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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命洪流退去之后:葬礼用草人代替找不到的遗体,“这是一场由我们自己制造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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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记者 陈沁涵

傍晚,加德满都帕斯帕提那神庙的上空,烟雾缠绕着余晖,河畔的石造火葬台上火光徐徐。舒拉吉(Suraj)注视着石台上的竹制担架,上面没有遗体,而是一个草人取而代之,与木柴、香料和酥油一起燃烧。


加德满都帕斯帕提那神庙

一个月前,舒拉吉从尼泊尔山洪与泥石流灾害中幸存,但他的多名家人一直下落不明,包括父亲、长子和弟弟。截至9月20日,尼泊尔官方数据显示,这场灾难已造成该国1451人死亡、5786人失踪。舒拉吉已经不抱希望,“想按照我们的信仰和传统为他们举行仪式,让他们的灵魂早日得到安息。”

许多灾区居民像舒拉吉一样,对寻找失踪亲人的遗体失去信心,委托祭司用印度教的圣草“库沙草”编织成草人,代替那些被洪流冲走的躯体被点燃。在这个人口约3000万的国家,逾八成民众信奉印度教,笃信生命轮回。这场灾难不仅剥夺了千余条生命,也因吞噬了逝者的肉身与最后的告别,重击了很多尼泊尔人的生死伦理。

30多岁的舒拉吉与家人生活在拉苏瓦县的一个山村,那里是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洪水来临时,他正在下游办事,得知消息时已经晚了,家园瞬间被石块、泥沙和洪水堆积物完全掩埋。

尼泊尔人其实对自然灾害并不陌生,洪水、泥石流、地震和雪崩塑造了这片土地上的生活。然而,过去三十年中发生的重大灾难,包括2015年的8.1级强震、2021年的梅拉姆齐洪水,以及最近发生的泥石流和洪水,传递着喜马拉雅山脉加速演变的信号,其带来的影响也日趋剧烈。

约1.1亿立方米的岩石与冰川冰体,突然从尼泊尔朗塘里伦峰上倾泻而下,7分钟内极速推进22公里,直抵下游的尼泊尔城镇。沿河的四座自动水文监测站接连被冲毁,它们在发出警报之前就消失了。

“这是一场由我们自己制造的灾难。”加德满都应用科学学院高级研究员、尼泊尔保护生物学会会长普拉卡什·库马尔·保德尔(Prakash Kumar Paudel)对澎湃新闻说,洪水、滑坡或冰湖溃决是自然致灾因子,然而,是否在河谷建造大量住房和基础设施、是否研究河道历史和极端情景,是人类自己的选择。

舒拉吉家族数代人依傍河流生活,从未想过会遭遇洪流灭顶。他告诉澎湃新闻,现在的村落只剩下一片泥泞的河床。

那天晴朗,没有下雨

“洪水快来了,德里苏利河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请立即组织工作人员发布预警!”——说完这句,电话就挂断了。当地时间8月26日上午9点多,尼泊尔红十字会比德尔办公室的萨蒙德拉·阿迪卡里(Samundra Adhikari)接到市行政官员的电话。

当阿迪卡里赶去调遣人力时,洪水已至。



德里苏利河岸被洪水冲击后仅剩房屋的基础结构,底层已被掩埋。

尼泊尔现有的自动化水文预警系统是基于传统季风降雨的河流水位变化设计的,预警门槛通常设置在4-9米之间。8时40分,位于中尼边境及下游恰布鲁比希(Syabrubesi)等地的自动化水文监测站传回的数据显示,河流水位仅为1.62米。约10分钟,数据传输突然中断。

监测设备安装在河床附近。洪水波平均传播速度达到约188公里/小时,博特科西—德里苏利河流走廊沿线的数个关键水文监测站遭冲毁,导致系统在传回“超警戒水位”数据之前就被整体摧毁。

水文自动化监测网络在8时50分全线瘫痪,那时,舒拉吉家所在的村庄已被洪水淹没,大多数房屋被彻底冲走或掀翻。“或许父亲和家人在对岸照料稻田和喂牛,或许及时逃到森林里避难了,或许他们还活着。”舒拉吉说,他一开始还在祈祷,但这样的愿望随着时间流逝渐渐落空。

