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1月，北平城内，傅作义面对国民党方面催促南撤的电报，迟迟没有登上飞机。城外，人民解放军已完成包围；城内，数十万军政人员和百姓都在等待一个结果。对傅作义来说，这不只是去留问题，更是如何保全部属、保住城市，以及给自己留下转圜余地。
北平守军已经失去继续作战的条件。华北战场的形势早已改变，平津战役进入收束阶段，天津失守后，北平成为孤城。傅作义若率部突围，不仅胜算极低，还可能引发巷战，使古都遭到严重破坏。
蒋介石方面并非没有安排。南京希望傅作义率部南撤，至少把主力带到长江以南。但北平机场受制于战局，大批部队也难以通过空运撤走。更重要的是，傅作义清楚，部队一旦分散，自己就会失去与各方谈判的筹码。
有人劝他：“总座，南下还有路。”
傅作义没有立即答应，只说：“城里几十万人，不能拿他们冒险。”
这句话未必是当时的原话，却符合他在北平问题上的实际选择。1949年1月16日，傅作义与中共方面的谈判继续推进；1月21日，双方达成《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和平解决并不等于傅作义已经完成政治转向。对他而言，交出北平是现实压力下的决定，今后何去何从仍没有完全确定。部队如何处理，旧部能否保留，自己会不会被边缘化，都是摆在面前的难题。
北平解放后，傅作义没有立刻远走南京，而是把目光投向绥远。绥远地处西北，董其武所部仍有相当规模，地方局势也比北平复杂。傅作义设想以整顿军队、恢复生产为名，使部队逐步转入地方建设，所谓“寓兵于农”，既能避免立即瓦解，也能保留一定影响力。
这封被后人称作“密信”的文字，核心并不在于某一句惊人的判断，而在于它反映出的两面性：一方面，傅作义向蒋介石表示自己仍有安排；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承认北平已经无法继续固守。所谓“伺机而动”，更多是一个旧军政人物在败局中寻找退路的心理写照。
2月下旬，傅作义到西柏坡同毛泽东等人会谈。双方讨论的重点，包括北平善后、部队改编以及个人今后的工作安排。傅作义不可能不知道，旧式军队若继续作为独立力量存在，势必与新政权的统一部署发生冲突。因此，他需要争取的，已不是恢复旧局，而是让旧部获得一个能够接受的去处。
此后，绥远成为关键。国民党方面对绥远的粮饷支持逐渐减少，董其武部队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傅作义一面同南京保持联系，一面同北平方面商议绥远问题。两头都在试探，也都在等待。蒋介石希望绥远继续坚持，人民政府则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当地问题。
有意思的是，真正推动局势变化的，并不是傅作义个人的一封信，而是绥远部队自身的处境。长期作战、补给困难、政治前途不明，使董其武等人逐渐认识到，继续充当内战前线已难以维持。傅作义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是利用自身威望促成谈判，而不是凭一人之力决定全部结果。
1949年9月19日，绥远起义通电发表。董其武率部接受改编，绥远问题由军事对抗转入和平解决。傅作义随后返回北平，继续参与善后工作。至此，他原先设想的“保留一支旧部、等待局势变化”，实际上已经失去了现实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被任命为水利部部长。他曾长期带兵，对水利建设并不熟悉，却接受了这一安排。这个职务既是对其北平和平解放所作贡献的肯定，也意味着他的政治角色发生了根本变化：从统兵将领转为国家建设者，旧部和个人声望不能再成为独立筹码。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原绥远起义部队经过整编，部分力量投入抗美援朝战场。傅作义也以水利建设和国家事务为主要职责，不再以保存旧部、等待时机为行动中心。那封寄托着复杂盘算的信，最终没有等来所谓转机，绥远部队也没有成为旧政权反攻的支点。
傅作义晚年仍同台湾方面保持过联系，但他的政治道路已经无法回到1949年以前。北平、绥远这两个地名，见证的不是一场简单的投降或起义，而是一个旧军政人物在败局中不断调整选择的过程：先保城市，再保部队，继而接受改编，最终把余生放在国家水利建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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