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年包豪斯诞生地，他们聊了聊明天的生活

包豪斯对当代人的影响，是日用而不觉的：小到我们触手可及的品牌——宜家、苹果、徕卡、戴森，以及源自德国的城际酒店，大到我们每天身处的城市，从明亮的住宅出门，穿过由玻璃、钢筋和混凝土构成的街区，在简洁的建筑里工作或者学习。

包豪斯像一把匕首划开两个时代，奠定了我们今天熟悉的现代生活。

今年9月，《新周刊》与纪录片导演周轶君、城际酒店品牌总经理顾林来到德国魏玛，包豪斯的诞生地。100多年前，一群年轻人曾在这里构想未来。周轶君感叹，“我们今天的人，其实就生活在他们当时所谓的未来里。”

当AI被频频视作“第四次工业革命”，新的技术浪潮再次席卷而来。在被算法和效率推着狂奔的当下，百年前的包豪斯究竟还能给今天的人提供怎样的生活解法？我们试着回到它的原点，重新展开这场讨论。

欲望退潮，包豪斯涨潮

这几年，包豪斯很火。

在小红书上搜“包豪斯”，最先跳出来的是装修、家具、海报和咖啡店。三原色、几何图形、钢管家具，一套房子只要添上几件这样的物件，很快就有了“包豪斯风格”。它好看、好认，在社交媒体上也极其容易出片。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包豪斯的认识，其实也停留在这种网红风格与“时尚是个轮回”的浅层印象里。直到听过顾林的一次采访，有些观点让我印象很深。在他看来，城际酒店所理解的包豪斯，不是一些视觉符号，而是其背后的底层精神——“形式追随功能”，以及那句著名的“少即是多”。

为此，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城际酒店品牌总经理顾林，请他以城际酒店为例，聊聊包豪斯如何进入当代人的生活。他告诉《新周刊》，城际酒店里的文字指示很少，往往通过色彩、线条引导视线，让客人快速找到要去的地方；空间以黑白灰为基调，最大限度减少视觉干扰；同时又兼顾中国人的审美习惯，糅进了温润的樱桃木色，让空间不至于太冷、太硬。

《新周刊》与周轶君、顾林在德国魏玛展开对谈。

两年后再看，这种对“减少干扰”的追求，反而显得越来越切中当下。

2026年，一个热点话题是注意力经济。前两年，我们讨论为什么普遍感觉到累，更多会归因于大环境中的存量竞争。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已经过剩，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每天看不完的消息、短视频、热搜、广告和推送，也构成了另一种疲惫。

这让人想到苹果。它一边不断给手机增加新的功能，一边又在想办法让手机少来打扰人——屏幕使用时间、专注模式、通知分级，都在帮人决定什么值得看、什么时候不被打扰。一个靠智能手机改变世界的公司，现在又开始帮助人减少手机带来的干扰。

这种变化并不只发生在注意力上。今天的人，也开始重新分配自己的钱、时间和生活空间。我们一边嫌家里的杂物太多，一边忍不住继续下单；一边把断舍离挂在嘴边，一边紧盯618的促销；一边对日常开销精打细算，一边又心甘情愿为旅行、兴趣、运动和情绪价值一掷千金。

所以，真正发生的并不是欲望的消失，而是欲望被重新洗牌了——它从一种社会统一规定的标准答案，变成了越来越私人、越来越具体的自我选择。

过去，更大的房子、更贵的车、堆积如山的战利品，很容易构成“生活变好了”的证据。但当物质足够充沛，人的困惑自然会往前再走一步：我究竟喜欢什么？到底什么才值得占据我的房间、我的时间和注意力？

消费社会的前半程，人用东西证明生活变好了；到了后半程，人开始要求东西真的把生活变好。

在魏玛，周轶君参观包豪斯博物馆时，也想到了“留下”的另一面。

今天的人聊起包豪斯，总是津津乐道它创造了什么，比如建筑、家具、字体，以及后来深刻影响了现代设计的那套视觉语言。但周轶君更感兴趣的却是另一个问题：“我更想知道，它抛弃的是什么？”