尼泊尔水文与气象局(DHM)下属洪水预报处最终在9时左右接到了拉苏瓦地方行政办公室和下游人工观测员的电话,才得知上游暴发了超级洪水。根据该部门技术报告,其9时15分开始向下游发布预警,通过尼泊尔电信和Ncell向拉苏瓦、努瓦果德、达丁和奇特旺等地发送了68万条预警短信,要求“居民保持高度警戒并前往安全地点”。

努瓦果德县的教师巴德里(Badri)收到了政府发送的洪水警报信息,“通知是在洪水到来前约10分钟收到的,给我们做出反应的时间很有限。”他准备出门时,道路已被淹没。

阿迪卡里认为,尼泊尔缺乏充分的应急工具、准确的数据,以及针对洪水和其他灾害的完善预警系统。“如果政府建立了良好的预警系统,洪水可能就不会造成这么多人员受灾。”

如何预警一度成为灾难的焦点。一些西方媒体曾关注中国和尼泊尔的“跨境信息共享”,认为这可能影响到双方对重大灾害的预判与准备。努瓦果德县中心城镇比德尔的市长拉詹·施雷斯塔(Rajan Shrestha)对澎湃新闻表示,中国方面向尼泊尔提供了预警信息,信息经尼泊尔内政部向下传递,但受到了网络延迟等因素的影响。“应该建立一个能够与中国相连接的双向早期预警系统”,他提议。

9月22日,中国气象局宣布向尼泊尔气象部门正式交付尼泊尔定制版“妈祖”气象智能预警系统。此前,该系统已于8月29日以云端试用方式提供给尼泊尔。

施雷斯塔补充说,灾害带来的教训是,“预警系统必须真正深入社区,警报也必须更加有力、更加明确。”同时,他也表示,居民对预警做出响应也至关重要。

家住比德尔的德鲁巴(Dhurba)在洪灾中失去了5位家人,而这场悲剧原本可以避免。他在首都加德满都开出租,那天9点多接到预警通知后立即打电话给家里。电话打通了,但家人们得知消息后并没有当回事。德鲁巴对澎湃新闻说,“那天天气晴朗,没有下雨,从经验上来说不会有太大的洪水,所以他们忽视了。”

这些依山傍水生活的居民们,经历过数不清的洪水和滑坡。保德尔指出,居民们不是不懂风险,相反,他们拥有高度具体的环境知识,能够通过一系列迹象判断洪水即将发生:河水颜色变化、洪水或泥沙带来特殊气味、水流速度变化,以及河流水位和河道状态异常。

由于长期生活在河边,他们会持续观察河流,并在社区内交换信息、集体决策。与自然共处的经验,或许反而在这次极端天灾到来时影响了判断。

德鲁巴挂了电话后还是不放心,没过多久又打电话,却一直无法接通。他立即调转车头往比德尔的方向驶去。“那条河那么美,没有想到它有一天会带来如此严重的灾难。”


被洪水冲击过的德里苏利河岸,正在进行挖掘和清理作业。

被冲走的生活与悬置的死亡

8月26日晚,德鲁巴赶到比德尔时,已经认不出家附近的样子,家家户户拥有的两三层楼房只看得到顶层,眼前尽是洪水与淤泥。而舒拉吉已经回不去曾经的家,村里的两座桥梁被巨浪卷走,失去了陆路联通。

超级洪峰率先撕裂了源头上游的拉苏瓦县,随后顺流而下,席卷中游的努瓦果德县。地处德里苏利河流域下游的达丁、戈尔卡以及塔纳胡等县,也相继遭到冲击。

8月26日,尼泊尔内阁在紧急会议上宣布拉苏瓦、努瓦果德、达丁三县为灾难危机区,期限3个月。

直到9月下旬,舒拉吉也没有等到好消息,他决定为失踪的亲人举办葬礼。而德鲁巴依然在寻找亲人的遗体。这些天来,他每天都会在手机上点开尼泊尔警方的网页,查看那些身份不明的遇难者信息,面目全非的照片一张一张翻下去。

德鲁巴寻找5个人:母亲、女儿、两个儿子和嫂子。一个月过去,一个也没有找到。“找他们、照顾幸存的妻子和父亲、补办证件,给亲戚和警方打电话,现在每一天就是如此。”他开出租车的工作停了,也根本没有时间悲伤。

