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一九一八

一

1918年一月，北京仍然笼罩在去岁的寒意之中。南池子缎库后身八号的一座小院里，二十七岁的胡适刚刚迁入不久。这一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上，登载了他写于1917年晚秋的白话小诗《鸽子》，开篇便是“云淡天高，好一片晚秋天气”。从这一号起，胡适正式加入《新青年》编辑工作，杂志也开始全部采用白话和新式标点。这位留美七年的“海归”，第一个月的工资是二百六十块大洋。他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常到家中，或是客气地请教，或是肆无忌惮地争辩。到了秋天，胡适已在北大兼任英文部教授会主任、哲学研究所主任、英文学研究所主任三个职务。

同一个月，清华学校中等科的英文教员林语堂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二号发表了《汉字索引制说明》，蔡元培和钱玄同分别为之作序跋。这位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已经在清华园进入第三个年头，他的学术生涯正在悄然起步。

也是在这个月，李大钊接替章士钊出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他引进马克思主义书刊和各类进步文献，使图书馆成为传播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并通过一系列改革推动北大图书馆转变成为中国近代第一座新型大学图书馆，被誉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之父”。

蔡元培则在月初发起组织了进德会，以“私德不修，祸及社会”为告诫加以劝勉，号召广大师生以身作则、从自己做起，立身修德。李大钊、胡适同为发起者。

而在北京城的另一端，绍兴会馆的一间阴暗屋子里，一个中年男人正经历着深刻的挣扎。他叫周树人，三十六岁，教育部佥事，白天在衙门里应付公文，晚上回到会馆抄古碑、读佛经。钱玄同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坐在他对面，劝他为《新青年》写文章。周树人沉默很久，说了一段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钱玄同立刻回答：“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周树人被说服了。

二

这一年的《新青年》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从一月起，杂志由陈独秀个人主编改为同人刊物，由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胡适六人轮流编辑。陈独秀住在箭杆胡同九号，北大文科学长，月薪三百块大洋，生活却远谈不上体面——他将编辑部与住宅合二为一，出门走几步就是北大红楼。

远在东京，二十岁的周恩来也在读《新青年》。二月十五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对其中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的赞成。”这位1917年九月东渡日本的青年，此刻正在东京神田区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补习日文，准备投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三月十五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上演了一出“双簧戏”。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以封建卫道者的口吻罗织新文化运动的种种“罪状”；刘半农以记者身份逐条驳斥，痛快淋漓。他讥讽林纾的古文为不通之文。这出戏的本意是“引蛇出洞”，把林纾等守旧派引出来当活靶子。效果达到了——林纾果然被激怒，但真正的反击要到1919年初才集中爆发。这个自我炒作打得十分漂亮，一年之间，《新青年》销量从每月千册大幅攀升。

三月，在南京，郭秉文代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推动“三育并举”和“四个平衡”的办学理念。同一年，蒋梦麟从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归国后，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编辑，1918年夏辞去商务职务，任中华职业教育社总书记。

三

四月十四日，北大校役夜班正式开学，二百三十余名校役齐集文科第一教室，首开中国近代高校平民教育之先河。蔡元培亲临演说：“无人不当学，而亦无时不学也。”此前，有北大学生给蔡元培写信，介绍学校工友何以庄爱好学习，“四书”多能背诵。蔡元培收到信后，将何以庄调入文科教务处工作，并决定面向学校工友开办文化补习班。

徐悲鸿在1917年十二月携蒋碧微从上海来到北京。这一年的三月，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成立，他正式被聘为导师，五月十四日作《中国画改良之方法》讲演。这位二十三岁的年轻人此前在日本游学半年，观摩了大量日本画家的作品，此刻已开始在北大画法研究会的讲台上崭露头角。

而在杭州，李叔同正在为最后的告别做准备。1918年春节，他在虎跑寺度过，拜了悟和尚为在家弟子，取名演音，号弘一。前年冬天，他曾到虎跑寺尝试断食，据《断食日记》记载，那次断食自十二月一日始，日记所记共十八天。从那以后，他开始素食，受马一浮熏陶，对佛教“渐有所悟”。

四

1918年五月十五日，《狂人日记》发表于《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首次以“鲁迅”为笔名。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以“吃人”二字解剖了整个旧礼教的历史。鲁迅后来回忆，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

