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反华夺冠！嘴上疯狂敌视，还死抱中国市场不放，中方不再留情

2026年9月24日，中国驻大阪总领馆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干了30多年对日外交、在大阪履职已经5年的总领事薛剑，当着近800名日本各界人士、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的面，说出了一句分量不轻的话：日本如今在“反华厌华方面已荣获了特殊的世界冠军”。

这句话之所以引人注意，不只是因为措辞尖锐，而是因为它出现在正式外交场合，更因为后面跟着一组很难绕开的现实。

2026年皮尤调查里，日本成年人对中国持好感的只有11%，负面评价达到88%；可中国仍然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一个是接近谷底的社会好感，一个是剪不断的经贸联系，这才是现在中日关系最值得琢磨的地方。

外交场合最讲究措辞，尤其是中日这种关系复杂、历史问题和现实利益高度交织的邻国之间，一句话说到什么程度，通常都不是随手发挥。所以，9月24日这场招待会上真正值得注意的，不只是薛剑用了“特殊的世界冠军”这个形容，而是他为什么把话题推进到了这个程度。

按照中国驻大阪总领馆9月25日公布的完整致辞，薛剑先交代了自己的背景：他本人到大阪履职已经满5年，从事对日外交工作“三十年有余”。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不是薛剑给日本扣上的一句话，而是日本官方自己的安全政策表述。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继续把中国的对外姿态和军事动向称为日本和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并称之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

日本防卫省还把东海、台海、海空活动以及中国军力发展列入它的主要安全关切。换句话说，中日双方现在连“怎么看对方”这件事，本身都存在明显落差。

薛剑给出的解释也非常明确，他把其中一个“根本症结”归结为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社会延续下来的对华偏见和蔑视，认为长期片面、破碎和消极的涉华叙事，再叠加普通日本民众缺少直接到中国观察现实变化的机会，造成了“日本国内感受到的中国”与他所说的真实中国之间出现巨大落差。

随后，才有了那句“反华厌华方面特殊的世界冠军”。这段话当然属于薛剑对中日认知问题的公开判断，不必把所有复杂因素都压缩成单一原因。

中日关系现在的状态，还牵涉领土争议、安全政策、台海问题、历史认识、日美同盟以及地区军事态势等一长串现实因素。但有一点确实绕不开：日本社会对中国的负面印象，已经维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而且不是一两年的短期波动。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26年7月15日公布了一项覆盖37个国家、45658名受访者的调查，访问时间从2月8日持续到5月13日。结果显示，37国对中国持正面评价的比例中位数达到51%，负面评价中位数为39%。

在亚太地区，差异尤其明显：巴基斯坦有90%的受访者对中国持正面评价，而日本只有11%的成年人持正面看法，88%持负面看法。11%是什么概念？它意味着，在这次皮尤调查覆盖的国家中，日本处于对华评价最负面的那一端。

皮尤2026年的另一项比较显示，在能够直接比较中美形象的36个受访对象中，有25个对中国的评价高于美国。日本则属于美国形象明显高于中国的少数亚洲样本之一。换句话说，至少从这组跨国调查看，部分地区的对华看法正在发生变化，日本却依旧停留在相当负面的区间。

如果把时间再往前拉，这种状态也不是2026年才出现。中日民间机构长期开展的共同舆论调查显示，特别是在2012年至2013年前后以后，日本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印象的比例长期处于八成、九成附近。

2013年约为90.1%，2014年达到93%，2020年约89.7%，2021年90.9%，2023年又达到92.2%左右。这里真正需要看懂的，不是哪一年高一点、哪一年低一点，而是一个持续十余年的趋势：日本社会对华负面认知已经具有很强的惯性。

如果一个社会只是因为某一次外交摩擦出现短期反感，那还可以随着事件过去而自然回落；可如果十几年里一直处在八九成的负面区间，问题就已经不再只是某一次争端，而是信息环境、安全认知、政治议题和历史记忆相互叠加以后形成的长期社会心理。

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强化安全领域的中国议题，这又会进一步影响普通人的判断。日本2026年《防卫白皮书》不仅继续使用“最大战略挑战”的表述，还详细列举东海、西太平洋、中国军机军舰活动以及台海问题。