失去至亲后,舒拉吉和德鲁巴面临同样的难题——如果没有遗体就没有死亡证明,也意味着无法向政府申请救济和赔偿。

根据尼泊尔2017年颁布的《民法典》第40条,连续失踪12年,或者知情者连续12年不知道其下落的人,除非有证据表明其仍活着,否则失踪者应被推定死亡。法律还针对某些特定情况规定了较短的期限。

这一规定给受洪水影响的家庭造成了获取救济的困难。尼泊尔内政部已草拟《针对灾害相关多项尼泊尔法律的修正法案》,旨在针对灾害遇难者的遗体搜寻、保存与移交家属事项,向失踪人员家属提供最低救济。

法案正式落实仍需时间,在这场灾难后,很多问题的解决过程都很漫长,比如德鲁巴在灾后一个月仍未收到政府承诺的现金救济,好在他还有一些储蓄。而灾后一直住在临时安置中心的萨维特里(Savitri),几近一无所有,只能等待政府的安排。

60多岁的萨维特里,从拉苏瓦县被转移到比德尔的一所中学临时避难,原先的八口之家如今六人失踪,她自己也失去了思考未来的能力。从9月23日开始,灾民从临时安置中心转移到救济营地,因为那些收容场所原先是学校和医院,现在需要恢复正常的教学和医疗服务。

“我不知道该住在哪里,连一个可以投靠的地方都没有。”萨维特里说,过去家里的大事都由丈夫或者长子做决定,地震后,她的儿子用政府补贴和借款重新盖了新房子,虽然有长达两年时间住在塑料篷布下,但至少家人在一起。

尼泊尔红十字会比德尔办公室的阿迪卡里表示,受灾群众面临非常困难的处境。他们没有合适的居住地点,而且许多地方缺乏质量良好的饮用水。还有一些灾民因洪水陷入极度恐慌,他们被转移到了更远的加德满都或其他城市。


在努瓦果德县,失去房屋的灾民在非政府组织张贴的救济名单上寻找自己的名字。

施雷斯塔坦言,早期部分安置点条件有限,有一些或许没有达到最低人道主义标准。现在有关国际组织已与地方政府协商制定基本人道标准,市政工作人员也在实地检查营地,并提供反馈。

“比德尔约1700栋房屋完全倒塌,重建住房将是一项非常艰巨的挑战。”施雷斯塔表示,重建工作将需要一年半时间,涉及土地、资金、设备和其他资源。而且土地选择还涉及地质安全问题,已联系海外的地质专家提供建议。


德里苏利河谷段灾害前后的对比图。受访者供图

泥潭与政治之间

萨维特里的邻居建议她尽早给亲人办丧事,在他们罹难的地方请藏传佛教僧侣念经,但她还没有彻底放弃找到失踪亲人的希望。

被洪水肆虐过的地方,许多人都有难以抚平的心理创伤,尤其是年纪尚小的下一代。教师巴德里说,他所在的学校接收了一批灾区的孩子,有学生失去了双亲,“可以看到他眼里有一种极其严肃的沉默,总是坐在那里发呆。”

复课的前四天,学校没有讲授任何课本知识,而是安排瑜伽、冥想、唱歌和游戏。巴德里说,他们对待这些孩子时态度非常谨慎,但相信他们可以克服,因为还有很多人有类似的遭遇,彼此温暖,并不孤单。


比德尔一所学校复课前的冥想活动。受访者供图

随着学校复课、医院和公共机构恢复正常运营,尼泊尔政府在9月底也开始做准备,考虑从搜救阶段有序过渡到恢复重建阶段。过去一个月长时间、大范围的搜救已将资源和人力逼到极限。

非政府人道主义组织国际狮子会(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加德满都分支组织主席苏希尔·卡雷尔(Sushil Kharel)告诉澎湃新闻,他和团队曾在山区一处倒塌房屋中看到20多具遗体,但由于道路全部被泥石流冲毁,很多地方搜救只能依赖直升机,而直升机无法在泥泞的地面降落,悬停操作过程困难又耗时。加之政府现有设备不足,救援效率有限。


