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后接管旧警察局，原定陈赓任部长，为何最后是他接手？

1949年5月，一个位子空了出来。原定的人去打仗了，接不了。

陈毅急，华东局急，整个接管班子都在等一个答案——谁来坐这把椅子？

陈赓推荐了那个人。

1949年5月初，江苏丹阳。

渡江战役刚打完，华东局把接管上海的各路干部往这座小城里调。前后到齐，约5000人。

这是杨帆晚年回忆里留下的话，不是传说，是有据可查的安排。

问题来了。陈赓没到职。

原因写在同一份回忆里，简单直接：他率部继续进军西南，上海的位子等不到他。

那几个月，陈赓在哪里？他是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9年2月正式任命，3月11日从河南漯河出发，率部挺进。渡江战役里，四兵团在安徽突破国民党军江防，随后直插浙赣线，追着逃敌往赣东北腹地打。

5月22日，南昌解放。

陈赓在日记里写了一句话：我决定不去南昌。他下令兵团直属队和其他部队一律不进城，兵团部驻在离城30里的莲塘。直到6月6日，南昌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他才进城办交接。

南昌之后是广东，广东之后是广西。上海那把椅子，真的等不到他了。

这个位子的第一人选是陈赓，而且写的是"原定"。陈赓因为要打仗，没能到职，才由三位副部长之一接手。

那么，三个副部长里，为什么最后是李士英坐上了那把椅子？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把他的履历翻出来看看。

1912年12月21日，河南省内黄县井店镇。

李士英出生在这里。家里太穷，穷到没有一分土地。父亲在他13岁那年因病去世，他只能去镇上布店当学徒，挑起了生活的担子。

1927年，共产党员赵纪彬、李大山来到井店镇高小，以教书为掩护，筹建村支部。少年李士英以校工的身份担任了县委交通员。从这一步开始，他走上了革命的路。

1930年冬，北方局一道命令，把他调往上海。

任务是：进中央特科学习保卫工作。

中央特科是什么地方？用今天的话说，是党的核心安全机构。第三科，又叫行动科，任务只有一个——保卫党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肃清内奸，惩处叛徒。进这个科，干的都是刀尖上的活。

李士英18岁，被分到三科，一边学习一边工作。1931年1月7日，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东方旅社召开，他参与了会议的保卫工作。这一年，他也在周恩来的指挥下，参与了保护党中央机关安全转移的行动——那一次，顾顺章在汉口叛变，正在北平执行任务的李士英接到通知，火速赶回上海。

顾顺章叛变之后，党内一批革命意志薄弱的人跟着倒了下去。其中两个人，摇身变成了国民党的鹰犬，猖獗到让上级忍无可忍。

一个叫王斌，叛变后担任淞沪警备司令部督察员兼行动组组长。一个叫曹清澄，担任上海市警察局督察员兼情报组组长。两个人都在主动出卖党组织。

中央特科决定先拿这两个人开刀。任务落到了三科的"红队"身上，由19岁的李士英担任小组长，带着刘国宝、李泽才执行。

先是王斌。小组连王斌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怎么办？同志们在南京路上的王开照相馆橱窗里，发现了一张淞沪警备司令部成员的集体合影，王斌叛变后就在那个部门任职。

1932年4月22日下午一点左右，王斌乘坐人力车外出，预先埋伏的李士英等人干净利落地解决掉了他。

然后是曹清澄。

这个人阴险狡猾，小组反复研究，精心布置了两路人马：一组在他住宅门口开枪，一组在胡同口候补接应，另外安排两名人员驾车转移。

但5月16日下午，计划出了意外。当李士英行至茄勤路与白尔路交会处，猛然发现前面就是曹清澄。地点不对，布置没到位，怎么办？来不及细想，他拔出手枪，直接开枪。曹清澄当场死亡。

但随即赶来的法租界巡捕，把李士英抓住了。他被捕了。

审讯持续了几个月。酷刑换着来。他始终没有承认自己的身份，没有交出任何组织关系。

案子移送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这是专办上海法租界中国籍人犯刑事案的机构。

1933年1月17日，一审判决下来：死刑。

罪名是"以危害民国为目的组织团体预谋杀人罪"。

他不服，上诉。1935年2月22日，第三分院重审，维持原判。

党组织请来了章士钊、史良这些律师出庭辩护。案子的转机，来自外面的大势。

1936年，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一天天高涨，"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的呼声越来越响。这股浪潮推动了他命运的转折——1936年7月13日，最高法院终审改判：无期徒刑。

