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涉医疗纠纷案件审判白皮书》第三部分所述“涉医疗纠纷案件典型问题”实质反映了执法环节公立固证、定责机构缺失造成的医疗维权难顽疾，与民法典法治服务标尺不符。
大家好，这里是天斗医号患者权利保护组，患方依法维权理论策略中心。我是北京的医疗纠纷律师宋中清。
医疗纠纷维权，第一道难关就是病历。不少当事人遭遇医院拖延复印病历，被要求等到出院数日后才可以调取，电子病历修改痕迹缺失、封存不规范等问题频发 。当医院不能完整、及时提供病历，患方连固定证据都举步维艰，对医方的信任就此崩塌。
证据拿不到，就只能寄希望于司法鉴定。可如今社会鉴定机构多为私立性质，缺少公立机制兜底，存在选择性受理、退案率高的现实困境 。它只能做技术层面过错分析，无权认定医疗违法违规行政责任，无法区分技术过失和医疗违法事故。不少患者对鉴定避之不及，不敢抱有期待。
回望二十四年前的旧制，卫生行政部门下属的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兼具技术评判与法律问责，公立属性可以兼顾技术与行政追责，还可专业评估是否需要尸检，并非所有死亡都必须尸体剖验。法律上的死因远不是医学上的死因，远比医学死因更有案件的重要价值。香港有死因裁判庭，我们内地原本有不被弱化的公立鉴定、处理机制。
而现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二十四年来，缺少公立力量介入证据保全、鉴定问责，证据固定全靠患方自己。一旦病历存疑，鉴定遇阻，维权就极易陷入僵局。医患矛盾化解，不仅需要司法审判，更亟需补齐公立第三方证据与鉴定保障机制，才能真正守护患者维权路径。才能落实民法典法治服务标尺的价值要求。
感谢收看，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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