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观点 | 赫格塞思在隐瞒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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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5 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CBS News）刊发了一篇意义重大的独家报道。它拿到了照片，显示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飞机及美军基地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这些照片令人震惊。我自己随军部署期间，曾在科威特的比林营地待过很多天，如今，这座占地广阔的基地已有部分区域沦为废墟。我认得的那些地方，被炸得粉碎。而看到沙特阿拉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里美军飞机被摧毁后的残骸，尤其令人心惊。

这样的景象，在我们这场漫长反恐战争的以往阶段，是难以想象的。

我们无疑重创了伊朗的常规军事力量，比如，伊朗的空军和海军已近乎不复存在，但这场战争并没有本届政府宣称的那么一边倒。这样的事本不该发生，因为我们本不该如此脆弱。我强烈建议读一读同事 W.J. 亨尼根（W.J. Hennigan）分析伊朗袭击所造成军事影响的文章，以便更好地理解：伊朗在多大程度上暴露了美国的军事弱点。这种弱点源于我们对现代战争本质的理解，而这种理解或许已经过时。

不过，我想谈的是另一件事，CBS 那篇报道的第二段揭示了它：“这些照片由现役军人发送给 CBS 新闻部。由于军方对接触媒体有严格限制，他们要求匿名。”

正如一名正在执行部署任务的军人对 CBS 新闻部所说：“我们的基地遭到了严重破坏，可美国公众一直没有被告知。我们就像闭着眼睛站在那里，任人一拳拳打在脸上。”

这些照片是由现役军人泄露出来的，这一点意义重大，比许多读者可能意识到的还要重大。

首先，有几点值得注意。特朗普政府发动和进行这场战争的方式，有别于历任总统形成的惯例。它不仅在没有任何真正的公众讨论、没有国会授权、也没有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情况下袭击了伊朗，而且开战之际，它还在对媒体展开一场美国近年未曾见过的打压。

正如《哥伦比亚新闻评论》今年夏天报道的那样：“记者会寥寥无几。所谓的战争部长皮特·赫格塞思（Pete Hegseth），只回答友好媒体的提问。没有一家主流新闻机构记者随驻中东的美军部队采访。五角大楼的消息人士因为害怕遭到本届政府报复，越来越不愿与记者交谈。”

结果，在战争最初的几周里，除了交战双方针锋相对的新闻稿和声明，美国人被剥夺了一切评估战事进展的途径。而考虑到本届政府惯于撒谎，我们根本无从辨明战况。

战争迷雾向来浓重，而为掩护作战行动所必需的保密，又使迷雾更加浓重。然而，在这场冲突中，保密、欺骗和赤裸裸的宣传到了几乎让人不可能获知真相的程度。直到最后，泄露的信息加上商业卫星照片，才终于让政府无法再维持那套粉饰之词。

有时，感觉双方仿佛都雇了个“巴格达鲍勃”。他是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垂死之际那名臭名昭著的发言人；即使美军已经在伊拉克长驱直入，他仍在吹嘘凭空捏造的军事胜利。

对政府新闻稿和赫格塞思的自吹自擂不满意的美国人，只能追着传闻跑，在社交媒体上观看零星的视频片段。看着那些片段，你会疑惑：我们在巴林的海军基地是不是着火了？伊朗是不是摧毁了好几架停在地面的美国飞机？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真的突破了防御吗？如果我们的军事行动如此成功，为什么伊朗还能继续发射那么多导弹、出动那么多无人机？

这个政府在发动战争时违反宪法、逃避民主问责，如今又在战争的实施过程中逃避民主问责。即使你支持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也很难说，它绕过国会开战的决定，或它极端的欺瞒与保密，有利于这场战争的进行。

道理其实很简单：如果一场战争在缺乏公众支持的情况下发动，国家就更难凝聚起坚持到底、赢得胜利的意志；如果战争还在秘密和谎言的掩盖下进行，就更是如此。特朗普总统或许很快就会在这个11月明白这一点。

