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傍晚,小区门口那棵大榕树底下又聚满了摇着蒲扇乘凉的老头老太太。我刚下班路过,就听见二楼的王大妈压低了嗓门,神神秘秘地说:“听说了没?一楼那个老刘,今年才五十八,家里雇了个女保姆,两人现在睡一个屋了!现在的人啊,真是啥事儿都干得出来。”
旁边几个大妈立刻发出一阵意味深长的笑声,有人附和:“可不是嘛,那保姆长得还挺不错呢。老刘老婆走了都快五年了,这一男一女孤男寡女的,还拉在一个屋里睡,啧啧……他那一对儿女心也真够大的,不仅不管,前两天回来还给那保姆包大红包呢,直夸人家照顾得好!”
我没搭腔,提着菜匆匆走回了自己那个单元。老刘就住在我隔壁,一楼带个小院。听着那些不堪入耳的闲言碎语,我心里其实挺不是滋味的。因为我太清楚,老刘那扇防盗门背后,根本不是什么桃色绯闻,而是一个普通家庭在生老病死面前,最无奈也最真实的挣扎。
老刘其实是个苦命人,五十三岁那年,妻子查出胰腺癌,不到半年就撒手人寰。他当时在一家机械厂当车间主任,为了给老婆治病,掏空了家底。好不容易熬到一双儿女大学毕业,各自在外地成了家,立了业,老刘本想着再干两年就退休,去帮儿女带带孙子,享享清福。
可谁知道,意外比明天来得更早。
去年冬天的一个夜里,老刘起夜去卫生间,一头栽倒在地上。等第二天早上对门邻居发现不对劲叫开门时,人已经冻得浑身冰凉。急性脑梗,虽然抢救及时捡回了一条命,但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右半边身子完全偏瘫,连吞咽功能都受了影响,说话更是只能发出含混不清的“啊啊”声。
那段时间,老刘的一双儿女请了长假回来。两个年轻人眼眶天天都是红肿的,满脸写着疲惫和绝望。儿子在北京的一家互联网公司,每天面临着裁员的压力;女儿在上海刚生完二胎,婆媳关系紧张,自己还有产后抑郁。
他们在医院陪床了的那半个月,工作群里的消息响个不停,电话一个接一个。经过反复商量,他们决定给老刘请个全天候的住家保姆。也是在那个时候,秀梅走进了老刘的家。
秀梅是安徽人,五十二岁,长得不高,但样貌挺漂亮。她干干脆脆地报了价,不低,但保证把人伺候得干干净净。儿女们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签了合同,又在老刘的卧室和客厅装了监控,便带着满心的愧疚匆匆赶回了各自的城市。
一开始,秀梅是睡在次卧的。老刘睡在主卧的护理床上。
那时候的老刘,脾气暴躁得像一头受伤的野兽。一个曾经管着上百号人的车间主任,现在连拉屎撒尿都得靠别人端盆;一个五十多岁,原本还能单手扛起五十斤大米的大老爷们,现在连拿个勺子都会抖得撒一身。这种尊严的崩塌,比肉体的瘫痪更让他生不如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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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隔着墙,经常能听到老刘在屋里砸东西的声音,含混不清的嘶吼声,还有秀梅大声但不失耐心的劝慰声。
转折发生在老刘出院后的第三个月。
那天夜里凌晨两点多,我起夜喝水,突然听到隔壁传来一阵极其剧烈的喘息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