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德意志报：对比中国中小学考试系统，德国实在太“小儿科”了

【编者按】在中国，决定一个年轻人能够进入哪所大学、获得怎样发展机会的，往往是一场被称为“高考”的全国性考试。 德国《南德意志报》播客《中国与我们》（China und wir）从高考切入，讨论这套考试制度背后的历史传统、学校日常与家庭期待：从早起上课、长期补习和公开排名，到地区差异与教育资源不平等，高考如何塑造中国年轻人的成长轨迹？当“考上大学就能获得更好生活”的承诺越来越难以兑现，青年就业压力和教育改革又将如何改变这套体系？ 节目还进一步追问：高度标准化的教育是否会压制创造力，还是会在竞争与约束之中催生另一种创新？本文整理自节目内容。

格雷戈尔·朔伊（左）和莉娅·萨海（右）

莉娅·萨海：高考试卷像国家机密一样被运送。考试期间，交通受到严格管控，还会启用信号干扰设备以防作弊。

这就是中国的高考——每年夏天举行的一场全国性大学入学考试。

为什么这场考试会给许多中国学生带来巨大压力？它背后又是一套怎样的教育逻辑？

这一期《China und wir》（《中国与我们》），我们就来聊聊中国的高考。

我是莉娅·萨海。

格雷戈尔·朔伊：我是格雷戈尔·朔伊。我们都是《南德意志报》的驻华记者。在这个播客里，我们会聊自己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中观察到的各种事情。新一季的第一期，就从中国的高考开始。

“整个青春期都指向这一次考试”

莉娅：如果要向一个从来没有听说过高考的人解释，你会怎么描述它？

格雷戈尔：人们经常把高考称为“中国版的德国Abitur”，也就是德国高中毕业考试。这么说并不完全错，它本质上是一场全国性的大学入学考试，但它在中国社会中的分量要重得多。

我自己学过法律。如果要找一个德国的参照，我反而觉得它有点像法学国家考试：从考试内容、难度，到它对人生的影响，都比一般的高中毕业考试更沉重。

多年的学校教育，最后像通过一个极窄的针眼一样，全都集中到这一个时间点上。你能进入哪所大学当然取决于它，但不仅如此，它还关系到社会声望、向上流动的机会，甚至关系到你的家庭究竟会不会为你感到骄傲。

可以说，中国年轻人的整个学生时代，甚至整个青春期，都在不断向这一个节点收拢。

德国的Abitur当然也重要，但它并不是一个在整个成长过程中始终悬在头顶、几乎决定一切的东西。

高考一般满分是750分。想进入真正顶尖的大学，需要非常高的成绩。也正因为如此，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这样一场考试会如此严酷？

我觉得，这和中国长期以来的考试传统有关。

从科举到高考：考试首先是一种“筛选”

格雷戈尔：中国很早就形成了通过统一考试选拔人才的传统。

如果把历史往前追溯，就会想到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里，中央政权需要一种相对统一的办法，判断谁有能力、谁掌握了足够的知识。

通过考试，一个出身普通家庭的人理论上也有可能进入官僚体系，实现社会上升。

这种考试从来都不轻松。今天到南京，还能看到过去科举考生使用的号舍。考生有时要在那里待上几天，吃饭、睡觉、考试都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完成。

某种意义上，这种思想一直延续下来：考试本身承担着筛选和评价的功能。

在一个人口很多的国家里，必须通过某种方式找出那些“最有能力的人”。今天，这种逻辑不仅体现在高考本身，也体现在通往高考的整个教育过程中。

莉娅，你以前在中国学校读过一段时间。你当时看到的学生生活是什么样的？

从早上七点到深夜：高考前的学校生活

莉娅：我2007年曾经在中国一所中学学习，当时距离高考还有一年。已经是所有人都非常紧张、目标非常明确的时候了。

北京学生的情况稍微特殊一些。我们后面还会讨论高考到底有多公平，但至少在北京，学生报考本地高校时往往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

