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9年2月，广西边境某处指挥所内，许世友面对摊开的越南地图，考虑的已经不只是攻下几个据点，而是如何让越军北部防线彻底失去支撑。这位时年74岁的老将，知道正面推进能够完成任务，可地图上的两条路线，或许能把战局推向完全不同的方向。
那场战争从一开始就带着“有限行动”的性质。2月17日，中国军队在广西、云南方向展开自卫还击，许世友负责东线作战指挥。高平、谅山相继成为关键目标，战场进展比预想更快，但越军并没有立即垮掉，反而试图从南部和柬埔寨方向抽调兵力回援。
正是在这个阶段，许世友一方提出了更大胆的设想。它们未必都是完整成形的作战命令，更准确地说，是根据敌情、地形和部队进展形成的战役构想。一个指向老挝，另一个则盯住越军从柬埔寨回调的力量。
越南地形狭长，北部与南部之间有一段相对收窄的区域。若从云南方向出动部队，借道老挝，再向越南中部沿海方向实施迂回，理论上可以截断越军南北联系。与此同时，广西方向继续施压，越军北部主力便可能陷入侧后受威胁的局面。
这个想法的军事逻辑并不复杂：正面牵制，侧翼切断，迫使对手在狭窄战线上被动分兵。对于熟悉大兵团作战的许世友而言，迂回包围比单纯逐点推进更有诱惑力。问题是，地图上的一条线，落到现实中就会变成主权、外交和补给线。
老挝是独立国家，中国军队若未经同意进入其领土，行动性质立刻发生变化。更棘手的是，越南与老挝关系密切，苏联也在当地拥有影响力。1978年，越南同苏联签署友好合作条约，地区对抗已经不再是两个邻国之间的事情。贸然扩大方向，可能给苏联介入提供理由，使中国北部和西南同时承受压力。
因此，军方的进攻设想必须放在整个国际环境中衡量。战场上多走一步，也许能取得更大军事收益；战略上多跨一步，却可能把一次边境行动变成长期对抗。对于当时正着手改善国内经济环境的中国来说，这个代价不能只用缴获多少、歼灭多少来计算。
第二套构想，针对的是越军从柬埔寨方向调回的部队。越南自1978年底出兵柬埔寨，那里牵制了相当数量的兵力。许世友判断，如果能在越军北返途中加以截击，甚至继续向南追击，就可能打掉对方的一张重要底牌。
有意思的是，越军回援本身说明中国军队的进攻已经迫使河内重新调整部署。可追击并不等于简单扩大战果。越南北部多山，西南方向又有复杂的热带地形，公路条件有限，机械化部队一旦离开既有道路，燃料、弹药和粮秣都要依赖漫长运输线。
“打进去容易，养住部队难。”这类判断，正是当时决策层最看重的现实问题。深入柬埔寨，意味着作战目标从边境惩戒转向纵深作战，部队可能被复杂地形拖住，越军也会利用熟悉环境展开袭扰。美国在印度支那长期作战留下的教训，同样不容忽视。
3月4日，谅山被中国军队攻占，河内北部门户受到直接压力。此时若继续南进，军事上确实存在扩大成果的可能，但政治目的和军事手段必须保持一致。中国并没有把推翻越南政权、占领其首都作为目标，行动的边界仍然是打击边境威胁、迫使对方收缩力量。
3月5日，中国政府宣布开始撤军。此后部队按计划回撤，至3月16日基本完成。撤退并不是仓促逃离，沿途对重要交通设施、军事据点和部分工矿设施实施破坏，尽可能削弱越军迅速恢复北部战场的能力。这样的处理，也说明作战目标始终包含“打击之后退出”这一层考虑。
两套方案没有被采纳，不能简单理解为保守，更不能说许世友的判断失误。将领站在战场上，关注的是如何抓住窗口；中央决策则要同时计算苏联反应、周边国家态度、后勤承受力以及国内建设所需的稳定环境。军事机会与国家风险，有时并不是一回事。
许世友早年参加革命，长期在复杂战场中形成了敢打硬仗、重视主动出击的指挥风格。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1979年的东线作战中，这种风格表现得很明显：推进要快，打击要重，不能让越军从容组织防御。但方案最终停留在研判层面，也反映出一名战区指挥员必须服从更大的战略边界。
如果老挝方向真的展开，东南亚格局可能迅速改变；如果追击进入柬埔寨，战争规模和持续时间也很可能超出原先设定。可历史没有采用那两条路线。中国军队在完成高平、谅山等地作战任务后撤回境内，越南北部则在相当长时间内承受着边境压力与基础设施受损的后果。两套方案留下的，正是战场冲动与国家战略之间那道不能轻易跨过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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