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冬，湖北黄安县徐家村，一名军人站在村口，反复打听石顺香的住处。村民听见这个名字，起初都摇头。直到一位老人提醒：“她就是徐家婶子。”军人这才松了口气。
他此行不是办差，也不是传达公文，而是奉徐深吉之命，来接他的母亲。十七年前，村里人早已认定徐深吉战死，石顺香还在山上为儿子立过衣冠冢。如今，一个军人突然说：“老人家，徐司令派我来接您。”
石顺香不敢相信。警卫员递上一封信，她颤抖着拆开，目光落在熟悉的字迹上，许久没有说话。确认那确实是儿子的笔迹后，她只反复念叨：“他还活着。”
这场误会，起于一次战斗中的昏迷。
1932年，红军转战途中，徐深吉曾获准回乡短暂探母。石顺香刚见到儿子，便忙着问他想吃什么。徐深吉却没有多停，只说：“娘，部队还等着我。”母子二人说了几句话，他便重新上路。
不久后，徐深吉参加古峰岭战斗。枪林弹雨中，他身负重伤，胸口中弹，倒在阵地附近。战友赶来时，只见他浑身是血，误以为已经牺牲，便把消息带回了家乡。
石顺香听到噩耗，当场昏厥。醒来后，她一度难以承受打击。乡亲们轮流劝慰，她才慢慢撑住，在山上为儿子修了一座衣冠冢。此后的许多年，她都把那里当作祭奠儿子的地方。
徐深吉本人却并不知道家中发生了什么。伤势稍有好转，他又回到部队。那是战事频繁、通讯困难的年代，写出的信未必能够送达，派人寻找亲属也常常毫无结果。母亲以为儿子死了，儿子则不知道母亲仍在苦等。
真正改变徐深吉命运的，并不只是战场上的勇敢，还有他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红四方面军时期，他曾因受到怀疑被关押，后来虽然没有查出问题，职务仍受到影响。徐向前了解他的为人，便把他调到总指挥部担任参谋。
有一次，徐向前交给他绘制川北军用地图的任务。徐深吉文化程度不高，却没有推脱。他四处查找旧地图，又到各地核对道路、河流和距离，经过反复勘察，终于绘成一份较为实用的地图。
徐向前看后十分重视，安排印制并下发部队。对行军和作战而言，这类地图价值极大。一个不善于谈理论的人，凭着脚踏实地的办法，完成了不少读书人也未必能迅速完成的工作。
有意思的是，徐深吉还曾因一句话陷入尴尬。一次，几名领导谈到知识问题，他突然插话：“牛顿是很有学问的人。”张国焘听后讥讽他，徐向前及时替他解围：“这句话是我教他的。”短短一句话，既护住了部下，也避免了场面进一步恶化。
徐深吉的长处，很快在军队建设中显现出来。1934年，他参与教导大队工作，为基层干部讲授参谋业务；同年又担任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军事主任。抗战时期，他善于利用地形组织伏击和反“扫荡”作战，黄崖底战斗中，部队歼敌三百余人而自身没有伤亡，体现出他对战场判断的沉着。
1942年，他在执行任务途中遭敌伏击，警卫员牺牲，他本人再次负伤。弹片留在体内多年，肺结核和旧伤也不断折磨着身体，但他仍承担指挥、训练和军政管理工作。抗战结束后，他还负责晋冀鲁豫军区军政大学的建设，为部队培养干部。
1949年母子相见时，徐深吉已经成为人民解放军的重要将领。石顺香看着眼前的儿子，仍像在辨认一个从死亡消息中走回来的人。徐深吉没有机会长期陪伴母亲，团聚之后，工作又占据了大部分时间。
1954年，徐深吉调任空军副司令员，着手完善后勤管理和战备制度，并参与航空油料的研制工作。戎马生涯留下的伤病没有消失，他却把更多精力放在军队建设上。
2000年8月8日，徐深吉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他生前留下遗嘱，要求丧事从简，遗体供医学解剖使用，火化后不保留骨灰。那座曾经为“亡子”修建的衣冠冢，见证的却是一个从战场归来、又长期投身军队建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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