即便如此，对我来说，中国学校的生活还是一次非常剧烈的冲击。

我以前在德国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上学。小时候基本只上半天课，下午回家以后可以自由安排。上中学后课程当然会越来越紧张，但大多数时候，一两点以后就可以去参加兴趣活动。后来最多就是偶尔背背英语单词。

但我在中国看到的完全不同。

我当时住在寄宿家庭，每天早上大约七点出门，到学校以后先上复习课，然后基本一直上到下午四点。

午休时，所有同学都会趴在桌子上睡觉。

下午五点左右回到家，吃完晚饭，我的寄宿家庭姐姐又会回到书桌前。她和我同年级，几乎每天学到晚上十点、十一点，有时甚至到午夜。

星期六名义上没有正式课，但我们会被带到另一所学校，由同样的老师继续补课。星期天没有学校课程，可很多同学还会去上其他补习班。

换句话说，几乎每天都在学习。

而且成绩比较和学习压力也常常直接呈现出来。

每次考试结束，学校都会把成绩和排名贴出来。所有人都能看到你究竟处在什么位置。如果成绩不好，老师会不断问：

“为什么没有更努力？”

“你忘了自己是在为什么目标学习吗？”

2015年央视推出的纪录片《高考》，第一集中何飞因为月考成绩退步。老师将家长请来，讨论如何共同提高其成绩。

所有人都会一遍遍告诉你：只要努力，你就能进入好大学；上了好大学，你和你的家庭才更有可能拥有更好的发展机会。

这种信息几乎每天都在重复。

“高考”两个字，从幼儿园就开始出现

莉娅：我觉得还有一点特别容易被低估，那就是这种竞争开始得非常早。

在德国，真正对升学成绩感到紧张，通常要到高中高年级。那时你才会开始认真想：“我希望拿一个不错的毕业成绩。”

但我们现在自己的孩子就在中国上幼儿园。我大儿子四岁，幼儿园老师已经会问：

“他以后准备上国际学校，还是中国学校？”

国际学校往往相对宽松一些，孩子以后可能也不参加高考，而走其他国际课程。

可一旦家长说：“我们以后要去中国学校。”那么从幼儿园大班开始，四五岁的孩子就会逐渐开始识字、写字、背诵，甚至参加一些测试。

老师甚至会提前让孩子适应更严格的学校管理。

我们现在这个幼儿园比较强调自主，比如孩子自己拿水、自己去厕所。但老师会告诉那些以后准备进入中国学校的孩子：以后你们不能再什么都自己决定了。

更让我惊讶的是，很多四五岁的孩子已经开始上英语课、体育课和其他课外课程。

而且家长真的会直接说“高考”。

他们不是笼统地说：“我想给孩子一个好的起点。”

而是会说：“我希望孩子以后高考考得好，所以现在就让四岁的女儿开始学英语。”

这就像孩子还在幼儿园，你已经开始考虑他高中毕业考试要选什么科目。

格雷戈尔：我小时候也在中国上过学，不过我上的是德国学校，所以相对轻松很多。

我们下午还能画画、运动、参加兴趣活动，而同龄的中国学生还坐在教室里学习。

我记得自己在中国读九到十一年级时，平时在外面几乎看不到同龄的中国学生。

当然，我并不是专门去找他们。但在日常生活里，他们确实很少出现，因为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家里学习，或者补课。

我们德国学生通常下午三点以后，做完一些第二天的准备，剩下的时间就属于自己。

国际学校，是不是另一种选择？

格雷戈尔：你当时学校里有没有中德家庭的孩子？有些家庭会不会主动让孩子进入德国学校，以避开中国的教育体系？

莉娅：我不会简单把它理解为对中国教育体系的回避。

但至少在当时，国际学历确实很有吸引力。

在所有人都激烈竞争大学名额的环境里，一些中德家庭希望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文凭。这样如果孩子以后仍然想在中国读大学，就不用和所有人一起经历高考。

或者至少，他不再只是“上百万考生中的一个”，而拥有一个相对特殊的背景。

我确实认识不少父母一方是中国人的同学。有些中国家长会对孩子要求非常高。

德国父母可能更强调：“孩子开心就好，有朋友就好。”

