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嚣张！特朗普放狠话，高市改宪章，小国炒作台湾，中方一一回击

当地时间2026年9月22日，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今年大会的主题很耐人寻味，“恢复信任，管理转型：一个为所有人交付成果的联合国”。

可就在这座本该用来弥合分歧的大厅里，几组最容易打破国际共识的问题，接连被摆上台面：特朗普对伊朗发出强硬警告，还公开攻击国际刑事法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再次要求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一天之后，巴拉圭总统佩尼亚又把台湾问题带上联合国讲台。

如果只把这些看成几场领导人讲话，那就把事情看小了。真正值得琢磨的是，当战争、战后秩序、国际司法和中国主权问题同时进入联大议程，不同国家究竟希望联合国扮演什么角色？

先看9月22日特朗普这场讲话，特朗普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中把伊朗列为重点议题之一。根据白宫发布的信息和路透社现场报道，他一方面继续强调美国的军事力量，警告如果不能达成协议，美国有能力对伊朗采取极端强硬措施。

另一方面，他又预测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双方仍存在达成协议的可能。换句话说，这并不是单纯一句“要打到底”，而是军事威慑、经济施压和谈判窗口三种信号同时存在。

这一点其实非常关键，自2026年美伊局势重新升级以来，中方9月10日在安理会讨论伊朗核问题时就指出，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经承受严重压力，美方加强单边制裁并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美伊互袭导致地区局势重新紧张。

中方当时明确主张，各方应避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推动伊朗核问题重新回到政治外交解决轨道。所以把特朗普9月22日的讲话和中方9月10日的表态放在一起看，差异其实非常直观。

一边更强调通过军事能力和经济压力塑造谈判条件，另一边强调先压低军事对抗烈度，再恢复政治谈判。特朗普当天还把矛头对准了国际刑事法院，路透社报道显示，他在联大发言中批评ICC，并呼吁该机构成员退出。白宫随后也把打击ICC描述为特朗普政府维护美国主权政策的一部分。

这里有个很容易被混淆的概念必须说清：国际刑事法院和联合国不是上下级关系。ICC依据《罗马规约》建立，是一个独立的常设国际司法机构；它与联合国在2004年签署关系协定，双方存在合作机制，但ICC并不是联合国的下属法院。

特朗普选择在联合国这个全球多边平台上要求其他国家退出另一个国际机构，本身就反映出美国政府对国际机制非常鲜明的主权优先立场。

支持者会认为这是防止国际机构越权，批评者则认为这可能削弱国际刑事司法体系的执行能力。双方争议可以继续，但一个事实很清楚：本届联大刚把“恢复信任”写进主题，国际机构本身的权威问题已经摆到了台面上。

这件事不能简单理解成“日本在联大突然提出一个新要求”。删除“敌国条款”的主张存在多年，日本也并非第一次表达这种立场。但2026年的特殊之处，在于中日双方围绕这个问题已经连续交锋。

9月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记者会上明确表示，《联合国宪章》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中的相关安排仍然存在，中方将这些条款视为针对二战战败国、防止军国主义再次危及国际和平安全的特殊制度安排，并把这一问题直接同战后国际秩序联系起来。

9月8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再次表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并要求日本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

也就是说，时间线非常清楚：9月2日，中方公开重申立场；9月8日，中方再次回应；9月22日，高市把删除条款的要求正式带上联大讲台。

日本方面强调，国际环境与1945年早已不同，联合国体系需要改革，高市本人也在讲话中强调日本数十年来参与联合国事务和国际合作的经历。中国方面则强调，这些条款背后连接着二战历史结论和防止军国主义复活的制度记忆。

高市讲话一天之后，9月23日，巴拉圭总统圣地亚哥·佩尼亚登上联大讲台。联合国当天的讲话记录显示，佩尼亚谈到台海时，并没有只重复巴拉圭与台湾方面长期维持关系这件事。

他专门把台海局势同日本、东亚经济以及全球芯片供应联系在一起，声称芯片已经成为21世纪全球产业、国防和人工智能的重要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明确表示巴拉圭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

过去一些台湾“邦交国”谈台湾问题，常见说法无非是“民主”“友谊”“国际参与”。佩尼亚这次却进一步加入了芯片、供应链和全球经济安全的叙事。也就是说，他试图告诉其他国家：即便你不关心巴拉圭和台湾方面的关系，也应该因为芯片供应而关心台海。

从这个细节判断，台湾问题在国际场合中的叙事包装正在变得更加复杂。主权问题被不断向“全球供应链”“民主价值”“国际组织参与”等方向延伸，这也是为什么围绕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的争议近年来持续升温。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

