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系最艰难时期，张发奎欲散伙，黄绍竑想投蒋介石，白崇禧打出精彩一战

1930年秋，广西全州一座古庙内，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人围坐商议军情。桂张联军刚从衡阳败退，兵力折损严重，外有粤军压迫，南宁又被滇军围攻。屋里没有胜利者的从容，只有几个人对着地图反复推演，谁也不知道桂系还能撑多久。

衡阳一战的失败，直接击穿了张发奎的信心。此前，他所部尚有一定声势，战后却只剩千余人。张发奎认为，白崇禧临时改变计划、仓促决战，导致部队陷入险境。怨气积累之下，他不再考虑如何重整旗鼓，而是盘算着把剩余部队解散。

这种想法很快变成了行动。回到桂林后，张发奎清点人马，发现全军连两千人都难以凑齐，便拿出多年积存的公积金分给官兵。有些人领钱离队，另寻出路；李汉魂、邓龙光等部将，也在得到同意后离开广西。

张发奎甚至提出，不必继续收容溃散官兵，剩下的人就地遣散。对李宗仁、白崇禧而言，这并不只是一个军长的去留问题。第四军的旧日声望尚在，张发奎背后还有汪精卫这一层关系，一旦这支力量自行消失，桂系不仅少了兵，也少了一个重要的政治支点。

李宗仁劝他说：“留些本钱，总比一无所有强，不能只看眼前。”

白崇禧的话更直接。他提醒张发奎，过去能够重新起兵，靠的正是旧部和番号；如今若只身前往香港，既失去部队，也失去政治筹码，蒋介石未必还会放心交兵。白崇禧承诺，兵力不足就补充，军费短缺就设法筹集，不能在最困难的时候散伙。

这番话并非空头许诺。李宗仁、白崇禧随后撤销许宗武、梁重熙两个师的番号，把装备和少校以下军官约六千人交给张发奎。张发奎重新编成两个师，任命薛岳、吴奇伟为师长，部队分别驻扎柳州、柳城。几乎散掉的队伍，又被硬生生拼了起来。

有意思的是，张发奎的问题刚压下去，桂系内部又出现了裂缝。黄绍竑对继续反蒋本来就有保留，衡阳失利后，白崇禧又曾批评他消极、贻误军机。撤退到全州时，黄绍竑终于对白崇禧表明态度：“这样斗下去，很难胜过蒋介石，我不想再干了。”

白崇禧没有当众争执，只劝他暂时不要公开表态，否则军心必乱。黄绍竑可以暂时专理行政，军事交给李、白处理；若真要离开，也应等局势稳定后再说。这个处理很有分寸，既没有撕破脸，也没有让个人情绪冲击整个集团。

真正决定桂系命运的，是南宁战场。粤军已经控制贵县、宾阳一线，切断柳州与南宁的联系；龙云率滇军三个师围攻南宁，城内黄旭初、韦云淞所部不足三千人，守城已近极限。

李宗仁主张先打宾阳方向的粤军，白崇禧却判断，粤军背靠西江，补给便利，又有海空力量支援，正面硬攻难有把握。南宁守军已经坚持多日，滇军久困城下，疲惫程度更甚。若从外线突击滇军，再与城内守军配合，反而可能打开缺口。

方案确定后，白崇禧担任前敌总指挥。9月28日，他率部从柳州出发，命李品仙在粤军方向制造声势，同时通过报纸散布李宗仁、白崇禧巡视前线的消息，故意让对手相信桂军准备进攻宾阳。主力却悄悄转向南宁，沿小路快速推进。

10月13日，桂张联军突然出现在南宁城下。滇军原以为高峰隘有人扼守，粤军又控制宾阳，桂军不可能迅速抵达，因此起初把突袭部队当成小股袭扰力量。等到枪炮声持续增强，滇军才意识到白崇禧已经把主力送到眼前。

战斗持续三天。最紧张的时候，白崇禧、张发奎正在一处山头指挥，滇军一个连却绕到侧翼，直扑吴奇伟师部。吴奇伟身边只有一个卫士排，参谋建议立即撤退，他却一边喝酒，一边啃着鸡腿，抬手下令：“散开射击！”

卫士排就地抵抗，十几分钟后，白崇禧派出的援军赶到，滇军攻势被压下。战后白崇禧拍着吴奇伟的肩膀说：“别人拿指挥刀，你拿鸡腿，也能守住阵地。”这句玩笑背后，是对吴奇伟临阵不乱的肯定。

龙云见援军迟迟不能形成合击，又担心桂军继续扩大战果，只得向西撤退。白崇禧没有停手，立即命部队水陆并进追击，随后在白色、平马等地继续作战。滇军原有约一万九千人，经过连续损失后，被迫退回云南；宾阳方向的粤军也随之撤至贵县一带。

南宁解围，使白崇禧在桂系内部的声望明显上升。黄绍竑承认，这是一场在劣势兵力下完成内外夹击的成功行动。可军事上的胜利，并没有消除政治分歧，反而让黄绍竑更加清楚地看到自己在集团中的位置变化。

12月1日，李宗仁、白崇禧在南宁南门外黄绍竑的旧寓为他庆祝37岁生日。席间仍有胜利后的气氛，也保留着多年共事的情分。宴会结束后，黄绍竑决定离开广西。

送行时，白崇禧留下了一句话：“广西人不会投降，困难再大，也不能出卖团体。”黄绍竑最终表示，离开后不再参加反蒋内战，也不出卖桂系。这个承诺，既是个人选择，也是那场风雨之中几位桂系人物最后保留下来的政治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