。
通报最后还有一个温馨提示：若因会议等公务活动，可能有接听电话不便的情况，可采用短信方式沟通。
电话打不通，可以发短信，那如果发了短信也没人回，群众又该找谁？提出这个疑问并不是要和常宁唱反调，往前翻翻，公开领导手机号这个事，常宁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1998年四川青神县就把县委书记电话登了报，2006年陕西咸阳、2007年四川眉山、2017年湖北利川、2021年安徽亳州、2022年广西南宁等，这些公布的名单都可以拉很长。
但是，号码是公布了，有多少能打得通？有多少是打后能解决问题？
2008年2月，《昆明日报》用4个整版公布了从市委书记、市长到县及市直各部门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联系电话。
公布后，有人担心官员会受到骚扰。但事实却证明这些人白担心了，先是有市民连续打了4个政府部门领导电话反映问题，一个都没人接。后来，有记者在上班时间，给相关部门的35个副局长打电话，只有13个接通，其余22个无人接听。
一个、两个打不通，可以理解成参加公务活动了，但22个都没人接，概率高达63%，就有点太“巧合”了吧。
今年6月，有媒体关于党政干部公开电话做了一个“拨号实验”，记者拨打了5个省份10名地方党政干部曾公开的手机号码，结果仅有两部能够接通，而真正能沟通并受理诉求的，只有1个。
公开电话时闹得轰轰烈烈，恨不得全市、全省都知道，公开后就无人接听。号码还是那个号码，要么不接听，要么就是人调走了。
既然选择公开号码，说明被公开人就做好了被群众拨打的心理准备，结果打不通或者接通后敷衍了事，公开号码的意义何在？
比上述“僵尸电话”更有意思的还有一个情形，电话公开者公开后落马了。
2022年3月，时任安徽省亳州市委书记杜延安带头公布了包括自己在内的81名干部手机号，承诺“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还立下“不准不接电话”的规矩。
当时被媒体广泛报道，称之为服务群众的典型。
9个月后，当时一同公布号码的时任市长邓真晓落马，获刑11年6个月。2026年1月，副市长薛冰任上被查，6月被“双开”，7月因涉嫌受贿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看着和自己处事过的同事先后被查，今年6月，杜延安选择主动投案。
上述三人的经历，并不代表“公开手机号”和“落马”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却可以说明一个观点：公开号码是种姿态，而姿态并不能替代政绩。
公开电话行为的初衷，一方面是为了下级监督上级，另一方面是为了帮群众解决问题。但公布而不畅通、公开而不回应，带来的负面效应往往比不公布更大。
希望常宁这132个号码不是摆设，是真的能为群众办实事，让群众在被有关部门推诿之后，多一种兜底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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