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支红军拒改编为新四军，错杀省委书记关英，两人同被追认烈士

1938年5月，赣东北磨盘山的浓雾浓得像化不开的墨。山腰的哨卡前，一个身穿长衫、戴着礼帽的中年人被两名游击队员用枪抵住了后腰。他没有反抗，只是反复说着一句话：“我是关英，我要见杨文翰。”

关英不是别人，他是中共皖浙赣省委书记，是杨文翰的老上级，是当年在皖浙赣苏区与他一个战壕里滚过的过命兄弟。他此番上山，带着新四军驻赣办事处的公函，奉命传达中央指示：国共已经合作，南方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立即下山，开赴抗日前线。

然而，当关英一路行至横峰、葛源时，受到了国民党县、区当局的热情款待，并派人护送。这一幕，被杨文翰安插在山下的内线看得清清楚楚。

杨文翰听完汇报，脸色铁青。他没有去见关英，而是直接下了一道命令：缴械，关押，审问。

没有人能劝住他。关英被绑在棚子里的木柱上，油灯晃得人脸忽明忽暗。两人对视，谁都没有退让。杨文翰说：“你叛变了，难道还叫我叛变？你骗我杨文翰下山投降国民党，我不干。

关英试图解释，搬出中央的文件，搬出抗日大局。但杨文翰根本听不进去。最终，他下令将关英一行四人全部杀害。关英时年32岁。

这一枪打出去，杨文翰和这支游击队，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

一个“被骗怕了”的人

要理解杨文翰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就得把时间拨回到更早些的时候。

他叫杨文翰，是江西横峰县的一个雇农家庭出身的人，在家里连一垄像样的田都没有。1927年邵式平来村里发动革命，他是第一批跟着走的了。那时候他已经30岁了。他识字不多，写标语常常要问旁边人某个字怎么写的，但他打起仗不要命了。

有一次攻炮楼的时候敌人居高临下火力密集得很了，他就带着大刀贴着墙根冲上去，趁着对方换子弹夹的空隙一下就把一根门板砍断来让后面的人钻缝冲进去。

方志敏把磨盘山这片地方交给他管理了，在1935年初，红十军团在怀玉山全军覆没的时候，方志敏被抓了起来，闽浙赣苏区的高级干部几乎被一网打尽了，杨文翰手里只有不到一百人了，枪不满五十支。

他在山上熬了两年多。白天躲在密林深处，夜里摸出去打土豪、除叛徒，在当地的老百姓还能认上这支队伍，偷偷往山上送粮食、盐巴。到1937年的秋天的时候竟然又重新组织起来了，有500多杆枪加上地下党能动的将近有一千人了。

就在这个时候他吃过大亏了。1937年初的时候国民党以“和谈”的名义请杨文翰下山去谈判改编的事情。杨文翰只是派了十几个战士下去接头的，在半路上就被敌人埋伏干掉了几个，从那以后他就定了一条规矩：不管什么人来，不管说什么话，上山去谈判改编的人一律按叛徒处死。

这个规矩后来要了五个人的命。

信息闭塞下的死亡逻辑

在1937年的秋天到1938年的时候，党组织先后有四次派人上磨盘山。

第一次来的是一名年轻的交通员他带着新四军驻赣办事处的一份公函杨文翰没有看就把这份公函给撕碎了扔进了火堆里，然后那个交通员就被绑了起来当天夜里就枪毙掉了。

第二次来的是两个人说他们是闽北那边派来的，杨文翰让人把他们押到了棚子里审了好几天，问了半天就是那么几句话：“国共合作了，红军改编了你们下来吧。”

杨文翰越听越生气，“五角星和十二角星斗了十几年了国民党天天嚷着要消灭红军红军也天天喊打倒国民党怎么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合作’了呢方志敏是怎么死的那么多牺牲掉的同志又算什么呀？”两个人也被枪杀了。

第三次来的又是三个，同样也是同样的结果。

前三次共五人上山全部都被当做叛徒杀死了。

最后一枪

关英是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人1931年的时候中央派他到赣东北去工作，在1934年的5月份就接任了赣东北区的省委书记一杨文翰和裴月山都是直接向他是领导的。

在1937年的2月份部队在开往浙江跟粟裕会合的途中被敌人打散了关英就以上海商人的名义用省委活动经费在玉山县开了一家榨油坊等着中央的消息。

七七事变后，他变卖油坊，到南昌寻找组织。中共东南分局委员兼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黄道听完汇报后，交给关英一项任务：劝说杨文翰、裴月山下山改编。

关英刚烈，脾气大；杨文翰固执，不相信别人。两个如此强硬的人碰到了一起注定是一场灾难。

在山下就被杨部的哨兵缴了械，他带着满肚子的火气走进棚子，在开腔的时候就是命令的口吻：这是中央的决定你必须执行。杨文翰冷冷地看着他说了一句话，后来这句话被很多的人引用：“山高路滑，人心隔肚皮，谁也不能相信那颗青天白日徽。”谈判彻底破裂了，关英他们四个人就被杀了。

结局

在杀了关英之后，杨并没有完全没有怀疑的。他派人到南昌新四军办事处了解情况，这个办事员对杨提出了很严厉的批评，并命令他立即下山改编，杨文翰固执己见：“非见到红军大部队，决不下山。”可红军大部队已经全部改编成八路军、新四军了，最后一支红军就是他自己，上哪儿找去？

从此，这支游击队成了彻底的孤军。

他们打着“工农红军”的旗号，在磨盘山的密林里继续打国民党。问题是，他们的敌人还是国民党，但国民党此时已经不再是“围剿红军的国民党”，而是“抗日的国民党”。游击队偏离了抗日救国的大方向，拒绝执行中央指示，成了政治上的孤岛。

1939年3月，游击队在贵溪畈上吕家遭敌军伏击，所剩不足百人，被迫转移到赣皖边界山区。

1943年7月，当地恶霸裴礼臣搜捕到秘密工作者，迫其叛变设下圈套，以药鱼改善生活为名，诱使游击队遭受伏击，全部被捕。裴月山因与十几名战士提前出发，幸免于难，由弋阳磨盘山游击到贵溪三县岭大禾源潜伏，最终也在1944年被叛徒出卖牺牲。

杨文翰因病未随部队行动，得知游击队失败后回赣东北潜伏。1943年冬，他在弋阳葛溪被国民党逮捕。就义时，杨文翰对围观群众说：“乡亲们，革命嘛，难免有牺牲，他们今天杀了我，但共产党还在，红军还在，革命终会胜利的。”

他到死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早已不是“共产党还在，红军还在”的那个体系里的战士了。

一声叹息

今天回头看这段历史，很难用简单的“对”或“错”来评判杨文翰。

他的骨头是硬的。在怀玉山惨败后的绝境中，他把一支残兵重新拉到了五百人，靠的就是那股“谁都不信”的劲头。他的警惕性救过他的命，也救过整支队伍的命。但当形势变了，当“谁都不信”变成了一种信仰，这套生存逻辑就反过来吞噬了他。

关英不应该是他的敌人。关英带着中央的公函上山，是去执行一项组织任务，是去拉他归队。但因为信息隔绝，因为多年的血债，因为关英路过国民党辖区时受到了“热情款待”这个致命的细节，杨文翰把战友当成了叛徒，把归队当成了投降。

杨文翰、关英，两个人都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他们死在同一个棚子里，死于同一场误会。-

磨盘山的雾，到1938年那个五月，终究没有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