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中状元，你却五次落榜。怎么办？徐敦仁：当师爷，年入千金！

如果你考了五次举人，次次落榜。而总跟你一起落榜的老友，这次却中了状元。

你心里是什么滋味？

同治七年，四十岁的徐敦仁在成都替四川布政使写介绍信。消息从北京来：跟他一起考了五回、也落了五回的洪钧，中了状元。

好兄弟打马夸官，他却伏案抄稿。

徐敦仁是苏州吴县洞庭山人，道光九年生。

可有才华不代表能中举。

他和好友洪钧一起，多次结伴赴考，从咸丰八年戊午起考顺天乡试，考了很多次，次次都没中。

两人在京城小旅馆里栖迟，每次落榜都一起发愁。

徐敦仁不肯放弃，六年硬是考了五回：戊午、己未、辛酉、壬戌、甲子。

洪钧也不知什么原因，同治三年突然决定回江南考，结果一举中举；四年后，又中了状元。而徐敦仁却重复落榜。

这里有个问题。

他一个苏州人，为什么总跑顺天考乡试呢？

其实也很简单，江苏太卷了，顺天（北京片区）录取名额多，难度低很多。

当时江南有点钱，背景又没有深到能玩名堂的考生，很多都会花钱买个国子监监生的资格，当科举移民。

徐敦仁走的就是这条路。

可惜，钱花了大把，最后还是没中。

考试是要花大钱的，落榜之后怎么办？这是每个晚清读书人都要算的账。

出路其实就那么几条：教私塾、当师爷、行医、经商，其中最好的选择是当师爷。

师爷这行当，正式叫幕友、幕宾，是主官私人掏钱请的参谋。

同治六年十月，他应聘到四川布政使蒋志章幕下。

蒋志章是江西铅山人，乾隆年间大诗人蒋士铨的曾孙，道光二十五年进士，这一年刚从浙江按察使转任四川布政使。

布政使放到现在，大概相当于常务副省长。

一个四十岁的落榜秀才，能靠着自己的笔杆子，从苏州跑到成都，给常务副省长当秘书，写材料。

不管是靠谁介绍，徐敦仁的能力都毋庸置疑。

那写材料能挣多少钱？刚好徐敦仁在日记里记过账。

蒋志章的四川布政使幕府，正式的书启师爷有两席。一席是徐敦仁，另一席叫孙湛，是举人出身。

同治七年四月廿一，徐敦仁在日记里记了一句：

什么意思？书启师爷这个位置，光端午、中秋、年节这些重要节日的礼金，每年就有六七百两银子。

孙湛经验丰富，所以一个人拿整份；而徐敦仁这份，要分出二百两给一个叫 "矱之" 的人，矱之大概是他找的帮手。

再算上每月的脩金，徐敦仁在四川幕府一年的收入，大概在七八百两。

按1两=1000元人民币换算，这就是年收入七八十万。

虽然和南海知县杜凤治的幕僚没法比，但在当时的成都，这已经不算少了。

晚清笔记《水窗春呓》里也写过，承平年间，大衙门里一个好的书启师爷，"一记室，脩有千金者"。

徐敦仁就算吃了学历的亏，可毕竟是布政使的书启师爷，肯定还有些额外收入没记录。

算下来，年入千金，问题不大。

年入千金，也就是百万年薪，绝对算好工作了。

唯一的问题在于，收入不太稳定。

同治八年十二月，蒋志章升了陕西巡抚。巡抚相当于省长，听起来是高升了，可徐敦仁跟着去西安，收入却直接腰斩。

为什么？

其实也很简单，地方穷。

节礼不是工资，是手下衙门送的。四川富裕，府道厅一级逢年过节凑节礼，每席能凑出六七百两。

可陕西穷啊，又刚打过仗。所以同治九年端午，徐敦仁在日记里写"午节只七十馀金，五人分"；中秋，"秋节礼分十五两四分"。

三节加起来，一年节礼不到50两。加上脩金260两，全年收入才310两。

不算额外收入，这几项从四川的700-800两，跌到陕西的310两，说砍半都清了。

当然，这和蒋志章的权力缩水也有关，当时的陕甘总督是左宗棠，因为战争的缘故，大权在握。蒋志章虽说是巡抚，可话语权真不大。

主官没权力，油水自然也跟着变少。一损俱损，作为幕僚，徐敦仁收入锐减自然也正常。

徐敦仁在川陕当了三年师爷，到手在1910两以上。其中1010两，他托票号寄回了苏州老家。剩下的用来生活、交际，偶尔照顾下亲戚。

他自己抠得很。三年下来，买衣服只花了不到100两；买书买帖每年也就20-30两（主要买旧书）。

日记里也时不时记录些美食，比如燕菜、鱼翅大餐什么的，但基本都是别人请客。偶尔自己花钱下馆子，那也是和同事AA。

不得不说，苏州人真会过日子。

当然，他攒钱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继续考举。

同治十年十一月，蒋志章死在陕西巡抚任上，幕府自然也树倒猢狲散。

徐敦仁没有选择再就业，而是卷铺盖回了苏州。

因为钱已经攒够了。

光绪二年，他参加丙子优贡，考了第一名，朝考又得了一等，被分发江西当知县，终于如愿当上官了。

虽然后期仕途一般，但在时人看来，知县能光宗耀祖，可比师爷体面多了。

可他肯定没想到，自己能留名后世，靠的从不是什么县令或者状元好友的身份，而是当年打工留下的那本日记。

可他肯定没想到，自己能留名后世，靠的从不是那个七品知县的名头，又或者状元好友的身份。

而是当年打工留下的那本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