但有些中国家长会不断推动孩子取得最高成绩。

比如一个德国父亲可能觉得：“考成这样已经很好了。”

而中国母亲却可能觉得：“这远远不够。”

双方对“什么才叫好成绩”的理解差异非常明显。

格雷戈尔：不过有一点我始终觉得很值得肯定，就是教育在中国拥有非常高的价值。

很多家庭愿意在其他方面省钱，只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

每次PISA（跨国学生能力评测计划）结果出来以后，我们也常常看到中国一些地区的学生取得非常好的成绩。

为什么中国学生在PISA里表现这么突出？

莉娅：首先必须承认，这些成绩确实非常好。

和很多欧洲国家相比，中国参与测试的学生表现非常突出。

欧洲教育经常强调培养能够独立思考、有创造力的学生，但如果单看PISA分数，中国确实处在很靠前的位置。

不过，这些数字也需要谨慎看待。

中国参加PISA测试的地区，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全国。

过去参与测试的往往是北京、上海以及其他经济和教育条件较好的地区。这些地方本身就拥有更好的学校、更富裕的家庭和更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

如果只让一个国家里教育资源最好的地区参加测试，那么最后得到的结果当然会很好。

这就像德国只选20所最好的学校，再从每所学校挑出最优秀的学生参加测试。

所以，仅凭这些成绩，很难直接判断整个中国教育体系的表现。

更重要的是，它会掩盖巨大的地区差距。农村地区可能缺少优秀教师，一些学校的班级规模也非常大。

中国当然也在尝试通过技术弥补这种差距，例如让发达地区学校和欠发达地区学校结对，通过远程课程共享师资。

高考看上去公平，但起点并不相同

莉娅：高考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很矛盾的话题。

每年考试的时候，我都会替那些学生紧张。我会想：如果你准备了这么多年，偏偏考试当天生病了怎么办？或者突然吃坏了肚子怎么办？

高考时来送考的家长

但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农村孩子取得了特别好的成绩，当地往往会非常隆重地庆祝。全村挂横幅、庆祝这个家庭“争了光”。

这种对教育成就的重视当然非常强烈。

只是，高考虽然从外表看上去非常公平，现实中的机会并不完全平等。

格雷戈尔：尤其是农村学生。

刚才我们也说到，北京学生报考北京本地高校时，本身可能拥有更加有利的条件。

过去一些地方曾经尝试调整招生制度，结果大城市里的中产家庭会非常强烈地反对，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孩子因此吃亏了。

问题在于，大城市中产阶层公开表达不满所带来的压力，和偏远地区农村家庭觉得自己的孩子机会不足，产生的影响完全不同。

所以很多学生面对的实际上是一种相对不利的位置。

“经历高考以后，人真的会变得更强吗？”

格雷戈尔：不过也可以换一个角度问：这样严苛的教育，会不会让孩子更有韧性？

从小承受更高要求，是否意味着他们以后进入职场，更能面对压力？

莉娅：为了准备这期节目，我特意问过几个中国朋友，他们现在怎么看自己的高考。

所有人给我的答案几乎都是：“太痛苦了，不想谈。”

这和德国人回忆Abitur时的感觉完全不同。德国人可能会和朋友一起回忆：“当时那场考试真难。”

但我问的三个人都明确表示，他们完全不愿意回忆那段时间。

而且他们三个其实都考得不错，后来也都进入大学。

也就是说，他们是这套体系中相对成功的人。

按理说，人们可能会觉得：“既然我最后熬过来了，我应该会为自己感到骄傲。”

可他们并没有这种感觉。

至少从他们的体验来看，这种经历可能留下很深的心理痕迹。

节目中也谈到了学生心理健康和一些严重个案。不过这些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把个别事件全部归因于高考本身。

