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615年5月4日，北京紫禁城慈庆宫前，太子朱常洛尚未出面，一个手持木棍的男子已经冲破宫门。此人名叫张差，打伤守门太监后被当场擒住。看似拙劣的行刺，却牵动了万历朝廷最敏感的神经。
这场风波的根子，要从皇位继承说起。万历皇帝朱翊钧长期不愿册立皇长子朱常洛，原因并不复杂：朱常洛生母只是宫女，而郑贵妃所生的朱常洵更受宠爱。按照“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旧制，皇长子本应优先成为储君。
朝臣多年据理力争，万历则迟迟拖延。围绕册立太子的争论，逐渐变成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的长期僵局。直到1601年，朱常洛才被正式册立为太子，朱常洵封福王。名分虽然定下，宫中的暗流并未消失。
张差闯入慈庆宫后，最初供称自己受人指使，并牵出郑贵妃身边的太监庞保、刘成。消息传开，朝臣立即怀疑，背后可能存在针对太子的谋划。若继续深挖，势必牵连郑贵妃，甚至把万历皇帝也推到极难堪的位置。
万历没有让案件扩大。张差很快被处死，相关线索也没有得到公开、完整的审理。有人认为郑贵妃一方确有嫌疑，也有人怀疑太子身边有人借机制造事端。由于关键证人和证据都未能保存下来，梃击案便停留在半明半暗之间。
有大臣曾试探朱常洛的态度，朱常洛只得说：“此事不必株连贵妃。”这句话既像是在替父亲解围，也像是在保全自己。对身处夹缝中的太子而言，查得太深未必有利，案子就此收束，反而使他避免了再次成为斗争中心。
真正让局势失控的，是1620年的红丸案。万历去世后，朱常洛登基，是为光宗。多年压抑之后，他突然成为天下之主，却没有足够时间整顿朝局。即位仅十余日，身体便出现严重问题。
光宗先接受太监崔文升所进药物，随后腹泻不止，病势明显恶化。此时，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献所谓红丸。内阁大臣方从哲等人对此颇为犹疑，光宗却急于求治，仍决定服用。
第一粒红丸下肚后，光宗一度感觉精神好转，还能与身边人交谈。到了当夜，病情突然转坏。1620年9月26日，登基不足一个月的朱常洛去世。皇帝病亡过于突然，红丸究竟是药物、误治，还是另有隐情，立即成为朝野争论的焦点。
“红丸案”之所以越查越乱，并不只是因为一粒药。光宗死亡后，朝臣之间本就存在派系隔阂，许多人借案件追究政敌，也有人借机攻击方从哲、李可灼等人。有人把矛头指向郑贵妃，但从实际利益看，她未必愿意承担毒害新皇帝的巨大风险。
红丸案牵连多人，处罚也不断变化，却始终没有形成足以服众的结论。皇帝的病情记录、用药过程和宫中传闻彼此交错，使这桩案件既有医疗因素，也被卷入激烈的政治角力。
光宗死后，年仅十六岁的朱由校继位，是为熹宗。此时，照料他的李选侍仍住在乾清宫，并试图以抚养皇帝的身份继续保持影响力。围绕她是否应被尊为皇太后，朝中很快爆发冲突。
杨涟、刘一燝等大臣担心李选侍借幼主临朝，便要求立即面见朱由校。李选侍一度阻拦，双方在乾清宫内形成僵持。大臣见到朱由校后高呼万岁，将他护送至文华殿，皇帝与李选侍由此被强行分开。
随后，群臣要求李选侍迁出乾清宫，改居哕鸾宫。李选侍不愿接受，也不肯放弃要求尊号。宫廷内外的争执逐渐扩大，迁宫不再只是居所调整，而成了决定谁能接近皇帝、谁能影响朝政的关键一步。
李选侍移居后，哕鸾宫发生火灾，宫中又传出她与皇八女遭遇不测的说法。消息真假难辨，却迅速引发舆论压力。为平息风波，朱由校和有关大臣公开表示会保障李选侍及皇八女的安全，移宫之争这才暂时收场。
梃击案留下的是未被查清的行刺，红丸案留下的是无法确认的死因，移宫案留下的则是幼主身边权力归属的争夺。三案彼此相连，却各有核心：太子名分、皇帝生死，以及新君身边谁能掌握话语权。正因为关键环节始终缺少足够证据，明末这三桩案件才长期笼罩在疑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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