尼泊尔军方直升机在灾区清运遗体。受访者供图

为应对此次复合型灾难,尼泊尔政府建立“单一窗口”机制,将核心的高危搜救、遗体清运与核心现场处置权,严格收拢于尼泊尔军队与警察等专业救援力量手中;对于国际救援,政府随后专设紧急应变小组(ERT)对接。

漫长的危机恰逢尼泊尔政治秩序重塑之际。多年来公众对腐败、裙带关系和制度漂移的积怨,在2025年9月因社交平台管控问题达到顶峰,由青年领导的抗议活动推翻了大批旧政治势力,并将一代风格迥然不同的新领导人送上了执政舞台。

尼泊尔现任总理沙阿曾是一名说唱歌手、市长、工程师,也是该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他领导的民族独立党(RSP)是一个新兴的反建制政党,将Z世代对旧政治体制的愤怒转化为竞选动力,在今年3月的议会选举中赢得了近2/3的席位。


沙阿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个人照片。大多数场合,他都佩戴一副深色墨镜,这已成为其标志性符号。

一些年轻领袖已进入尼泊尔议会和政府,而另一些则继续留在活动团体中。这两类人群之间的分歧日益明显,他们经常在与旧政治体制妥协的程度上发生冲突。领导层更迭仅是政治革新的开始,新老政治力量尚在博弈和磨合时,一场空前的喜马拉雅危机轰然而至。

围绕沙阿政府的应对,社会中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声音。尼泊尔特里布文大学经济学教授希瓦·拉尔·布萨尔(Shiva Lal Bhusal)对澎湃新闻表示,这是一个新组建的政府,面对如此大型的灾难,没能立即做出准确判断,比如没有及时接受国际救援队和相关技术支持,错误估计了自身能力与灾害的实际严重程度。

“新组建政府与旧政党及资深政客之间的联系已经断裂,无法高效利用过往的救灾经验。”布萨尔说,救灾过程中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民间某种程度的不满情绪可能正在滋生。

而多名年轻人的论调则完全相反,对沙阿政府的表现感到满意。30岁出头的教师皮亚库雷尔说:“他们正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只是还没有看到明确的结果,因为新政府成立甚至还不到一年。”此外,他还对往届政府表示愤怒,“他们(上届政府高层)从来没有真正考虑人民,只关心自己和亲属以及所属的政治集团,这就是过去那些政治领导人无法真正为国家做事、也无法推动国家发展的主要原因。”

面对新老政治力量博弈,新政府正在艰难迈出第一步,而灾后瘫痪的经济命脉重建更是一场持久战。

博特科西走廊是尼泊尔与中国之间贸易、旅游、交通和水电的生命线。道路、桥梁、输电线路、海关设施和能源基础设施的受损,中断了经济活动并造成巨额财政损失。

布萨尔表示,救援结束后,尼泊尔应立即重建中尼的跨境联系,优先修复受损的跨境道路和桥梁,保持其正常运转,这将是附近居民的经济生命线之一。

尼泊尔没有能够在地缘政治博弈中提供独立杠杆的工业基础,它所拥有的是作为连接印度平原与青藏高原狭长走廊的地理位置。在该国现代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地理位置起到了一种保护作用,尼泊尔通过使自身对中印双方都有用且对任何一方都不构成威胁而得以生存。

有尼泊尔专家撰文指出,尼泊尔拥有丰富的水电资源,中印对跨界输电和区域能源合作都有强烈需求,若管理得当,水电可以为气候韧性举措提供资金,也能成为在中印之间践行战略自主的生存技巧。

作为“亚洲水塔”之一,尼泊尔的电力几乎都来自清洁能源,水电为绝对主力。但此次灾害中大量水电设施被毁,“减缓气候变化的基建反被气候影响摧毁”的悖论此刻显现。

洪灾前几天,曼吉特·达卡尔(Manjeet Dhakal)恰好经过德里苏利河谷,参观了由中国企业支持建设的尼泊尔最大太阳能电站。数日后那里被泥石流摧毁,太阳能电站和公路严重受损,给国家能源多元化的努力造成了巨大打击。

达卡尔是最不发达国家气候变化集团(LDC Group)主席首席顾问、气候分析组织(Climate Analytics)南亚办事处主任,他对澎湃新闻指出,现有水电基建设计大多基于历史水文数据,未来须纳入不同升温情景(1.8°C、2.5°C等)下的风险评估,加强上游冰川与坡体监测,并继续推进能源来源多元化。

