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7年初，北京人民大会堂，谭震林结束会议走出会场时，已是深夜。雪粒打在路灯下，一声招呼从身后传来，叫住他的正是江青。她没有寒暄，只说：“请等一会儿，我和伯达同志找你有事。”
谭震林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这个在革命队伍里出了名的直脾气，向来不喜欢绕弯子。他走进会议室，见陈伯达随后赶来，便直接问：“找我有什么事？”
江青与陈伯达彼此推让了一番，江青才开口：“我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找你来，你大概已经猜到为什么了。”
谭震林没有猜到。
当时，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同时分管农业方面的工作，本以为两人是来谈农林事务。没想到，陈伯达接过话头，说上海局势复杂，华东方面需要一位有资历、有威望的人去主持工作，中央考虑让他前往上海。
这项考虑，并不是临时起意。谭震林与华东的关系，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便十分密切。1952年至1954年，他曾任华东局第三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对上海以及华东各地的干部、经济和地方工作都较熟悉。
更重要的是，他在华东有一层特殊的威望。战争年代，他长期在江南和华中地区坚持斗争，既带过部队，也做过地方工作。对于上海这样牵动全局的城市而言，派一名熟悉当地情况、能够压住阵脚的老同志，确实有现实原因。
但谭震林听完，并没有马上表态。他觉得这次谈话的方式不寻常。按照惯例，这类重要人事安排，通常应由中央领导直接谈，眼前两人却说是“奉命来征求意见”。
江青随后又提到，谭震林的妻子葛惠敏暂时不要同行，并说她“还有问题没有弄清楚”。这句话触到了谭震林的底线，他当即追问：“葛惠敏有什么问题？”
屋里一下安静下来。
陈伯达连忙打圆场：“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先谈上海的事情。”谭震林没有继续争执，却把不满压在了心里。对他而言，工作安排可以服从，涉及家人的含混指责却不能装作没有听见。
这件事后来并未真正落实，谭震林没有成行。上海局势的发展，也在随后发生了复杂变化。但那场深夜谈话，足以说明中央当时为何想到他：不是因为他善于周旋，恰恰是因为他敢于坚持原则，过去在华东又有足够的工作基础。
谭震林的这种性格，并非晚年才形成。1927年秋，革命处于低潮，他在湖南、湖北一带寻找党组织，四处奔波而不得。后来，他在茶陵看到以“郭亮”名义张贴的布告，确认革命队伍仍在，便重新找到组织。
不久，谭震林担任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毛泽东率部处理茶陵和宁冈一带的事务时，二人才正式见面。毛泽东曾笑着说：“你就是谭震林？这么年轻！”随后邀请他上井冈山。谭震林属虎，这段经历后来被说成要做一只“震山虎”。
井冈山时期，他支持把工作重心放到农村，也赞成保存革命力量。那时的选择并不轻松，队伍内部有争论，敌我力量也悬殊。谭震林没有因为压力改变立场，这种敢讲真话的作风，逐渐成为他的鲜明印记。
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华中敌后工作，曾多次化装成商人出入敌占区。“谭老板”的称呼，便由此流传开来。毛泽东后来也常这样称呼他，久而久之，这个绰号反倒比本名更为人熟知。
有意思的是，谭震林并不靠迎合别人赢得信任。1958年，他进入中央政治局；1959年，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职位变化很大，性格却没有改变，仍然是有话直说，有事直办。
江青后来又到谭震林家中谈话，表示主席希望他同老同志多接触、多学习。谭震林只是简单应了一声，谈话气氛始终冷淡。临别时，孩子们回家向江青问好，场面才稍稍缓和。
有人认为，谭震林当时若多说几句软话，处境或许会不同。但这只是事后的推测。事实是，他没有用改变原则去换取个人安稳。此后，他经历了艰难岁月，直到1973年才回到北京。
1977年，谭震林重返井冈山，写下“五十年来奋斗紧，内外妖魔皆扫光”等句子。那一年，他已经走过半个世纪的革命道路。对于1967年那场谈话，以及后来的人生起伏，他始终没有改掉那副硬骨头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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