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丨性生活最频繁的美国人

The Americans Having the Most Sex

经常去教堂的人比世俗伴侣拥有惊人的优势。

作者： Brad Wilcox 和 Grant Bailey

时间： 2026年9月25日

插图：Akshita Chandra / The Atlantic. Source: Getty.

在大众的想象中，宗教信仰和蓬勃的性生活似乎很难共存。电影、书籍和电视剧通常将宗教伴侣描绘成在性方面受到压抑或功能失调的形象。例如，在卡罗·克莱尔·伯克（Caro Claire Burke）的畅销小说《往昔岁月》Yesteryear，即将由安妮·海瑟薇主演改编成电影）中，一位引经据典的“传统主妇”虽然在 Instagram 上维持着完美的表象，但私下里却与丈夫过得很痛苦——她的丈夫不仅性格被动，在卧室里的表现也力不从心。

然而，数据讲述的却是另一个故事。根据家庭研究所（Institute for Family Studies）今天发布的最新报告，似乎没有任何一群美国人比那些经常参加宗教活动的已婚男女拥有更多、更令人满意的性生活。（这个群体主要由基督徒组成，但也包括犹太教徒和穆斯林。）事实上，我们发现，唯一避开了美国“性衰退”（即越来越少的男性和女性进行规律性生活）的美国人，是那些每月至少参加两次宗教仪式的丈夫和妻子。根据综合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的数据，在20世纪90年代，64%的20至54岁已婚人士（无论是去教堂的还是世俗的）每周至少有一次性生活。而现在，世俗伴侣（从不或很少去教堂）中每周有性生活的比例仅为48%，相比之下，他们的宗教同龄人这一比例为62%。在当今的美国，有信仰的人性生活更频繁。

这是否仅仅因为父权制宗教社区中的妻子感到有义务为丈夫“履行职责”，从而导致她们在性方面得不到满足且深感不幸福？

再次强调，数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根据《2026年IFS宗教与家庭调查》，与世俗同龄人相比，20至54岁的宗教丈夫和妻子更有可能形容自己的性生活“极好”或“非常好”。49%的去教堂的妻子表示对性生活感到满意，而世俗妻子的这一比例仅为38%。调查还发现，去教堂的配偶更有可能表示他们的婚姻“非常”或“极其”幸福。在我们与家庭学者理查德·德利索拉（Richard Dell’Isola）和简·兰克斯·史密斯（Jane Lankes Smith）共同撰写的报告《虔诚的差异：美国人的宗教、婚姻质量与性》中，我们要得出的结论是：“那种认为宗教美国人 sexually prudish（性方面守旧）、充满挫败感的文化刻板印象与数据不符。”

我们推测，当婚姻和性被赋予一种神圣感——以及信仰中那些有利于家庭的价值观时，它们都更有可能令人满意。部分原因在于，宽恕和忠诚等美德能够抚平婚姻生活中的波折，并降低婚姻首先遭遇这些波折的几率。还因为祈祷等宗教仪式——尤其是共同祈祷——不仅仅是促进情感亲密：它们有助于让家庭生活的压力变得更容易应对，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我们研究中，每天祈祷的信徒获得性满足的几率是那些不经常祈祷者的1.29倍。

专门研究宗教与性的社会学家萨姆·佩里（Sam Perry）认为，这些发现主要源于婚姻质量与宗教信仰之间的联系。他在邮件中告诉我们，宗教人士享有的性优势，很有可能“主要是关系和谐的下游产物”。他指出，研究普遍发现，信仰会带来更幸福的婚姻，尤其是对于拥有共同信仰的伴侣而言。“因此，一起参加宗教活动的夫妻在宗教信仰上可能更同步，因此更幸福，也更能享受彼此的陪伴，”他写道。

宗教在性方面的优势也可能与美国宗教人士更倾向于拥抱“性慷慨”（sexual generosity）的道德准则有关。与世俗伴侣相比，宗教伴侣似乎更愿意承认流行文化经常否认的事实：男性和女性可能有不同的性欲，而且男性通常比女性更想要性生活。事实上，在当代婚姻中，丈夫主动发起性生活的可能性是妻子的三倍多。信徒们并没有将这种差距视为一种委屈，而是选择顺应它：丈夫尊重妻子不想做爱时的时刻，妻子尊重丈夫的欲望，双方都愿意妥协。在2024年出版的《结婚》Get Married）一书中，我们中的一位（布拉德·威尔科克斯）发现，与其他婚姻相比，宗教婚姻中的妻子更有可能说，当她们不想做爱时，丈夫是体贴的，这一说法“大部分”或“绝对”属实；同时也发现，此类婚姻中的丈夫更有可能说，当他们主动时，妻子是有回应的。

但是，如果慷慨和宽恕等品质解释了为什么宗教伴侣能够抵御“性衰退”，它们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世俗伴侣正在屈服于它，并且经历着比前辈少得多的亲密关系。我们怀疑，其中一个因素是，与去教堂的女性相比，世俗女性更容易受到社交媒体算法中泛滥的关于男性和婚姻的负面信息的影响。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观察到，年轻的女性自由主义者比其他群体——尤其是宗教保守派——“更焦虑和沮丧”，因为她们“更重度地使用社交媒体，并参与了由灾难化思维主导的在线社区”。在过去15年里，社交媒体的放大效应可能不仅加剧了年轻自由主义者的生活压力，也波及了处于黄金年龄的世俗伴侣，这种影响一直延伸到了卧室。

世俗伴侣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他们生活在作家德里克·汤普森（Derek Thompson）所称的“反社交世纪”中，邻里关系、友谊和社区生活都日益稀缺。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一项研究表明，从朋友和家人那里获得高水平支持的丈夫和妻子，报告婚姻“非常幸福”的可能性“至少高出23个百分点”。

与世俗伴侣相比，宗教伴侣更有可能融入现实世界的社区，这些社区为婚姻和家庭生活提供社会和规范支持。这包括定期的宗教礼拜以及鼓励他们成为更好的配偶和父母的小型男女团体。与真实的人参与真实的社区，也意味着宗教伴侣较少受到我们这个时代趋势的影响，这些趋势往往让人感到孤独、漂泊和不快乐。

在我们关于性的公共讨论中，宗教经常背负恶名。例如，最近《纽约时报》的一篇专栏文章认为，保守派基督教女性被教会迫使“在性方面和其他方面顺从丈夫”，而这些教会充满了“厌女症和虚伪”。当然，确实有一些宗教女性处于强迫性或不令人满意的婚姻中。但像这样一概而论的评论，给公众留下的印象是：宗教是幸福婚姻和美好性生活的障碍。然而，在这个原子化、个人主义的时代，事实证明，信仰是少数几个仍在培育人类亲密关系最有力表达形式的机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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