六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易卜生主义》，被誉为“个性解放的宣言”，号召青年“把自己铸造成器”。他说：“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同月，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会议在北京宣武门外沟儿胡同五十五号岳云别墅召开。1918年六月三十日，王光祈等人在此集会，公推李大钊为首，七人列为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王光祈负责草拟规约，他曾说：“在岳云别墅会议修改数次，并邀同会员李大钊商榷一切。”经过近一年的筹备，少年中国学会于1919年七月一日正式宣告成立。

五

农历七月十三日，杭州虎跑寺。三十九岁的李叔同正式剃度，法名演音，号弘一。他的日本妻子从上海赶来试图挽回，未能如愿。他辞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教职，校工闻玉陪他入山。进了虎跑寺，李叔同换上一件海青，对闻玉合十说：“闻居士请回吧。”闻玉大惊痛哭，看到他决绝的表情，只好独自下山。

他出家不是因为走投无路。每月教薪一百零五元，艺术事业如日中天，他教出了丰子恺、刘质平、潘天寿，是中国最早教授人体写生的美术教育家，是《送别》的作曲者，是把西洋戏剧引入中国的先驱。促使他迈出最后一步的，竟是夏丏尊的一句玩笑：“既住在寺里穿了出家人的衣裳，而不即出家，那是没有什么意思的，还是赶紧剃度好！”后来李叔同在西湖边对夏丏尊说，出家“纯为了生死大事，妻儿亦均抛弃，何况朋友”。从此世间再无李叔同，只有弘一法师。

六

1918年七月，陈寅恪获得了江西省官费资助，有了再次放洋求学的机会。他本想重返德国柏林大学，但欧战硝烟未散，遂听从表弟俞大维的建议，决定先赴美国，入哈佛大学学习梵文与印度哲学。十月，他轻装乘轮入海，穿越太平洋，向美国本土进发，这一去就是八个年头。

同月，周恩来结束了在东京的学业，七月二十八日离开东京，经朝鲜釜山，八月一日回到天津。归国期间，他曾去南开母校探望，并去北京看望了正在那里做事的父亲。九月四日，他重新回到东京，继续留学生活。一位二十岁的青年，在异国他乡与故乡之间往返，同时面对学业挫折、思想启蒙和爱国实践。

暑期，吴宓往波士顿访友，结识了同为清华公费生、时在哈佛进修的梅光迪，两人一见如故。九月，吴宓从弗吉尼亚大学转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师从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运动的领袖白璧德教授。他们日后回国创办《学衡》杂志，对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倾向提出系统批评。

在哈佛，赵元任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连续性——一个方法论之研究》。他1910年考取第二批庚款留美生，入康奈尔大学主修数学，1915年转入哈佛大学。毕业后他将游学法、德、英等国。

七

1918年八月，北京的教授休息室里，常常坐着一位与整个时代格格不入的老人。他叫辜鸿铭，六十一岁，北大英文门教授。深眼窝高鼻梁的西洋相貌，却头戴瓜皮小帽，身穿枣红大袖马褂，脑后拖一根油光锃亮的辫子。他的包车夫也拖着大辫子，主仆二人成了红楼门外一道独特风景。他至死不剪发辫，被时人称为“北大最后的辫子”。

辜鸿铭不是一般守旧派。他生于南洋槟榔屿，留学欧洲，获爱丁堡大学硕士，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等多种语言。1880年在新加坡遇马建忠，长谈三日后改变人生方向，操着不甚流利的中文回到中国，从此醉心儒家经典。蔡元培聘他，不是因为认同他的主张，而是因为他的英文水准在当时的北大是顶尖的——让最顽固的保守派和最激进的新派同处一室，思想交锋才能真正发生。

这一年，《东方杂志》刊登《中西文明之评判》，宣传辜鸿铭东西文化观。陈独秀随即连续发表《质问东方杂志记者》《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重申民主与科学。一场以他为靶心的东西文化论战全面展开。他的底气来自1915年英文著作《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只有中国文化才能拯救西方。”来华洋人中间流传：“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但在北大，他的声音被新文化浪潮淹没了。他只能在教授休息室里“随时随地想要找机会发泄”。据周作人回忆，一次文科教授会讨论功课，蔡元培站起来准备说话，辜鸿铭一眼看见便大声说：“现在请大家听校长的吩咐！”在满座新派教授听来，这话既有对校长的尊重，也有旧式君臣伦理的投射，近乎黑色幽默。他不是退出者，也不是引领者。他是蔡元培特意留下来的“活靶子”——旧时代残党中最顽固、最自信、也最有学问的那一个。

