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28年12月，沈阳，张学良主持东北易帜。这个决定不只是换一面旗帜，更意味着东北政权从名义上归入南京国民政府。一个年仅27岁的地方实力派，面对的是父亲骤然离世后的权力真空、各方势力的观望，以及日本在东北的步步紧逼。只凭这一幕，便很难把张学良简单归入只知享乐的纨绔子弟。
当然，关于他的负面印象并非凭空而来。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迅速沦陷，张学良又有抽鸦片、交游广泛的生活传闻，报纸讥讽之声不断。公众看到的是失地的结果，也把责任集中到这位东北最高军政负责人身上。这样的愤怒可以理解，但若只用生活作风解释东北失守，便把复杂的政治和军事局势说得过于简单。
张学良的第一个长处，是关键时刻仍有承担责任的意识。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曾向张学良发电，要求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日军进攻时，东北军奉行不抵抗方针，沈阳及东北大片地区很快失守。张学良身为东北军统帅，对这一结果负有不可回避的责任；但当时他也受制于南京方面的指令与全国政治格局，不能把全部原因都归结为个人贪图安逸。
这并不意味着他的选择没有代价，也不是替他开脱。东北民众承受的灾难，不会因一句“奉命行事”而减轻。值得注意的是，张学良后来对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态度发生明显变化。到1936年，他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迫使南京停止对陕北红军的军事进攻，推动抗日局面转变。这一行动风险极大，谈判结果也没有为他个人安排可靠的安全保障。
第二个长处，是在强烈压力下作出决断的胆量。西安事变并非一场没有后果的政治表演。蒋介石被扣留后，国内外局势迅速紧张，若处置失当，局面可能滑向内战，甚至引发更大冲突。张学良选择亲自陪同蒋介石返回南京，随后失去自由，长期遭到软禁。这个决定究竟是否明智，后人可以讨论；但他没有只盘算个人进退，却是理解其性格时不能忽略的一面。
说他有胆量，不等于说他判断从无失误。九一八事变的处置留下沉重历史责任，西安事变也改变了他的一生。把两件事放在一起看，才能看到他的矛盾：既有政治选择上的局限，也有愿意承担行动后果的一面。只说他是英雄，或只说他是败将，都不足以解释这个人。
他的第三个特点，是受过良好教育，且有相当的文字修养。张作霖出身行伍，却重视儿子的教育，张学良年少时接触过新式学校教育，也读书习文。他的文化素养并非传奇式的“才子”标签，而是在一些公开文字中留下了可见痕迹。
杨宇霆被处死后，张学良所作挽联借用了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周公诛管叔的典故，字面沉着，背后却有复杂情绪。杨宇霆曾是奉系的重要人物，二人关系既有倚重，也有权力冲突。挽联没有把这段关系写成简单的恩怨，反而显出张学良对旧日同僚既戒备又惋惜的心境。
多年以后，张学良为蒋介石所作挽联写道：“关怀之殷，犹如骨肉；政见之争，犹如仇雠。”短短两句，写出私人情谊与政治对立并存的状态。两人曾有合作，也曾在重大问题上相持，这种表达不是替任何一方定论，却让复杂关系有了准确的落点。
张学良的一生，既有东北失守这样的重大挫败，也有西安事变这样改变局势的行动。他的生活方式曾招来讥评，他在九一八事变中的责任也不能抹去；然而，承担风险的胆识、关键关头的决断，以及文字中显露的修养，同样是历史人物不可绕开的部分。把这些放在一处，才更接近一个真实而复杂的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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