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旗：师道昭昭九十载 法灯耿耿照来人——纪念恩师曾宪义先生九十诞辰

来源 |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作者 | 朱大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26年的秋光漫过人大法学院的银杏道，金叶铺地的石阶上，我仿佛还能看见曾宪义先生缓步走过的身影。今年是先生九十诞辰，距离先生辞世也已近十六个年头。十六载岁月流转，法学界风雨兼程，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蓝图已然徐徐铺展，法学教育的创新之路越走越宽。每一步前行的足迹里，都深藏着先生当年擘画开拓的心血，每一次回望的目光中，都满溢着我们这些受业弟子对先生山高水长的思念。

我与先生的渊源，始于1989年元月。那年我从人大民法研究生班毕业，留校进入经济法教研室任教，教书三年后，1992年9月我正式考取先生的博士研究生，专攻法制史台湾法方向。从那时起，先生于我，便不再只是书报上读到的知名法学家、校园里偶遇的法学院长，而是严师，是领导，更是胜似亲生父亲的慈父。三十七年过去，先生当年的音容笑貌、谆谆教诲，非但没有被岁月冲淡，反而在我人生的每一个重要节点上，愈发清晰，愈发厚重，像深埋心底的火种，总能在迷茫困顿之际，照亮我前行的道路。

以山为峰：先生是引领中国法学教育走向世界的掌舵人

先生执掌人大法律系、法学院的十五个年头，恰恰是中国法学教育从百废待兴走向蓬勃崛起的关键十五年。上世纪90年代初，全国各法律院校都在逐鹿中原、百舸争流，而彼时的人大法学院，在学科建设积淀上不算顶尖，办学的物质条件更是捉襟见肘——就连《法学家》杂志的出版印刷、稿酬发放，都得靠学院一名创业初期的青年教师自掏腰包接济。无数人都在看着，人大法学院要怎么在千帆竞发的赛道里拔得头筹？是先生站在时代的潮头，以超乎常人的远见与魄力，走出了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

先生常说，办教育、建学科，不能只盯着脚下的一亩三分地，要站在中国看世界，更要站在世界看中国。别人都在忙着补经费、盖大楼、抢生源的时候，先生的目光早已投向了大洋彼岸。1997年，先生率代表团一行赴美访问，第一站就锁定了耶鲁、哈佛等六所全美最顶尖的法学院。那个时候中美法学界的交流还远不像今天这样频繁，很多人都觉得，人大法学院要去对接世界最顶级的法学殿堂，简直是遥不可及的事。可先生偏要做这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至今记得听一个代表团成员讲：在美国耶鲁法学院的会谈室里，先生拿着人大法学院的学科规划图，一字一句跟外方讲中国法学教育的使命、讲人大法学院的追求，那份从容与笃定，让见多识广的耶鲁同行也连连动容。后来先生还去美国国务院会晤了克林顿总统的特别代表葛维宝教授，先生和葛教授相谈甚欢，直接敲定了后续一系列深度交流的合作框架。

就是那次访问之后，中美著名法学院院长联席会议正式落地，中欧法学院院长联席会议接踵而来，“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成立50周年庆祝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 —— 人大法学院五十周年院庆的那场盛会，我至今历历在目。那几年里，先生带着人大法学院的老师们马不停蹄地跑对接、谈合作、办论坛，把人大法学院的牌子打到了全世界的法学舞台上。到世纪之交，人大法学院不仅在学科规划、图书场馆建设、教职员工待遇各个方面都实现了脱胎换骨的提升，稳稳站在了国内法学教育的领军位置，更把“中国法学教育”这六个字，堂堂正正地推到了国际学界的视野中央。过去西方学界总有人抱着偏见，散布“中国无法治、中国无法学教育”的谬论，是先生用一场场实打实的交流、一项项沉甸甸的合作，把中国法学的底气、中国法学教育的成就摆到了世界面前。如今我们回望，中国法学教育能有今天的国际地位，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能站在一个如此高的起点上，先生当年筚路蓝缕的开拓之功、擘画之力，怎么称颂都不为过。

先生这一辈子，始终把“法学教育要主动适应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需要”刻在办学的旗帜上。他作为新中国法律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深耕法律史教学研究数十年，从来不是躲在书斋里做死学问，而是始终想着怎样把中国传统优秀法律文化的根脉续上，怎么把法律史的研究体系健全，为整个中国法学的发展筑牢根基。他主持搭建的中国法律史研究体系，至今还是全国高校法律史学科的核心框架；他牵头制定的法学核心课程标准、推动落地的实践教学体系，惠及了一代又一代法学学子。后来，先生先后担任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会长、教育部法学类专业教指委主任，那十几年里，他跑遍了全国几百所法学院校，推动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法学教育的每一轮改革，把中国法学教育的底盘做大、基础做牢、质量做优，为我们今天谈“建构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攒下了最深厚的家底。今天我们研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追根溯源，先生就是最早的奠基者、铺路者。先生当年说过一句话，我记到今天：“中国的法学教育，必须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不能永远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这句话，恰恰是我们今天这场九十诞辰研讨会最核心、最灿烂的题眼。