八

1918年八月，为组织湖南新民学会会员和湖南学生去法国勤工俭学，二十四岁的毛泽东与罗学瓒、萧子升、李维汉等二十余名湖南青年由长沙前往北京。他先借居在恩师杨昌济家中，后来在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与蔡和森、罗学瓒、罗章龙、萧子升等八人共同租到一间狭小的普通民房。大炕上人多炕窄，想翻个身先得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为解决生计问题，经杨昌济介绍、蔡元培书面推荐，毛泽东到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手下当上了一名图书馆助理员。他每天到刚刚落成的沙滩红楼一层西头靠南三十一号的第二阅览室即日报阅览室，登记新到报刊和来阅览人的姓名，管理十五种中外文报纸。月薪八块大洋，勉强维持一个人在北京租房吃饭的基本生计。

毛泽东旁听了胡适的课程，也登门拜访胡适请教。他试图跟傅斯年、罗家伦交谈，但“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然而他后来对斯诺回忆，正是在北大期间，他开始“对政治越来越感兴趣”。他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到1919年初，他又报名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听邵飘萍讲授《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这位邵飘萍，后来在经济上资助过他。

九

1918年的中国政治版图令人沮丧。南北对峙已成常态，段祺瑞推行武力统一，南北军在湘、川激战。五月，孙中山愤而辞职，痛斥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护法运动宣告失败。

章太炎受命奔走于南方各军阀之间，“跋涉所至，一万四千余里，中间山水狞恶者，几三千里”。十月十一日回到上海，他深深认识到“南北军阀为一丘之貉”。

十月，一个特别组织出现了。十月二十三日，熊希龄、蔡元培、张謇等二十四人发起“和平期成会”，宣称“不带政派臭味”。十一月三日，在湖广会馆开成立会，推熊希龄为会长、蔡元培为副会长。

蔡元培不仅在办教育，也在为和平奔走。十月十四日，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正式成立，蔡元培亲临会场并发表演说，表示以往新闻发展全恃经验，倘不济以学理，则进步有限。正是在这个研究会上，每周由邵飘萍和徐宝璜等讲授“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

十月四日，梁漱溟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登出启事，征求研究东方学术的同道中人，随后办了孔子哲学研究会。他说自己已决意出家，出家前要留一两年为研究东方学术的人“开个头”。他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这些“新青年派”朝夕相处，倾心东方旧文化的他“无时不感觉压迫之严重”，但他不肯盲从而要寻找自己的路。

十

十月五日，三十二岁的邵飘萍在前门外三眼井胡同创办了《京报》。他在编辑部墙上悬挂自书的“铁肩辣手”四字，与同仁共勉，原句出自杨继盛“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他决心不受外国通讯社和军阀左右，将《京报》办成真正为民众发声的报纸。毛泽东后来尊称他为“老师”。

十月，中国科学社迁回国内。张謇捐款三千元经费，支持这个由留美学生发起的科学团体在国内立足。这位六十五岁的实业家在南通经营大生纱厂，虽已远离政坛中心，却依然以多种身份参与和平运动。早在1917年九月，他就被科学社选为国内唯一的名誉社员。至于南京成贤街文德里的活动用房，则要到1919年冬才经他上书北洋政府后解决。

同月，六十一岁的康有为流落上海、杭州一带。经历了张勋复辟的失败，他已成通缉犯，晚年自号“天游化人”，游山玩水之间依然关心着时局。

十一

十一月七日傍晚，北京。一位实足六十岁的前清京官与儿子梁漱溟谈论时局。他最后问道：“世界会好吗？”儿子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他点点头说：“能好就好啊！”说罢，他离开了家。

他叫梁济。三天之后，他投净业湖自尽。遗书明言自己“系殉清朝而死”。他用了好几年的时间计划和安排自己的死亡，特别希望世人按照他的设计来认识他的自杀。但他的死亡时机选得实在不好。在他死后第二天，贡比涅森林中的枪炮声就沉寂了；消息在数日后传到北京。中国居然成了战胜国，举国皆感喜从天降，直到次年五月初巴黎和会带来的绝望之前，几个月的一片乐观之声无形中删略了那些不那么如意的消息。梁济不仅未曾达到他的警世目的，甚至没能影响到多数人的愉快心情。

他的儿子梁漱溟，就在父亲自沉前的日子里，正做着相反的选择。他登出启事征求研究东方学术的同道，在北大发起孔子哲学研究会，选择留下来“相信世界会好”。父亲用死亡表达对时代的绝望，儿子却要在废墟上寻找安身立命之所。

