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权力越不受约束，人们越喜欢揣摩上意？

《韩非子》里有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卫国有个叫弥子瑕的人，很受卫君宠爱。

有一天半夜，他母亲突然病了。弥子瑕得到消息，来不及请示，擅自驾着国君的车赶回家。

按照当时卫国的法律，私自驾君主的车是要受刑的。

卫君知道以后，却没有处罚他，反而很感动：这个人真孝顺，为了母亲，连自己可能受刑都顾不上了。

后来两个人一起逛果园。

弥子瑕吃到一个甜桃，自己吃了一半，把剩下的一半递给卫君。

卫君又很高兴：看看，他多爱我。桃子这么好吃，自己都舍不得吃完，还想着留给我。

等到弥子瑕失宠，当年被称赞的两件事，也都成了他的罪过。

这家伙以前就胆大包天，竟敢私自驾我的车。

还敢把自己吃剩下的桃子给我。

韩非最后说：“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

弥子瑕做过的事情没有变。变的是国君对他的爱憎。

于是，同样的行为，得宠时可以被解释成孝顺，失宠以后又成了罪证；从前是亲近，后来就是冒犯。

问题就在这里。

当一个人的喜怒足以左右奖惩，下面的人考虑的就不只是事情该不该做，还得时时揣摩他的心思：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他现在又想听什么。

《韩非子》里还有个故事，郑武公准备攻打胡国。

为了麻痹胡国，他先把女儿嫁给胡君，故意摆出两国亲近的样子。

有一天，他召集群臣问：现在如果要打仗，打哪个国家合适？

大夫关其思回答：胡国。答案完全正确。

郑武公却突然大怒：胡国是我们的兄弟之国，你为什么让我攻打它？

随后把关其思杀了。

胡国听说以后，更相信郑国没有敌意，于是放松戒备。

没过多久，郑国突然出兵，把胡国灭了。

关其思不是因为说错话而死。

恰恰因为他说对了。他以为郑武公在问一个军事问题。

实际上郑武公需要的是一场表演。

所以在这种环境里，光知道正确答案是不够的。你还得知道，对方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他说“大家有什么意见”，到底是真的想听意见，还是已经有了答案？

他说“畅所欲言”，到底是让你说，还是想看看谁不识相？

唐玄宗后期，张九龄在朝中时，遇到事情，经常直接和唐玄宗争论。

李林甫却不同，他一路自来就四个字：巧伺上意。

唐玄宗喜欢什么，他就顺着什么说；唐玄宗忌讳什么，他就绝不轻易触碰。甚至通过宫中关系，提前掌握皇帝的动静。

在这种环境里，研究如何做事是不够的，还要研究皇帝。

同一件事，皇帝赞成，就可以大办特办；皇帝厌烦，再有道理也得绕着走。

久而久之，官场上最重要的本事，就变成了先摸清上面的态度，再决定自己该说什么。

到了嘉靖朝，揣摩上意甚至催生出了一门特殊的官场本事。

嘉靖喜欢斋醮修道。

大明高级文官便很快发现了一条新的晋升赛道：写青词。

青词原本是道教斋醮使用的文章。

因为嘉靖喜欢，朝廷里的大臣开始拼命钻研这个东西。

李春芳、严讷、郭朴、袁炜等人都擅长写青词，以至于时人给他们起了一个很有名的外号：“青词宰相。”

袁炜尤善此道。

嘉靖半夜降题，他往往能很快摸准意思，应制成文。

各地出现所谓祥瑞，他也总能顺着嘉靖的心思，解释为修道有成、天意眷顾。

有一次，嘉靖养的一只猫死了，让儒臣给猫写祭文。

袁炜写了一句：“化狮作龙。”嘉靖看后龙颜大悦，袁炜也因此更加受宠。

这个故事今天看起来有些荒唐。

堂堂朝廷重臣，一门心思钻研猫死后的祭文该怎么写，才能让皇帝满意。

但对袁炜来说，这里面的道理很简单：嘉靖喜欢什么，什么就值得下功夫。

给一只死猫写一句“化狮作龙”，可比老实干活升官快多了。

皇帝的喜好，就这样变成了官场的风向。

如果说写青词还是迎合，那么秦末赵高的“指鹿为马”，已经是另一层意思。赵高知道那是鹿，群臣也知道。

他真正要问的，不是“这是鹿还是马”，而是：当事实和权力发生冲突时，你支持谁？

从这一刻起，鹿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谁还敢把鹿叫成鹿。

权力越是如此运行，真实情况就越难往上传。很多时候甚至不需要有人下令封口，只要说真话的代价足够高，人们自然就会学会沉默。

嘉靖四十五年，海瑞偏偏做了一件相反的事。

当时嘉靖长期沉迷斋醮，地方官争先进献祥瑞，朝廷里已经很少有人劝谏皇帝。

海瑞因此写了一封《治安疏》，里面有一句话：“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

翻译过来便是：天下人对皇帝您不爽，已经很久了。

海瑞很清楚这份奏疏递上去的威力，所以上疏之前，他先买了一口棺材，和家人诀别。

果然，看到奏疏后，嘉靖勃然大怒，海瑞被投入诏狱。

一个官员只是把真实情况告诉皇帝，却要先给自己准备棺材。

这已经足以说明问题。

当说真话需要拿命去赌，沉默和迎合自然就会成为更安全的选择。

所以，问题并不是有没有人拍马屁。

真正危险的是，一个环境让所有人都先学会看上面的脸色，再决定自己看见什么、说什么。

久而久之，皇帝听到的就不再是真实的世界，而是所有人替他修饰过的世界。

大家都知道皇帝其实光着屁股，只是没人愿意做第一个说出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