国家安全政策可以有自己的判断，民众也完全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可一旦社会认知长期只沿着单一方向强化，就很容易出现一个结果：人们越来越习惯通过“风险”“威胁”“竞争”理解对方，却越来越少通过经济、社会、旅游、商业和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去理解对方。

真正让中日关系显得拧巴的，还不是民调，而是把民调和经贸账本放在一起看。按照日本外务省公布的日中经济关系数据，2024年中日贸易总额达到44.2万亿日元，同比增长4.7%。

中国占日本全部出口的17.6%，占进口的22.5%，占日本整个对外贸易总额的20.2%。日本外务省给出的定义也非常明确：中国仍然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这组数字和11%的对华好感度摆在一起，反差就出来了。

社会认知层面，日本对中国的好感处在37国样本最低的一端；安全政策层面，中国被定义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可是到了企业订单、供应链、进出口和市场层面，中国又是日本绕不开的头号贸易伙伴。

2026年，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也公开表示，中国是日本重要的邻国，日本对华政策仍是推进战略互惠关系和建设稳定、建设性的日中关系；正因为双方存在问题和分歧，才更需要继续对话。

这说明什么？至少说明日本对华政策本身就存在非常明显的双轨特征：安全上提高警惕，经济上维持往来，外交上保持沟通，这其实比简单的“亲华”或者“反华”复杂得多。

日本企业不可能看不到中国市场的重要性。44.2万亿日元的贸易，不是抽象政治概念，而是工厂订单、零部件供应、设备出口、电子产品进口以及无数企业每天都在计算的成本。

日本对华主要出口商品包括半导体等制造设备、电子零部件、塑料等，从中国进口的则包括通信设备、电脑设备、服装等。

薛剑9月24日这场讲话的最后一部分，其实比“世界冠军”四个字更值得注意。因为他说完日本社会的对华认知问题以后，没有把落点放在继续批评，而是把话题转到了民间。

他引用日本已故政治家、日中友好协会第三任会长宇都宫德马的一句话：“日中友好是日本最大的安全保障。”随后又引用另一位日本友人的说法：“全面如实地了解中国是日本最大的安全保障。”

然后，他引用1945年《论联合政府》中的名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把话题引向“中日友好人民行动”，提出继续推动普通日本民众亲自到访中国。

把这一整段前后连起来，就能发现，“特殊的世界冠军”其实不是讲话的终点。它更像一个问题的开头，薛剑真正想讨论的是。

如果日本普通民众长期缺少直接接触中国的机会，只能通过新闻、安全议题、政治争端和历史记忆来认识中国，那么两国关系即便短时间在政府层面缓和，社会心理层面的距离也未必能够同步缩短。

这也是中日关系一个很特殊的地方，政府会换，首相会换，外交风向也会变化，可社会印象一旦固化，转起来往往比政策慢得多。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两国关系经历过快速升温，也经历过严重摩擦；经贸规模从过去很小的一笔生意扩张到现在几十万亿日元，但民意并没有随着贸易额同步改善。至少从近十多年的调查看，经济联系越做越大，并没有自然换来更高的社会好感。

经济合作按年度订单和市场需求运行，企业可以很快调整；外交政策可以通过领导人会晤和部长级对话发生变化；但社会认知往往需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改变，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薛剑在讲话中强调“民间先行、以民促官”。

站在中国驻日外交官的立场，他给出的路径非常明确：让更多普通日本人亲自来中国，而不是只通过二手叙事认识中国。至于日本社会最终会不会因此改变对华判断，那当然取决于真实接触后的个人体验，也取决于未来中日双方的政策和安全环境。

9月24日，干了30多年对日外交的薛剑，在正式招待会上把“特殊的世界冠军”这几个字说出来，之所以分量不轻，是因为它背后正好对应着一组现实反差：日本对华好感度只有11%，中国却仍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

安全认知会不会继续拉远两国距离，经贸现实能不能继续压住政治摩擦，以及普通民众之间的直接接触能否改变已经固化多年的印象。政策可以调整，贸易可以重新计算，但一堵认知上的墙，一旦砌了很多年，往往才是最难拆的那一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