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调做人”也是一种智慧，孙玉良：低调是拥有选择权后的修养！

文｜孙玉良

有人问我为何做人这么高调，哪有堂而皇之称自己为“好人”的？的确，我这个人是比较高调，把网名唤做“好人”，做公益都是宣传先行，满城皆知。有许多朋友劝我，要“低调做人”，不要太张扬了。我相信这些朋友的劝说是真心的，但我选择不听他们的。因为我认为“高调做人”也是一种智慧，这是一套被生存逻辑打磨出来的底层智慧。你没权没势没钱的，啥都没有，再把仅有的才华藏起来，那谁会关注你呢？你依靠什么跟别人交往呢？

我认为：低调的前提，是你有资格选择。我相信谦让、低调是一种智慧，但它是一个人拥有选择权之后的修养，而不是一无所有时的生存策略。换句话说：低调是需要资本的。一个身家过亿的企业家穿布鞋、吃路边摊，叫“朴素”；一个一无所有的年轻人穿布鞋、吃路边摊，叫“穷”。同样的行为，背后是不同的选择权。前者随时可以高调而选择不高调，后者根本没有高调的资本，如果安慰自己“平凡可贵”，那不就是阿Q吗？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他说的没错，但要先确定一个前提，老子是有“低调”资本的，他本人是周朝的守藏室之史，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他是有资格“不争”的。孔子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但孔子周游列国、弟子三千，他的“讷言”是建立在已经被人看见的基础上。先被看见，才有资格谈低调；先有舞台，才有资格谈退让。

如果未来我成了和马云一样的富翁，我相信我比马云低调。但我现在身处底层，而底层突围，拼的是敢想敢干，绝不是低调。为什么？因为底层的核心困境不是“树大招风”，而是根本没人看见你。没有人脉铺路，没有财力托底，没有家世背书，你唯一的资本就是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为自己吆喝，谁会替你吆喝？所以我是经常“王婆卖瓜”的，并且光明正大地“卖瓜”，让全世界都知道我的“瓜”又大又甜，这就是我的生存逻辑。

我想告诉和我一样身处底层的人们：遇到机会就抓住，遇到舞台就灿烂，遇到竞争就角逐，遇到新路就尝试，要敢于争取所有稍纵即逝的东西，才有可能逆天改命。刘备贩履织席出身，若不逢人便说“我乃中山靖王之后”，谁会把一个卖草鞋的当回事？朱元璋做过和尚、当过乞丐，若不投红巾军、不争首领之位，历史书上不会有“明太祖”三个字。底层突围，拼的是勇气、眼光与行动，拼的是敢于破局的力量。高调，就是向世界宣告“我在这里”的方式。

有人质疑我说：做好事不留名才是真善，你宣传先行，岂不是沽名钓誉？我的回答很实在：宣传先行，不是为了让别人知道我“多好”，而是为了让更多人加入进来。我网名“好人”，是为了警示自己一定要做个好人。我不是富翁，没有那么多钱捐赠，但我有自己做公益的方式，就是利用我的笔做公益，呼吁大家一起做善事。一个人做公益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如果把公益故事传播出去，就会吸引十个人、一百个人跟着做，那力量就被放大了。我所做的公益，都是依靠宣传的力量发动更多的人献爱心，我个人只是一名组织发动者。

我认为：我们身处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高调做事，就是对自己努力的尊重，也是对社会资源的主动争取。我经常发朋友圈，刷存在感，并没有感觉有什么不对。我的高调，换来的是未来“子孙低调的资本”。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第一代人的使命是突围，是从无到有，是在一片荒地上开出路来。这时候需要的是张扬、是进取、是敢为人先。真的成功了，那第二代人的使命便是守成，是从有到稳，在已有的地基上盖起高楼。这个时候，需要的才是沉稳，是谦和，是低调做人。到了第三代人，他的使命可能就是超越了，从稳到雅，追求精神层面的丰盈，到了这个时候，“低调”才是自然而然的气质。

所以，我的“高调”从来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它是底层者用来撬动资源的杠杆，是无声者用来发出声音的喇叭，是无产者用来积累资本的工具。当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当选择权足够大，高调自然可以退场，低调自然可以登场。那时候的低调，才是真正的修养，而不是被迫的沉默。我们这个社会，太喜欢教人低调了。父母教孩子“枪打出头鸟”，老师教学生“沉默是金”，职场教新人“少说多做”。这些道理都对，但它们都有一个隐含前提：你已经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系统里，你的位置已经有人看见。可如果你不在系统里呢？如果你连系统的大门都没摸到呢？这时候教人低调，等于教一只还没长出翅膀的鸟“不要飞太高”。

高调不是张扬，而是对自身价值的确认；不是炫耀，而是对机会的争取。我的所谓“高调”，本质上是一种清醒的自我经营。我知道自己手里有什么牌，知道这些牌在什么场合才能打出去，知道沉默的代价是什么。我的高调，不是性格使然，而是生存策略使然。先做高调的人，再做低调的人。先争选择权，再谈修养。先让世界看见你，再选择是否让世界忽略你。换句话说：我现在处在适于“高调”的人生阶段，等哪一天你看不到我这么“张扬”了，可能我就“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