从被捕那天算起，他已经在牢里待了四年多。但无期徒刑也不是终点。

1937年8月，淞沪战争爆发。监狱把犯人编成挑夫队，押到吴淞前线运弹药。途中遭到日机轰炸，看守和犯人乱作一团。李士英趁乱脱身。

他跑到市区，辗转找到曾在上海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中央特科成员吴成方，写了一封要求工作的信，递给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潘汉年。潘汉年很快让他去延安。

1937年11月，他到达延安。五年多的牢狱，就这样终于结束了。

到延安后，他没有休息。先进中央党校学习，再参加中央办的第一期情报、保卫干部训练班。1939年秋，他被派去护送周恩来到苏联治病，此后留在莫斯科，在共产国际办的中国党校继续学习。1944年春回到延安，1945年作为华中代表团成员出席七大。

解放战争里，他的职务一路都和公安保卫相关：华中局社会部副部长、苏皖边区公安总局局长、济南特别市公安局局长、山东省公安厅厅长。

1948年9月，济南解放。他带着600余名公安干部先进城，接收了山东省会警察局。1949年1月，他任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

从特科行动科的组长，到山东的公安厅长，再到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他干的，一直是同一件事：公安保卫。从来没有中断过，一干就是将近二十年。

这就是李士英的履历底色。

有一个问题，容易被忽略：上海解放这么大的事，公安这一块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准备的？

答案是：提前整整两年。

1946年5月，山东临沂就办起了一所山东警官学校，培训了200多名军队和地方的公安保卫干部。那是第一步，播下的是一颗种子。

1948年秋天，山东。华东局社会部的两位副部长，梁国斌和李士英，又办了一所学校。

1948年12月9日，华东局发出开办警官学校的决定和招生通知。通知里有一条硬规定，招生名额要当作扩军任务来完成：每招收1名学员，可以抵充1个扩军名额。

学校派出8个招生组，分赴徐州、新海连、济南、淄博、张店、周村、兖州、烟台。校名后来定为华东警官学校。梁国斌兼校长，李士英兼副校长。

这所学校的意义是什么？

接管上海的公安干部里，有整整一批是从这所学校出来的。是这所学校，提前储备了那支队伍。

李士英从济南南下时，在扬州、六合、南通设了三个情报站，收集上海的敌情动态和社会结构信息。进城前，这些干部统一编进了接管队伍。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了一句话：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

华东局把这层意思落到了接管方针上：按照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渐改造。

对特务分子的政策是八个字：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

入城时期只打击三种人：首恶分子、继续搞阴谋活动的分子、不缴武器的分子。愿意秘密自首、立功赎罪的特务，可以戴罪立功。这一手叫"以特反特"。

政策是死的，执行靠人。所以，丹阳的这段时间，李士英一直在跟干部们讲规矩。

他多次召集会议，对干部进行方针政策和思想纪律教育，学习《约法八章》《入城纪律十二条》，以及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还要求所有人阅读华东社会部编印的《上海情况》——上海警察局的历史、组织机构、主要负责人的姓名、简历、特征、地址，都要做到心中有数。

这批干部大多是北方人，没进过大城市。上海的规矩和北方城市不一样，风俗习惯不一样，打交道的方式也不一样。李士英逐一给他们讲清楚。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华东局社会部从山东南下，进驻丹阳县城。社会部抽调的684名公安干部，加上华东警校800多名学员，先后在丹阳集合。

他们被编成治安、反特、保卫、秘书、行政五个工作队。各处领导、各分局的接管专员，都已经由华东局社会部内定完毕。

5月10日，陈毅给接管干部们讲话。他说，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前奏，是对上海人民的"见面礼"。还补了一句：我们野战军在城市不能"野"。

这句话，被后来的很多记述反复引用。但更值得关注的，是那支队伍的底子——这座城市的接管班子，不是5月里临时搭起来的，而是在山东和丹阳一步步凑齐的。两年时间，一所学校，一批干部，一套方案，等的就是那一天。

5月25日晚上，命令下来了：进驻上海。

李士英和杨帆等领导，率领800多名接管干部，冒着枪炮声，乘坐闷罐子火车向上海出发。说是火车，其实是一列货车，车厢外面弹痕累累。核心领导在车厢里席地而坐，抓紧时间讨论可能遇到的困难和解决方案。

火车驶入上海真如站。队伍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接应下，改乘30辆汽车继续前进。车灯开着，犹如一条长长的火龙，浩浩荡荡驶进了徐家汇交通大学——那是军管会公安部的临时驻地。

夜深了，战士们在校体育馆内席地而卧。

李士英却没有睡意。他想到了1930年，18岁的自己被派到上海时的样子。那时候他是学生，现在他带着一支千人规模的队伍回来了。上海，他又来了。

1949年5月24日晚上7点，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代局长陆大公下了一道命令。