喜马拉雅警钟

“气候正义不能仅仅是联合国文件里一句漂亮的空话。”9月24日,沙阿在联合国第81届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尼泊尔的温室气体(GHG)排放量不足全球的0.1%,但灾难却反复摧毁基础设施和生计,迫使该国举债重建。

研究机构“世界天气归因”(WWA)9月17日发布的研究称,气候变化很可能是促成这场毁灭性洪灾的关键原因之一。科学家表示,洪水是由尼泊尔境内喜马拉雅山脉朗塘里伦峰的岩壁和冰川冰块坍塌引起的。

研究指出,这场灾难是气温上升、冰川变薄、多年冻土融化以及原有地质缺陷共同作用下的“复合型事件”。

受到这场悲剧的触动,来自尼泊尔戈尔卡县的11名青年,9月下旬在马纳斯鲁峰大本营附近海拔4900米处发起了无期限绝食抗议,要求采取行动降低与气候相关的风险并保护冰川湖,数日后结束绝食。这些青年向政府提出八点诉求,包括在各湖泊和河流安装水位监测系统及预警警报器;将气候变化影响纳入山区社区学校的课程体系中等。

喜马拉雅是一个地质上相对年轻且仍在持续隆升的山系,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持续碰撞使当地断层活动活跃。部分大型地震属于低频事件,重现间隔可能长达数百年甚至更久。在保德尔看来,这类灾害本身具有自然属性,但当代灾害的发生与影响可能受到两类因素推动:气候变化的触发作用;人类不合理的发展模式。

他进一步指出,传统山地社区,人们通常居住在山顶或地势较高的位置,河岸和河谷主要用于耕作。这些传统智慧并没有被现代发展体系吸收。政府和开发者往往受利益推动,选择建设成本最低、工程最方便的地点进行开发,没有得到充分的科学指导。道路和基础设施建成后,市场、住房、公共设施和居民随之被吸引到周边,最终形成沿河高密度的聚集,不断累积潜在的灾害风险。

对部分普通居民而言,每一次搬迁都是无奈之举,萨维特里就是其中的缩影。原先他们一家的房屋建在高山,20多年前被一次山体滑坡摧毁,她转而到山下建房,房子却在2015年地震中坍塌,这次河岸边被冲走的家已是两次重建后的产物。在滑坡、地震与暴雨洪流的夹击下,这些平凡的避难者似乎陷入了一个无论搬去哪里都避无可避的困境。

达卡尔表示,喜马拉雅地区气温上升速度快于全球平均水平,这一点科学界早有预测,但此次灾害的规模超出了以往任何预测,无论是民众还是政府都很难有充分准备。

洪水不仅冲毁了人类的家园,也削弱了重要的河岸生态系统。保德尔提醒,频发的洪水破坏了洄游鱼类等水生动物的栖息地和繁殖地,依赖河流和自然资源生存的原住民及边缘群体可能失去生计。此外,干旱、强降水和高山栖息地缩小会加剧人兽冲突。因此,“灾后恢复不能只依赖堤坝等大型工程,还应修复河岸植被和自然栖息地,利用生态系统以更低成本、更可持续的方式降低灾害风险。”

尼泊尔已向联合国损失与损害基金(FRLD)求援,但该基金本身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和拨款迟缓问题。沙阿表示,气候脆弱性正在暴露国际体系中更深层次的不平等——贫穷国家正承受着由其无法控制的冲突和决策所引发的混乱。

尼泊尔外交部称,初步估计,此次灾后重建需要约50亿美元资金。这个数额占该国2026/27财年年度预算的近四成。

萨维特里等着政府新建安置房,以回到正常生活轨道;舒拉吉则希望尽快收到政府发放的补偿金,因为家里物品被冲走之后都要重新购置,开销太大;而德鲁巴说:“想要有一个安全的家”,他不能再失去任何一个亲人了。

帕斯帕提那神庙石台下,巴格马蒂河水静静流淌。那些失去了生命、挚爱与家园的人们,正用他们的沉痛遭遇提醒,或许我们面对的问题不是战胜灾难,而是如何敬畏自然。

本期编辑 陆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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