但它们至少说明，教育压力在一些年轻人的生活中可能变得非常沉重。

“别人家的孩子”与无处不在的排名

莉娅：我的寄宿家庭姐姐学习也并不轻松。

而且我当时感受到一种很强的比较文化。

家长很喜欢比较孩子：谁成绩更好？谁更聪明？谁学得更快？

有些父母甚至会直接问孩子：“为什么你没有邻居家的孩子聪明？”

也许他们认为这样能激励孩子，但对孩子来说当然可能非常伤人。

我自己做交换生的时候也经历过类似的比较。

别人会告诉我：“你学中文没有之前那个交换生快。”或者：“她比你聪明，不过你足球踢得比她好。”

好像任何事情都可以做成一张排行榜。

学校里的成绩榜只是这种逻辑的一部分。

当你每天都生活在这种环境里，压力就不只是来自一次考试，而是来自持续不断的比较。

更何况，中国年轻人承受的还不仅是个人压力。

很多人会觉得，自己未来找到怎样的工作，不仅关系到自己，也关系到整个家庭。

以后要不要在经济上支持父母、祖父母，都和自己的发展联系在一起。

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压力。

“上大学似乎成了最重要的选择”

莉娅：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问题，就是职业教育。中国这些年大学招生规模扩张得很快，越来越多人能够上大学。

格雷戈尔：与此同时，几乎所有人也都想上大学。哪怕进不了顶尖高校，很多家庭仍然觉得：“随便一所大学，也比不上大学好。”

所以一些学生宁愿去一所不知名、质量也未必很好的大学，也不愿选择职业教育。

而德国这几年反而经常鼓励年轻人：“学一门手艺也很好，至少掌握一项真正的技能。”

中国当然有职业学校，但这种教育的社会认可度和德国完全不同。

一些职业学校还存在教学质量不高的问题。有些学校和企业合作，学生进入企业后实际上只是进入低技能岗位工作，却没有真正学到一门系统的技能。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德国、日本企业会尝试把类似“双元制”的职业培训模式引入中国。

莉娅：这对德国企业本身也是个问题。它们习惯于招聘经过系统培训的技术工人，但在中国，很难找到一个足够成熟、稳定的技术人才池。

中国当然也有非常优秀的手艺人。问题是，很多人的技能靠的是进入社会以后“边做边学”，而不是一套标准化的职业资格体系。

这就使那些不想成为医生、律师，也不想从事所谓白领工作，只想掌握一门扎实技术的人，缺少一条社会认可度足够高的道路。

结果就是：上大学的压力被进一步放大。仿佛“上大学才是最稳妥的选择”。可这和真正的劳动力市场需求其实存在矛盾。

现在不少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而市场另一方面又需要技术人才。职业教育原本应该成为一个出口，但它的吸引力还远远不够。

格雷戈尔：几年前，中国针对校外培训行业进行了大规模整顿，限制很多课外补习。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减轻家庭负担。

因为养一个孩子的教育成本不仅是学校里的费用，还包括大量课外班。一个家庭考虑要不要生第二个、第三个孩子时，自然也会把这些成本算进去。

但问题是，需求并不会因为政策禁止就自动消失。有些英语老师不能公开补课以后，可能会换一种方式继续提供私人教学。你压住一个地方，需求可能又从另一个地方冒出来。

莉娅：而且这里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心理：“如果我不做，别人会做。”如果别人给孩子请英语私教，而我没有，那是不是别人家的孩子就会更有优势？

这种竞争感会把所有家庭都卷进去。大家总觉得：“我必须继续努力，因为竞争对手不会停下来。”这种观念很早就传递给孩子。

“擅长考试”和“擅长思考”是一回事吗？

莉娅：但竞争非常激烈，并不代表教育一定达到了最理想的效果。

德国教育有一个很强的理想：一个年轻人高中毕业后，应该能够独立思考、具有批判意识，并且能够自己解决问题。

而中国教育里长期以来存在大量考试训练。学生会学习怎样排除错误选项，怎样更快地解题，怎样提高考试分数。

你会越来越“擅长考试”。可擅长考试，并不一定等于真正理解一门学科。也不必然意味着具备创造力。而现代经济里，创造力又非常重要。

创业公司需要新的点子，企业碰到问题，也需要有人提出过去不存在的解决办法。因此，对中国教育长期以来的一种批评就是：

它可能培养出大量执行能力很强的人，却未必同样鼓励那些提出新问题、创造新方案的人。

但现在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

过去学校会对学生说：“再坚持一下。”“熬过高考，再把大学读完，你就能找到一份好工作。”