中方2026年9月8日再次就该决议表示，其立场是该决议从政治、法律和程序上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巴拉圭方面当然持不同立场。佩尼亚9月23日不仅公开支持台湾方面参与联合国，而且把这一主张同共同价值和双方长期关系挂钩。

而中方针对佩尼亚政府的立场其实早已非常明确，2026年5月7日至10日，佩尼亚访问台湾后，中国外交部5月12日公开反对巴拉圭方面相关做法，并批评有关政治人物充当“台独”分裂势力的棋子，同时敦促巴拉圭政府认清趋势、在一个中国原则问题上作出政治选择。

这里必须注意时间：这段中方表态发生在5月份，是针对佩尼亚访台，而不是9月23日联大发言之后的即时回应。但把5月和9月两件事连起来，双方立场没有模糊空间。巴拉圭政府继续公开支持台湾方面寻求扩大国际参与，中方则持续强调一个中国原则及联大第2758号决议。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个人口和经济体量都不算大的南美国家，会在联大会场上成为台湾问题的一个观察点：国家大小并不影响它拥有联大发言权，而联合国“193个会员国一国一票”的制度设计，本来就给中小国家提供了远高于其经济和军事体量的政治表达空间。

特朗普批评ICC（国际刑事法院），高市要求改变涉及战后历史的宪章条款，佩尼亚把台湾问题继续带上联合国讲台；世界各地战争和地缘冲突又迟迟得不到解决。那么，一个经常被指责效率低、执行力不足、面对大国冲突时束手束脚的联合国，还有多大价值？

有意思的是，第81届联大主席卡利勒9月22日开幕时自己就把这个问题挑明了。他说，外界现在真正追问的已经不是“联合国还存不存在”，而是“联合国到底管不管用”。他同时承认，联合国需要深层改革，但认为它仍然具有不可替代性。

联合国当然不是世界政府，没有一支可以强迫所有大国服从命令的全球军队；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间存在根本分歧时，很多重大安全问题确实可能陷入僵局。本届联大之所以把主题定为“恢复信任，管理转型”，本身就说明联合国知道国际社会对多边机制的信任正在承受压力。

9月25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会见第81届联大主席卡利勒时明确表示，中方“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认为联大是维护多边主义、推进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同时又提出联合国应当改革增效、更好适应时代变化。

当天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也表示，中方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同时主张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这两句话放在一起看，其实已经把中国的逻辑讲得非常清楚。

支持联合国，不等于认为联合国现在所有机制都不需要改变；推动改革，也不等于推倒现有国际体系重新来过。

为什么？因为对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中小国家而言，一个哪怕存在缺陷、但至少明确规定会员国主权平等、禁止以武力威胁他国、为所有成员提供发言和谈判平台的体系，和一个完全依靠国家实力决定规则的世界，性质完全不同。

联合国大会193个会员国原则上一国一票，这种设计无法抹平现实世界中的实力差距，却至少保留了一条制度边界：一个国家军事力量再强，也不能因此自动拥有几十张联大选票；一个国家再小，同样可以登上联合国讲台表达自己的国家立场。

当然，正因为所有国家都能发言，也必然会出现中国反对的观点、日本要求推动的议程、美国强力推进的主张，以及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立场。这不是联合国存在的反例，反而恰恰是联合国作为多边政治平台的现实样貌。

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本届联大最值得观察的，并不是哪位领导人在台上说得最狠，而是当国际矛盾越来越难靠单边力量彻底解决时，各国究竟准备怎样处理共同规则。

特朗普9月22日强调的是美国主权和美国力量；高市早苗要求调整与二战后制度记忆有关的宪章条款；佩尼亚则试图推动巴拉圭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三件事议题完全不同，却都指向同一个核心：谁有权解释规则，规则能不能约束强国，历史形成的制度又应该怎样改变。

而中国9月25日给出的答案，同样非常明确：联合国需要改革，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仍应得到维护；全球治理需要适应现实变化，但多边主义不能被单边行动所替代。

从9月22日特朗普在联大对伊朗和国际刑事法院发表强硬言论，到高市早苗再次要求删除“敌国条款”，再到9月23日佩尼亚把台湾与芯片、供应链捆绑讨论，这轮联大呈现出的远不只是几场外交交锋，而是各国围绕国际规则、战后秩序和主权议题展开的一次集中碰撞。

到了9月25日，中方再次强调支持联合国，同时主张改革增效，其逻辑也已经很清楚：联合国可以改革，全球治理也必须改革，但改革不能变成谁力量大谁就重新定义规则。接下来真正值得关注的，仍是这些原则如何在具体冲突和制度改革中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