以笔为犁：先生是教我读懂“治学二字重千斤”的严师

我常说，先生对我的教诲，从来不是挂在嘴边的大道理，而是潜藏在一字一句的细节里。有两个我终生难忘的故事，都发生在先生指导我治学的岁月里，每每想起，都如当头棒喝，让我在后来的教学和研究中，不敢或忘、有半分懈怠。

2002年4月28日，江泽民总书记到中国人民大学考察，就如何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五个高度重视”的要求和“五点希望”。那次讲话，是继此前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四个同样重要”论断之后，又一次指引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方向的重要讲话。江泽民总书记1998年北大讲话确定了“要不要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方向，2001年清华讲话解答了“怎么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而2002年人大这次讲话，第一次明确要把人民大学建成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世界知名一流大学，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问题。江泽民总书记考察结束之后，先生第一时间找到我，说你现在既是《法学家》杂志的编辑部主任，又在人大法学院工作，熟悉我们法学教育的实际情况，要立刻写一篇解读文章，把江泽民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和法学教育、法学研究的未来讲透，给全国的法学工作者做好引导。

那时候时间紧、任务重，我初稿写得急，不少地方都停留在口号式的表态，细节打磨也不够。我把稿子交给先生，满以为顶多改几个字就能发，没承想先生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从文章的整体布局到每一段的逻辑衔接，再到每一个措辞的精准拿捏，逐字逐句给我做了批示。我前后改了五稿，每一稿拿回去，先生都用红笔圈得密密麻麻，哪个观点站位不够高，哪个表述不够严谨，哪句话和法学教育的实际结合得不够紧，他都标得一清二楚。最后定稿的时候，先生亲笔把题目定为《总书记的关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春天 人大建设世界一流的动力》，发在《法学家》2002年第3期的首篇位置。那篇文章发表之后，在全国法学界引发了很大的反响，很多同行跟我说，读完一下子就把讲话精神吃透了。可我心里最清楚，文章里的每一处闪光，都来自先生的立意之高、构思之巧、文字之妙。也是从那时候起，我才真正明白，做学术编辑、做法学研究，从来不是凑字数、发文章那么简单，一字一句，都关乎导向，关乎人心，马虎不得。

还有一次更早的经历，1993年我向先生汇报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方案，那篇学位论文做的是台湾法方向，我在方案里写“广泛收集台湾税法资料、整理消化、形成论文写作思路与框架”。没过两天先生把我叫到他办公室，我一推门就看见他在我那份方案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批注，最醒目的地方，是他用遒劲的笔迹，把“收集”两个字一笔划掉，改成了“搜集”。我那一瞬间还没回过神，先生就语重心长地跟我说：“大旗啊，‘收’是等着东西到你手里，被动散漫；‘搜’是翻遍每一个角落主动去找，下苦功夫。做学问差这一个字，境界就差了十万八千里。”

那个年代计算机还不普及，复印资料贵得很，我为了做这篇学位论文，天天泡在国家图书馆、社科院法学所、北大法学院资料室，骑着自行车往人大图书馆、法学院资料室和其他所有可能找到相关资料的地方跑，抄卡片、啃干面包，整整跑了两年。当我把一页页珍贵的台湾税法史料从尘封的故纸堆里翻出来的时候，我才真正懂得了先生“搜”字批语的分量。那哪里是改一个字，那是把做学问的根给我点透了：做法学研究，尤其是要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法学知识体系，从来没有现成的资料摆在你面前等着你去“收”，必须下“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苦功夫，去搜求，去发掘，去扎扎实实地梳理消化。先生的国学功底之深、驾驭文字之精，从来都不是摆在明面上的炫技，而是在润物细无声的细节里，把为学为人的道理，悄悄刻进了我们这些弟子的骨血里。后来我带自己的学生，改他们的论文时，也总爱讲起“收”改“搜”的故事，这是先生传给我的治学衣钵，我必须再传下去。

以父之怀：先生是把厚爱藏在烟火里的慈父

先生的威严，学界人人皆知，可先生对学生的爱护，却只有我们这些常伴他左右的弟子，才能体会得最深切。先生的关爱，从来不是挂在嘴上的嘘寒问暖，全在一桩桩一件件我们甚至事先都不知情的大小事情里，暖得人一辈子想起来都心头发热。