十二

1918年十一月十一日，贡比涅森林中的枪炮声骤然沉寂。一战结束。

北京城沸腾了。学界组织了长达一个月的“公理战胜强权”庆典，天安门前搭起讲演台，蔡元培鼓励北大学生走出校园宣讲“世界大同”。郭廷以回忆：“眼看国内也将和平统一，全国上下对国家前途都抱着莫大的希望。”

十一月，李大钊在天安门前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说。当所有人庆祝“公理战胜强权”时，他看到了另一种东西：“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是全世界的庶民。”他预言：“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陈独秀没有去参加庆祝活动。据时人回忆，他说协约国战胜德国，中国毫未尽力，不便“拿人家的欢笑当自己的欢笑，把人家的光荣当做自己的光荣”。他已对单纯引进西方民主制度感到不满，但还没有找到新方向。

十一月十九日，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等在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支持下成立新潮社，李大钊拨红楼一层二十二号房间为社址，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出席了成立大会。傅斯年原本是旧派教授黄侃、刘师培寄予厚望的国学门高材生，胡适把他争取了过来。顾颉刚则因家事休学回苏州，在家搜集吴歌。他虽不在北京，却以通信方式参与新潮社筹备，被列为首批社员。1918年十二月十八日，他致信傅斯年，这是目前所知顾致傅的第一封信，信中谈道，办刊要“成竹在胸”，要“诚信恳挚”，“不要文过、不要存成见去反对人、不要捏造说谎”。

十一月二十七日，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张申府、周作人等人在陈独秀的文科学长办公室里，议定创刊《每周评论》。每人掏出五块大洋凑办刊经费。这份新刊物将成为《新青年》之外又一个重要的言论阵地。

十三

1918年十二月，上海姚主教路。梁启超在私家花园里筹划着新的开始。年初，为纪念蔡锷，他与张君劢等发起成立松社，地址选在徐家汇姚主教路，购得徽商王效山建于1909年的余村园，筹设松坡图书馆。这是他从政治转向社会文化事业的标志。

但年底，巴黎和会行将开幕，他以私人资格组团赴欧考察大战后局势、就近观察和会动向并为中国声援，十二月二十九日与张君劢、蒋百里、丁文江等离京，旋由上海放洋，历时一年多。他后来在上海中国公学演说时自述：“此次游欧，为时短而历地多……惟有一件可使精神大受影响者，将悲观之观念完全扫清是已。”

同在上海，四十四岁的杨度处于洪宪败亡后的蛰伏期。他的“金铁主义”早在1907年即已成型，但帝制复辟失败后，他对这条道路的信心正在动摇，数年之后将走上一条出人意料的道路。

六十五岁的严复准备南下福州避冬。十二月九日回到郎官巷，挂上“愈壄堂”横匾。这位将《天演论》引入中国的启蒙先驱，晚年转身回到了传统——他提倡读经始于1913年《读经当积极提倡》，1918年的意味是这一转身已经定型，译事已终。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里，五十一岁的张元济正埋头书稿。他主持商务印书馆期间开创了私营出版社设专职专业编辑的先河，参与规划的《最新教科书》获得很大成功。他没有站在新文化讲坛上，却为新文化提供了最基础的传播载体。

十四

1918年秋，一艘来自美国的轮船在上海靠岸，二十八岁的竺可桢走下舷梯。他以论文《远东台风的新分类》获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气象学博士。回国后他到武昌高等师范任教。他面对的现实令人心酸：美国已在本土搭建两百余座气候监测所，中国仅有香港和上海徐家汇两座，且均在外国人控制之下。唯一由中国人管理的中央观象台却是一片破落，将他拒之门外。

北京，三十一岁的丁文江以地质调查所所长身份忙碌着。这个机构是他1913年与章鸿钊、翁文灏共同创办的，是中国第一个地质机构，培养了中国地质学界第一批领袖人才。1917年北大恢复地质学门，他参与规划；1919年访美时延聘葛利普来华，则是后来的事。年底，他与梁启超等赴欧考察。

合肥，刚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的杨武之正在母校安徽省立第二中学教数学、兼舍监——一场整顿学风的风波正在酝酿。几年后他将转往安庆任教，并给长子取名“振宁”，以纪念那座旧称怀宁的城市。从杨武之到杨振宁，中国知识分子对“科学救国”的信念，正在无声传递。