打赢战争需要牺牲。如果你没有让人民做好牺牲的准备，更遑论让他们相信这些牺牲有其必要，就可能让这场战争变得根本无法打赢。

但赫格塞思的保密暴露了一个更大的问题：他正在辜负那些自愿从军的男女军人的信任。他剥夺了他们向全国和全世界讲述自身故事的机会，不只是让他们噤声，更让军队与它所服务的平民社会愈发隔绝。

对于媒体如何报道军队，我有直接的经验。我亲历过战争，也报道过战争。我知道，优秀记者与军人之间的关系，互相依存远多于彼此对立。优秀记者想报道真相，而关键在于，优秀军人也希望公众知道真相。事实上，别人是否知道真相、是否了解他们的故事，对他们来说极为重要。

当然，透明也必须有界限。2003 年，赫拉尔多·里韦拉（Geraldo Rivera）在电视直播中谈论伊拉克战场上一场即将发动的进攻，披露了可能危及美国人生命的细节，因而受到批评。这些批评完全在理。

我自己随军部署期间，我们不允许士兵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遭炸弹损毁的悍马军车的照片，尽管他们非常想这么做，因为损毁的具体细节会帮助基地组织更精准地调整路边炸弹的布设位置和威力。至于车辆被毁、军人受伤这些事实，我们当然没有隐瞒。

但在许多重大行动中，都有记者随我们采访，我们也能讲述自己的故事。事实上，我的一项工作就是带领媒体人员穿行于战场。我是唯一有过与媒体打交道经验的军官，于是这份差事就落到了我头上。这意味着，我常常一连几个小时，看着年轻士兵与世界各地新闻机构的记者交流。我们的小型基地接待过《洛杉矶时报》、路透社、法新社、伦敦《泰晤士报》和《星条旗报》的记者。

容我暂且停一下，再多谈谈美国士兵。听皮特·赫格塞思描述理想中的士兵，你脑海里大概会浮现出这样一个形象：一名戴着 MAGA 帽子的特种作战队员，比如海豹突击队或三角洲部队的成员。他是个“睾酮旺盛”的大胡子男人，穿着工装裤和小了一号的 T 恤，越能显出他的文身和肱二头肌越好。而且，这家伙对媒体深恶痛绝。在他眼里，媒体软弱，又满脑子“觉醒”思想。

军中当然有这样的人，但依我的经验，即便在特种部队里，他们也是少数。当你接触普通的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军人时，最让你吃惊的，往往是大家竟然如此平常。我们来自各个族裔，体形高矮胖瘦各不相同，性格更是千差万别。

理解美国军人，最好的方式是把他们看作被要求去做不平凡之事的平凡人。即使他们往往不愿夸耀个人功绩，也确实希望美国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他们希望自己的同胞了解，从军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经历。

因此，与我一同服役的士兵都很乐意分享自己的故事。我们主要的问题不是心存戒备，反倒是他们说得太多了，其中甚至包括个人生活里一些，嗯，颇为“精彩”的细节。

而作为公民，我们需要听见军人的故事。我们需要尽可能了解，巡逻时不知道下一次爆炸会不会发生、又会在什么时候发生，是怎样一种滋味。或者，在导弹袭击之下，盼望并祈祷拦截弹能够命中目标，或掩体足够坚固、能扛住直接命中，又是怎样一种滋味。

我担心，长达25年的反恐战争带来的一个副作用，是美国社会中进一步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军人群体。他们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与其他人隔开：他们越来越远离平民生活，正如平民越来越不了解军旅经历一样。曾被派往伊拉克或阿富汗执行任务的美国人不到总人口的1%；其中许多人深陷战事，按军人的说法，年复一年地待在“战区”，几乎完全与美国国内的日常生活脱节。

