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一个叫吴小平的人写了篇文章,说民营经济已经完成了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历史任务,可以逐渐离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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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那一年,姚洋把2018定义为一个时代的分界线——改革开放的时代,从这一年起被写入了历史,做为一个时代结束了。
现在七年过去,剧情却反转了:没有人逼着民营离场,但越来越多的老板,主动选择了离场:或者断臂求生,或者出海让利润体外循环。这是一种沉重的力量,拉都拉不住,2026年1-8月,民间投资同比下降了10.1%,与近十年年均+3.27%,形成巨大落差。
今年发改委已经开了八次民营企业座谈会,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做科技创新的试错成本。但似乎错过了时间窗口。
民间资本思退,原因是多方面的,分析来分析去意义都不大,真正有意义的也许不在经济本身,而是意识形态的支点,在理论与现实之间,怎么咬合?人们不再相信此一时、彼一时的行政语言,甚至也不相信法条,因而,要重建的不是民营经济的信心,关系反了,要重建的是政策的公信力,到底是什么决定政策的导向。
对很多民营老板来说,头疼的不是扩表,而是如何退出。
但在中国,注销一个企业要比注册一个企业难一百倍。因为经营是连续性的,债务在头上,收入却存在滞后性,于是,成了僵尸企业,其实早已经名存实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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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并不是你想退就退得出来。
老板们账上的东西,不是存款,是厂房、设备、存货和应收账款。经营好的时候,这些叫资产;经营差的时候,这些叫包袱——变现就是贱卖,贱卖就是亏掉多年攒的家底。如果贷款签了个人与家庭的连带责任,想破产都没资格。
所以,破产的老板不算惨,最惨的是被动坚守,想离场没那么容易。
那么,这个冬季会有多长?
很长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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