100多年前，大规模工业生产猛烈冲撞着欧洲，人类第一次拥有了快速制造“海量物品”的能力。面对一个突然被流水线填满的世界，包豪斯追问一些更基础的问题：它为什么存在？谁来使用？怎样使用？能不能通过设计，让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变得更好？

所以，三原色、钢管椅和几何图形的重新翻红，只是包豪斯最容易被看见的一层。包豪斯更重要的遗产，是它的判断：好的生活，不取决于拥有多少，而取决于你拥有的东西是否真正服务于生活。

包豪斯博物馆内陈列的经典座椅设计。

但这些听起来有些形而上的原则，究竟怎样进入具体的生活？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还能不能找到一个可以观察甚至借鉴的例子？

城际酒店，可能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样本。

城际酒店：

一个关于“精准”的商业样本

城际酒店有点特别。它1987年诞生于德国，从一开始，包豪斯就不只是它借用的一种设计风格，而是理解酒店应该怎样服务于人的方式。进入中国后，城际又重新去理解中国人怎么住酒店、怎么出差，以及他们真正需要什么。

这让城际成为一个很有意思的样本：诞生于100多年前德国的包豪斯，到了今天的中国，会怎样进入一间酒店，又怎样进入人的日常？

酒店向来是一个时代关于“好生活”的微缩样本。而城际面对的，恰好是今天中国最忙碌的一群人。顾林曾给城际的核心客群画过一幅清晰的画像：35岁上下，企业中层，高频差旅。他们就像穿梭在不同城市之间的“游牧精英”，讲求极致的效率，长期处在隐性的疲惫之中——相比普通人，他们更需要隐私、舒适、被理解。

城际对他们的理解，体现在见微知著的设计里。

比如城际酒店的“无折角铺床”。经常住酒店的人大概都熟悉一个场景：为了让床面显得平整紧绷，被子的四角通常被压在床垫底下。当一个人深夜加完班、洗完澡，已经累得不想动弹，倒在床上两下没拽开被角，就不得不重新爬起来，穿上拖鞋，弓着腰把被子从床垫下扯出来。在那种极度消耗的时刻，很多人大概都会冒出一个念头：算了，凑合睡吧。城际索性取消了这个被角。

床头的插座，则向上调整了45度。高频出差的商务客，随身往往带着两台电脑、两部手机。普通酒店的插座要么垂直缩在桌面下方，要么嵌在床头侧面的阴影里，每次充电，人都要歪着身子、低头去盲摸接口。城际把插座斜向上抬了45度，接口刚好迎着人坐着或半靠时的视线与手势，顺手一推就能插上。

过去，酒店行业习惯用“无微不至”来标榜服务的高级。不论客人是否需要，服务越繁复、越热情，似乎就越显得尊崇。但在顾林看来，今天高频出差的人，需要的反而是“克制的、恰到好处的服务——在核心痛点上一步到位，这就是最好的”。

城际酒店置入“Posture Tech”感应弹簧技术的丝涟床垫。

入住城际酒店的体验，三个词就足以概括：精准、高效、丝滑。这三个词说起来简单，真正做到却并不容易。

客人的核心痛点，有些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洗衣。现在的中高端酒店大都有自助洗衣房，但如果夜里十点、十一点才回酒店，又有几个人有心力在洗衣机旁苦等洗完烘干？城际让会员留下房号和需求，由员工帮忙洗烘、折叠，再送回房间。

对内部流程的要求也是如此——“合理的需求，第一次就得到解决”。在城际，客人不需要费心去分辨一件事到底归前台、客房还是餐饮管。走廊里遇到保洁，多要两瓶水，或是反映早餐的问题，接下需求的第一位员工就会负责到底，绝不会把问题推给下一句“这不归我管，请您联系前台”。

