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0年4月11日，昆明学习班教室里，孙坤刚坐下不久，便被两名公安干警带走。这个曾在保密局行动组任职的杀手，前一刻还以“起义有功”自居，下一刻却在审讯室里听到一句话：“在长沙犯的事，还记得吗？”
问话并不复杂。孙坤却一下沉默了。因为“长沙”两个字，牵出的不是普通旧案，而是1949年湖南和平起义前后，一场持续数月的暗杀行动。
事情要从长沙说起。
1949年6月，人民解放军南下逼近湖南。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已经开始谋求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保密局担心长沙出现第二个北平，于是派毛钟新率孙坤等人赴长沙，准备刺杀程潜、陈明仁以及相关人员。
这项任务表面上有明确目标，实际却处处受阻。长沙方面早有防备，张严佛又熟悉保密局内部情况，暗中组织反制。保密局派出的人员刚到长沙，行动计划便不断泄露，几次布置好的伏击也相继落空。
有意思的是，真正让这支暗杀小组陷入混乱的，并不只是对手的防范，还有内部人心的松动。女特务杨兰芝携带定时炸弹后失踪，毛钟新只得先行返回上海。张严佛则通过刘炳文等人掌握了潜伏人员、联络地点和武器情况，长沙保密局的力量很快被逐步瓦解。
1949年8月，程潜、陈明仁在长沙宣布和平起义。原本准备制造血案的特务，突然失去了公开依托，只能躲藏行动。远在外地的毛人凤仍不断发电催促，命令他们“至少完成一项任务”，以证明这支队伍没有彻底失控。
孙坤把目标转向了刘人爵。
刘人爵原是保密局人员，起义后被陈明仁任命为长沙市警察局长。张严佛、陈明仁认为他尚有正直一面，曾设法争取。也正因为如此，刘人爵掌握着警察系统，成为残余特务眼中的“叛变者”。
孙坤召集焦玉印、商绪缅、冼征捷商议。有人说，既然程潜、陈明仁难以下手，不如杀掉刘人爵，至少向上级交差。这个决定，暴露出暗杀行动已经从政治目标滑向了赤裸裸的报复。
行动并不顺利。一次行动中，许川录因不愿刺杀刘人爵，与同伙发生冲突。他把手榴弹和炸药绑在身上，逼迫众人放下武器，准备借机逃走。孙坤趁其转身之际开枪，许川录当场毙命。内部互相猜忌，已经到了以枪口解决问题的地步。
几天后，孙坤等人找到了机会。刘人爵家中暂时只有他一人，焦玉印借旧日关系登门，孙坤跟随进入。刘人爵转身倒茶时，孙坤从背后开枪，将其杀害。行动结束后，他还拍下现场照片，作为向上级报功的凭据。
这起血案发生在长沙起义之后，性质已经十分明确。刘人爵并非在战场上交锋，而是在身份转换、局势初定之际遭到暗杀。遗憾的是，孙坤等人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所谓“完成任务”，并不能抹去既有罪行。
1949年12月9日，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宣布起义，昆明随即戒严并清查特务组织。孙坤被捕后迅速表示拥护起义，还交出一份暗杀卢汉小组的名单，试图以此证明自己愿意配合。
卢汉并未立即处置他，而是将孙坤等人暂时看管。1950年2月20日，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进驻昆明，相关人员接受审查。孙坤因自称参加起义，被安排进入学习班。
但同案人员的举报，很快改变了他的处境。公安机关从昆明查到长沙，又调取相关材料，核实了刘人爵遇害的经过。证据一经拼合，孙坤此前的“起义表现”便无法替代对具体罪行的追究。
审讯室里，孙坤还在辩解：“我是起义人员，怎么会抓我？”
公安人员没有与他争辩，只追问：“长沙的事，想起来了吗？”
这一次，他没有再回答。长期从事秘密行动的人，或许熟悉如何隐藏身份，却未必能在事实面前抹去痕迹。
1950年5月1日，孙坤、焦玉印等人经公审后被判处死刑，当日下午执行枪决。那场发生在长沙的暗杀行动，至此有了明确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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