每次我去先生家里拜访，他永远都是笑着开门，热茶或者热咖啡早就泡好了放在桌边，拉着我坐下来问最近教学怎么样，孩子学习怎么样，家里日子顺不顺心。临走的时候，他从来都要亲自起身送我，一直送到走廊的电梯口，伸出手帮我按下下行的按键，看着电梯门关上，才转身回去。这么多年，没有一次例外。2006年，学校党委组织部几次找我谈话，想派我去苏州市政府挂职锻炼，我自己拿捏不准方向，专程去先生家里请教。先生听完我的顾虑，沉默了好一会儿，非常郑重地跟我说：“以我的观察，你不适合。”就这简简单单的九个字，没有半句官话套话，却把他对我未来路径的全盘考量、对我个人脾性的深刻了解，全装在了里面。我听完先生的话，瞬间就心定了，不再为外界的机会晃神，踏踏实实在法学教育和学术研究的路上走下去。回头看，正是当年先生这句点醒，才让我少走了很多弯路。

上世纪末，人大教职工的住房条件特别紧张，我家分到的房子在西三旗育新小区，每天上下班骑个自行车风吹日晒，酷暑天骑到学校浑身都是汗。那时候我还兼着《法学家》杂志的编辑部主任，组稿、编辑、校对、跑印刷厂一大堆事，天天都得往学校跑。先生不知道从哪听说了我住得远来回折腾的事，没跟我透半点口风，自己去学校后勤部门帮我协调，最终帮我调到了双榆树双安商场旁边的青年公寓，离学校骑车不到十分钟就到。调完房子，先生才亲自打电话跟我说，以后跑编辑部不用那么辛苦了。那天我拿着新房钥匙站在楼下，半天说不出话——我自己都没好意思张嘴提的困难，先生全替我放在了心上。先生对学生的这份关怀，哪里是普通的师生情，分明是舐犊情深的父爱，比亲生父亲想得还要周到。

后来我每次带着自己的学生路过双安商场旁那片老楼，都会跟他们讲起这件事。法学界都称先生是“法界巨擘”，可在我心里，他永远是那个会悄悄帮你解决燃眉之急、会一字一句改你文章、会站在电梯口目送你下楼的老人。他的宽厚，不是做出来的姿态，是刻在骨子里的仁德。

九十诞辰，我们终于走到了您当年期盼的远方

十六年前，我在长沙参加学术会议，突然接到先生驾鹤西去的噩耗，那一刻如同雷击，跌坐在酒店的床上，半天说不出话。遥望着北方北京的方向，止不住的眼泪把衣襟都打湿了，当场写下了那首五言小诗：“星城闻噩耗，涕泪湿三湘。跪泣遥北望，历历缅师颜。国折法界擘，我失慈严般。向使身可代，岂豫易尊安。”那些天我脑海里全是先生的影子，觉得天好像塌了一半。

可十六年过去，我们这些弟子，沿着先生当年铺好的路，一步一步往前走，看着中国法学教育的版图越来越大，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大厦一点点拔地而起，终于明白先生当年的心血从来都没有白费。2026年今天这个秋天，我们在人大法学院召开这场“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与法学教育的创新发展”学术研讨会，多少先生当年的老友、学生、同行从全国各地赶来，大家围坐在一起，回望先生的治学与办学之路，交流今天中国法学创新发展的前沿观点，这何尝不是对先生九十诞辰最好的纪念？

先生当年说，要让中国法学教育走向世界，今天我们的中国法学家已经在国际学界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先生当年说要建好自己的法学学科体系，今天全国六百多所法学院校的数十万法学学子，正在先生搭建的体系里茁壮成长；先生当年一辈子致力传承的中国传统优秀法律文化，今天已经成为我们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最深厚的根脉。先生一辈子以博大宽宏的胸怀、敬业奉献的精神、厚重精深的学术、民胞物与的情怀，在我心里立起了一座“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至高至大、独一无二的丰碑，时时刻刻鞭策着我、引领着我。这么多年来，我一刻也不敢懈怠，踩着先生的脚印，在法学学术、教书育人的道路上劢勉前行，无怨无悔。

先生虽然离开我们近十六年，但他的精神从来没有走远。他种下的种子，早已在整个中国法学界生根发芽，长成了参天大树。今天我们在他九十诞辰的日子里，燃一瓣心香，遥寄追思，想亲口告诉他：先生，您放心安歇吧。您当年的教诲，我们一个字都没忘；您当年希冀的事业，我们这一代代法律人，一定会稳稳地扛起来，笃行不怠，直到实现的那一天！

最后，谨以七言小诗一首，敬献给恩师曾宪义先生九十冥寿：

《敬怀恩师曾公宪义九十华诞》

法苑宗师九秩春，弦歌四海忆鸿尘。

执灯引炬开新宇，振袂乘风渡远津。

笔铸丹青留公论，心牵后辈见慈仁。

今朝荐菊秋光里，长继先生筑梦人。

永远怀念您的1992级博士生弟子：朱大旗

2026年9月27日 于明德法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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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 吴晓婧

审核人员 | 孙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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