可这个承诺现在没有以前那么稳固了。

如果你告诉一个孩子：“你牺牲这么多童年时间是值得的，因为以后会拥有更多选择。”那么当越来越多大学毕业生面临就业困难时，这套叙事本身也会受到冲击。

很多年轻人最后去送外卖，或者做原本不需要大学学历的工作。这当然会带来很强的挫败感。

中国学生真的“缺乏教育如何影响创造力”吗？

格雷戈尔：但“缺乏创造力”本身其实也可能是一种刻板印象。

因为如果看现实中的中国经济，很多现象正在反驳这个判断。比如中国正在大规模调整大学专业，一些社会科学、语言类专业被削减，同时增加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技术专业。

从一个角度看，这似乎意味着教育更加向技术和实用主义集中。你可能会问：如果创造力如此重要，是不是反而应该让更多人学习艺术、人文和社会科学？

但现实又是，中国确实拥有大量非常有创新力的企业和创业公司。所以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莉娅：我自己也一直觉得这是个矛盾。

在学校里，我确实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如果你提出一个课本和试题之外的问题，对方可能突然不知道怎么回答。自由演讲、开放式讨论，有时候也不那么容易。

可另一方面，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又表现得非常有创造力。尤其是解决实际问题、寻找替代路径这件事。

从淘宝到Shein、Temu，各种平台上都有大量让人意想不到的产品和设计。有些东西甚至是在解决一些你过去根本不知道自己存在的问题。所以很显然，中国人并不缺创造力。

格雷戈尔：对。如果说中国人都只是“擅长执行、不会创新”的员工，显然非常不公平。

中国现在本身就是一个创新能力很强的国家。我的感觉反而是，人的创造力最终总会找机会突破出来。

即使一个很有创造力的人，在标准化的教育体系里过得很痛苦，他以后仍然可能找到自我实现的方式。

真正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如果教育从一开始就更多鼓励这种创造力，而不是先让学生经历多年高度标准化的学习，结果会不会更好？

所以我会说：中国人的创造力并不因高考而消失，也不能简单归因于高考本身。

莉娅：不过我也看过一种很有意思的观点：有时候，限制本身反而会迫使人发挥创造力。

比如面对各种规则，人会不断想办法绕开。互联网也一样。网络表达受到限制时，人们也会发展出特殊表达和新的交流方式。某种意义上，限制也会“逼出”创造力。

“最重要的承诺，是让年轻人觉得这一切值得”

格雷戈尔：如果做一个总结，我觉得高考本身有非常矛盾的两面。

一方面，它确实代表了一种通过考试获得机会的理念。

中国在教育普及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短时间内，大量人口获得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其中很多人也因此实现了社会流动。

原则上，每个人都可以参加高考。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就。

但另一方面，这套体系长期以来还包含一个隐含的承诺：你承受这些压力，

通过高考，读完大学，然后就能获得一份不错的工作，拥有更好的生活。现在的问题是，这一预期对不少年轻人来说正面临更多不确定性。而这会反过来增加整个教育体系的压力。

2026年湘潭大学春招现场

目前的回应是继续调整大学专业、重新配置教育资源、加强技术人才培养，希望经济和劳动力市场重新找到新的平衡。最后会不会成功，现在还很难说。

中国仍然处于一个快速变化的时期。过去很多问题最终找到了自己的解决办法，当然，也经历过不少错误和反复。

如果这一次能够找到新的出路，那么对年轻人来说，最重要的可能不仅是一份工作，而是重新获得一种感觉：过去那些努力，最终是值得的。而这种“值得感”，正是一些年轻人现在越来越难以获得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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