命令内容是：时局已变，各安职守，维护秩序，听候命令。同时要求各警察单位挂出白旗，不准抵抗。

5月25日0时05分，常熟路分局第一个回报：已挂白旗，解放军进驻。天亮前后，苏州河南岸各分局陆续报来同样的话。上海城里，枪声还没完全停下来，接管的人就已经在路上了。

进城之后，李士英先和留守上海的"地下警委"书记邵健接上了头。这个接头，是提前布置好的——华东局社会部的情报站早就在上海外围运作，进城前，这些地下干部已经被统一编进了接管队伍。

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

5月28日上午，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

同一天，接管专员分别率部进驻市警察局和各分局。位置是福州路185号——这幢楼，就是原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所在地。

梁国斌、李士英、扬帆走进大楼，召开警员大会，宣读接管命令，责令旧警人员各守其职，保护枪支、器材和档案。

8楼会议室。杨帆主持会议，李士英站起来，向旧警察局的头脑们宣布《约法八章》。

他说的意思是：上海已经是人民的城市。除劣迹昭著、为人民所不容者之外，愿意继续留任供职的，一律欢迎，并分别录用。

这句话之后，他划了一条线：留用人员必须遵守纪律，一律服从接管干部的命令。

代局长陆大公，当场交出了警察局的印章和枪械，被留任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顾问。

接管的节奏，快而有序。

军管会公安部同时派出接管专员，分头接管国民党在沪的各系统特务机关、市党部和区党部。这些机构早已人去楼空，只留下10幢空楼和一些特务机关经营的工商企业。

但警察局是不同的。接管人员接手的，是一座还在运转的机构，不是一座空衙门。

等接管工作完成，清单摆出来了：

接收警员14308人，占解放前警员总数的88.8%。接收六〇炮18门、重机枪46挺、轻机枪221挺、长短枪8253支、自动喷火器31件。炮弹120枚、手榴弹4876枚、枪弹8278702发。装甲车29辆、战车4辆、大小机动车277辆、水上警用船艇23艘。

这是一座近600万人口的大城市留下来的全部武装底子，现在，全部移交到了新政权手里。

6月2日，陈毅以市长名义宣告：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成立。

李士英任局长，杨帆任副局长。

局下设秘书、人事、行政、社会、刑警、消防、供给7个处，另设一所警务学校。原31个区警察分局，全部改为公安分局。李士英兼任警务学校校长。

6月3日，市公安局召开警员大会，庆祝警政大权完整回归。

6月10日，市公安局发布第一道大规模人事任免令。解除留用股长以上人员的职务，任命7个处的处长，同时任命9名副处长、64名正副分局长、118名正副科长、431名正副股长。

整套人事架构，一道命令走完。

李士英上任后，很快遇到了第一个考验。

1949年7月6日，上海数十万群众参加庆祝上海解放游行。美国驻沪领事馆副领事欧立夫，上班路上赶上交通堵塞，竟开车撞人，还想打人，被现场警察当场拿下。

李士英接到汇报，态度明确：我们和美国没有建交，不承认他是什么领事。他作为美国侨民，违反中国法律，就应该依法惩处。

这一次的"欧立夫事件"，后来成为新政权在对外主权问题上的一个标志性案例。

不久之后，又一次考验接踵而来。

一名南下干部欧震，利用军代表身份敲诈勒索、诱奸妇女，严重违反纪律，还隐瞒了自己曾是国民党员的身份。李士英在处理报告上毫不犹豫地写下两个字：枪决。

这个决定震动了整个上海。新政权的铁面，不是说出来的，是用实际案例立起来的。李士英就是那个立规矩的人。

1950年3月，他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第一任部长。三个月后，他不再兼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

上海公安局的第一段历史，在他手里走完了。

1949年，很多历史节点的背后，都藏着一个共同的逻辑：关键位子上的关键人物，从来不是临时找来的。

陈赓没有到职，这个班子没有乱。因为三位副部长的分工早就写好，档案、名单、守则、学员都已到位。李士英坐上那把椅子的时候，身后是684名公安干部和800多名警校学员。

再往前追——他在1932年被捕，被判过死刑，熬过了五年牢狱，然后去延安，然后护送周恩来，然后到苏联，然后回延安，然后在山东干公安，然后办警校，然后南下丹阳，然后进上海。

这一条线，从来没有断过。

"被判过死刑"，只是他履历里的一页。真正把他送到那把椅子上的，是将近二十年没有中断过的公安保卫工作经历，是1948年就动手创办的那所学校，是那本提前整理好的《上海情况》，是那份内定好的人事名单。

上海的治安，不是靠某一个人的一句话稳住的。

是靠一套提前两年搭好的班子稳住的。

一个位子空出来，接上的是谁，看的从来不是那一刻的临时判断，而是这个位子背后——藏了多少年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