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二十三岁的郁达夫在孤独苦闷中贪婪阅读，高校四年间“共计所读的俄德英日法的小说，总有1000部内外”。二十二岁的徐志摩从上海启程赴美，先入克拉克大学，后转哥伦比亚大学，两年后将追随罗素远赴英伦。

湘西，十六岁的沈从文正跟随土著军队辗转于沅水流域。1918年八月，他随部队离开凤凰，九月以后到达沅州东乡榆树湾“清乡”，驻四个月；四个月后移防怀化镇，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四个月。在沅江的船上、辰州的码头、军营的油灯下，这个瘦弱少年用眼睛看、耳朵听、用心记，积累着日后成为文学大师的全部素材。他后来写道，正是这些年在沅水流域的漂泊，让他对于人生这本大书有了初步的认识。

十五

年底的北京，天安门的讲演台上，学生们还在慷慨激昂地讲述“公理战胜强权”。台下的人群中，没有人注意到，就在一个月前，前清京官梁济在净业湖投水自尽；也没有人知道，江南的寺院里，弘一法师正在一盏青灯下打佛七、掩关阅藏。

李大钊的那篇《庶民的胜利》已经讲完了。文章印在《新青年》上，随着邮路发往全国。在上海，在长沙，在成都，在东京，在巴黎，在一些年轻人手中，这本杂志被反复翻阅。

而在红楼图书馆的第二阅览室里，那个从湖南来的助理员还在登记着新到的报刊。他每天经手十五种中外文报纸，却常常在登记完毕后，站在书架前久久不肯离开。他的口袋里揣着八块大洋的月薪，他的脑子里装着整个中国的未来。

尾声

1918年是一道分水岭，但站在分水岭上的人，大多没有意识到自己正站在历史的分界线上。

退出者已经走远。李叔同剪断了与尘世最后一丝联系，以戒律为舟渡自己的生死之河。梁济用死亡完成了一个旧式士大夫对时代的最后陈述。

守护者还在坚守。辜鸿铭在北大红楼的教员休息室里拖着辫子高谈阔论，林纾在寓所里酝酿最后的反击，廖平在四川学堂里推演经学的最后一变，王国维在上海哈同花园整理甲骨与金石，严复在福州郎官巷挂起“愈壄堂”横匾转向孔学。他们还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一个已经远去的世界。

建设者在默默耕耘。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编着教科书，邵飘萍在《京报》写着时评，竺可桢在武昌高等师范讲授气象学，丁文江在地质调查所绘制中国地质图，徐悲鸿在北大画法研究会教着素描，林语堂在清华园研究汉字索引。

引领者正在蓄力。陈独秀在箭杆胡同编着《新青年》，李大钊在红楼写着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的文章，鲁迅刚写完《孔乙己》，胡适在缎库后身八号接待着一批批来访学生，钱玄同和刘半农正在策划下一场论战，蔡元培在校长办公室筹划新闻研究会和校役夜班。他们即将成为五四运动的主角。

还有那些年轻的、正在积蓄力量的。傅斯年和罗家伦在红楼里筹划着《新潮》创刊号，顾颉刚在苏州的家中搜集着吴歌，毛泽东在图书馆的第二阅览室里登记着报纸，周恩来在东京的宿舍里翻开《露西亚研究》记下列宁和俄国革命的名字，沈从文在沅江的船上用眼睛记录着一切。他们此刻还默默无闻，但数年之后，他们将站在历史舞台的中央。

还有那些远行者。梁启超带着张君劢、蒋百里、丁文江踏上赴欧旅途，陈寅恪在太平洋的轮船上迎接1919年的到来，吴宓在哈佛课堂听白璧德讲授新人文主义，赵元任在哈佛刚刚拿到博士文凭、即将赴芝加哥做博士后，徐志摩在哥伦比亚憧憬罗素，郁达夫在名古屋贪婪阅读俄国小说。

1918年过去了。有人在禅房寻找自在，有人在讲坛争取自由，有人在书斋守护旧学，有人在异国积蓄力量，有人在报馆唤醒民众，有人在实验室探索科学，有人在图书馆登记报纸，有人在沅江的船上认识人生。这些看似平行的轨迹，在短短几个月后将被同一场风暴卷入。那一年年底，巴黎和会的消息已经在路上，而那些在1918年播下的种子，即将在1919年的春天同时破土。

旧时代的残党尚未凋零。新时代的号角已经吹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