而更多的痛点，是客人平时甚至不会主动表达的，比如推拉时无声的静音门、不漏光的窗帘、恰到好处的灯光与睡眠氛围，这些细节，都被城际酒店考虑到了。

好的体验像一条没有红灯的路。对酒店服务而言，比“有求必应”更难得的，是让人无事可求。

“精准”这个词，很贴切城际的气质。很多时候，一个人住得舒不舒服，差的不过是几厘米的角度、几分钟的等待、少开几次口的心力。城际所做的，就是把这些细微之处一一照顾到，让人在一个恰到好处的空间里，重新感受到生活本可以如此丝滑、高效，也如此舒适。

1平方米的酒店多功能衣帽间，减少翻箱倒柜带来的焦虑。

现代人的生活常常处在一种身不由己的推背感中。工作接踵而至，事情永远没有做完的时候，人的本能反应是往前硬扛，而属于自己的细微需要，总是在不知不觉中被排到了最后。久而久之，我们连自己究竟需要什么，都变得有些迟钝了。

顾林告诉我们，包豪斯对于城际其实是一种价值体系，而非单纯的设计语言。看到城际这些不显山露水的细节时，人难免会反观自己的日常：那些过去我们以为无所谓的小事，是真的无所谓，还是我们早就习惯了不去在意、习惯了凑合？

重新想象日常生活的勇气，或许正是包豪斯穿越百年之后，在城际这个“精准”的样本里，留给今天疲惫的现代人最实在的一点回响。

包豪斯的下一个百年，在中国

在德国看包豪斯时，我一直想到两个词：刚性和弹性。

100年前，德国正经历快速的工业化。机器、流水线与大规模生产改变了制造，也改变了日常生活。包豪斯没有回避这种变化。钢管、玻璃、直线，以及能够批量生产的桌椅，都是那个时代出现的新事物。设计开始接受标准、效率与规模化。

但更重要的问题是：人该怎样和机器生活在一起？100多年后的今天，这个问题依然不陌生。

现代人的差旅生活，本身就带着很强的刚性。航班、高铁、会议与数字日程，把一天安排得越来越精确。人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抵达另一座城市，又迅速进入下一项工作。

顾林曾问过身边经常出差的人：如果不是因为工作，有多少人愿意一直待在酒店里？几乎没有。只要有时间，大家还是想出去逛街、看博物馆，找一家当地的小餐馆。

但对高频差旅的人来说，这样的时间并不总是有。

城际的早餐因此有了“一城一味”。除了碱水面包、盘肠这些德国特色食物，每到一座城市，也会选择一些当地人熟悉、外地人容易接受的食物。对一个早上还要赶行程的人来说，一顿早餐，有时已经是他接触这座城市为数不多的机会。

城际酒店里还有德国精酿啤酒和Bistro小酒馆。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如果还有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可以下楼喝一杯。这些配置给差旅客排得很满的一天留了一点空隙。

城际酒店为差旅客提供工作之外的休憩空间。

我在上海住城际时，也碰到过一件小事。那天忘了带转换插头，看到酒店有送物服务，一些设备可以借用，一些日常小件可以直接提供。于是，我试着点了一下，没过多久，真的有员工把一个转换插头送到了房间。

学者许子东读华住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季琦的《心生之境》时，曾这样概括华住，有“宗教般的热情”，有“军队的组织”，有“企业的原则”，还有“家庭的温暖”。

这个概括很贴切。城际如今在中国已经开出近150家酒店，背后当然需要一套成熟的组织和标准。但标准解决的，是一家酒店怎样复制成近150家酒店；人面对的，却永远是具体的生活。

顾林在对谈中用了一个词：“翻译”。他说，今天的中国消费者越来越自信，“还是要从自己的消费习惯、饮食习惯来看，所以我们要重新地去翻译”。一个德国品牌来到中国，需要翻译；一套诞生于100年前的设计观念来到今天，同样需要翻译。

这也许比复制一种包豪斯风格，更接近包豪斯本身。它从诞生之初面对的，就是一个新的世界到来以后，人应该怎样生活。

100年前，这个新世界是机器与工业化。100多年后的今天，AI、算法与数字化又开始改变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于是，100年前的问题再一次摆在了我们面前：下一代人，应该怎样生活？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或许就是创造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