这种隔绝带来的副作用是，无论我们给予他们多少尊重和荣誉，我们都不了解他们作出了怎样的牺牲，因为我们根本无法体会他们的经历。

这就是优秀记者为何重要。不仅因为他们能摆脱政府宣传的束缚，告诉我们军事行动的真相，也因为他们把军人与平民联系起来，让我们能够相互理解。赫格塞思切断军人与记者的联系时，他不只是在让记者噤声，也是在让军人噤声。他压下不让人讲述的，是他们一生中那些最有意义、最危险、也最令人心灵受创的时刻。

陆军里有句俗话：“外行谈战术，内行研究后勤。”换句话说，战术，也就是战斗中兵力的部署，或许最受关注，但决定战争胜负的，往往是把最多的兵员和装备送到战场这一远没那么光彩夺目的过程。用另一句俗话说，就是“带着最多的人马，赶在最前头”。

政治中也该有句类似的话：“外行谈结果，内行研究程序。”照这种说法，我们如何做一件事，可能比希望达成什么更重要；“怎么做”，能够决定“要做的事”能否成功。

特朗普不懂这个道理。他竭尽全力绕过程序，企图直接用一道命令规定结果。在他看来，程序就是“觉醒”那一套。既然签一纸行政令就行，为什么还要跟国会妥协？既然能直接命令军队开战，为什么还要去找国会，更不用说北约或联合国？借用新右翼的话，为什么不干脆“做事”？

眼看着特朗普四处碰壁、屡屡受挫，以行政令代替立法的施政方式，其弊端已昭然若揭。他没有留下任何持久的立法成果，许多最重要的政策主张在法律层面无异于"空头支票"：只要新总统一上任，就会被立刻废止。

他的战争同样举步维艰、屡遭失败，而这至少部分恰恰是因为他跳过了宪法规定的程序。这场战争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很难打，特朗普却让它变得更难了。满腹怨气的国民，以及同样满腹怨气的盟友，不愿为一场自己未曾要求、也未经自己同意就被强加于身的战争承担重负。

透明是民主治理程序的一部分。它让领导人烦恼，却是民主制度不可或缺的，也是公民军队不可或缺的。正是透明，让选民，也就是我们国家真正的统治者，能够了解那些要求他们支持、要求他们投身其中的战争的真相。

也正是透明，把人民与为他们服务的军队联系在一起。

我想起了百老汇音乐剧《汉密尔顿》（Hamilton）的最后一首歌，歌中问道：“谁来讲述你的故事？”看到 CBS 那篇报道时，我听见了那些身着军装、希望自己的故事为人所知的男男女女的声音。他们希望我们看见并了解他们承受过什么，哪怕这些经历会让派他们上战场的政府难堪，甚至让他们自己难堪。

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好故事。上周，《60 分钟》播出了美军机组人员在飞机被击落后从伊朗腹地获救的故事。这是一个非凡的故事，展现了勇气与卓越的专业素养。

但这远非伊朗战争唯一的故事。每当我看到基地沦为废墟、飞机被摧毁的照片，我就知道，另一些美国人的经历截然不同，我们也需要听见他们的故事。这理应是我们极为关切的事；而对那些服役的人来说，它的重要性，远超我们的想象。

大卫·弗伦奇（David French）1969年生于亚拉巴马州，在肯塔基州小镇长大，毕业于利普斯科姆大学和哈佛法学院。他做了二十多年律师，专攻宪法诉讼，长期为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辩护，曾任个人权利教育基金会（FIRE）主席，也在康奈尔法学院任教。2007年，他以三十多岁之龄加入陆军法务署，志愿赴伊拉克服役，并获铜星勋章。

2015年，他转入媒体界，先后任职《国家评论》、The Dispatch（他是联合创办人之一）和《大西洋月刊》，2023年起成为《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他是福音派保守派，2016年起公开反对特朗普，主张古典自由主义与多元主义，认为信仰和观点各异的人应当在平等的法律保护下共处。代表作《分裂则倒》（2020）警告党派对立可能撕裂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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